曹林我在论文和书稿后记中致谢过的老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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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我在论文和书稿后记中致谢过的老师
曹林:
我在论文和书稿后记中致谢过的老师
教师节,感谢那些在我人生和事业道路上给过我指导的老师们。
说不尽的感谢,都写在了过去几年出的几本书和研究生论文的后记中。
一 《拒绝伪正义》“后记”的部分内容我走上评论之路,是从大学开始的。
那时在大学办一份叫《大学新闻》的校园报纸,我不甘心将这份报纸办成大学生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的地方,而想办成一份有思想深度、有批判视角的校园报纸。
接手这份报纸后,就按我的思想对报纸进行了改造,对大学校园内一些现象进行激烈的批判。
如今如今这代人崇拜的是韩寒,而我们那代人流行的是余杰的书,余杰和韩寒都很有批判性,然而两者又有很大区别,韩寒是顽皮少年式的批判,而余杰的批判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和启蒙味。
我当时的文章多少受到了余杰的影响,看看我当时发在《大学新闻》上这些文章的题目就知道:
《大学教授,我来剥你的皮》、《思想政治辅导员,我来给你们上课》、《华工人文讲座的危机》等等。
当时的《大学新闻》不仅在华工,在整个武汉高校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因为写了那些尖锐的批判文章,不少老师很不喜欢我,新闻学院甚至有思想比较左的老师愤怒地写信给学校建议开除我。
非常感谢母校新闻学院当时自由的氛围,尤其是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吴廷俊教授的宽容。
在我的文章受到党委宣传部批评的时候,他多次在学生和教师会议上力挺我,说看了《大学教授,我来剥你的皮》这篇文章后为教授感到脸红,深刻地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属于那种只拿工资而误人子弟的教授,并让教授们多看看我的那篇文章。
正是吴老师的宽容和学院鼓励学生自由思想的氛围,让我能保持着对思考的习惯和表达的习惯。
让自己有勇气和自信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
还有新闻学院的刘洁教授,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
刘老师很鼓励学生的创新,大二时上她的新闻理论课,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
作业发回给我后,刘老师不仅给了我最高分,还在我的论文后附了一封信,热情地鼓励我。
曹林:
几个月的课程转眼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把你的名字和本人对上号,虽钱钟书先生有鸡和蛋的比喻,但以师生关系论,不免有所遗憾。
你无疑是我四年教学生活中,遇到的最有思想、个性的学生。
一而喜,有学生如此,人生一大乐事。
一则惧,真乃后生可畏;一则愧,仅以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古人之言聊以自慰。
两三年之后,我当望尘莫及。
种种研究题目和思路对我颇有启发,思路的深度、广度、大跨度,很有大家风范,当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绝好的种子。
新闻理论界并无大师级人物,假以时日,曹林如何?
从你两页纸中隐约看到几年前刘洁的影子,只是现在已俗不可耐,今日如迎当头棒喝,多谢了。
希望你能坚持下来,以下三点供你参考,一,涉及面如此之宽,如何解决深度的问题,最好找个主攻方向。
二,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要力图融合,防止两张皮现象。
三,防止概念罗列,要吃透本质,深入浅出。
刘洁,99年5月28日清晨对一个未见过面、毫无名气的学生,一个老师能写这样的信,可见一个老师的风范和气质,老师提携和鼓励学生之情溢于言表。
(刘洁教授)当然还有何锡章教授,中文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对新闻学院那些“不太听话”的学生多有呵护,他很“惯”那样有着独立追求的学生,我的一些个性,就是何老师“惯”出来的。
何老师在各方面给过我帮助,办报陷入危机时给予帮助,受到批评时给予保护。
何老师身上颇有西南联大名教授之风。
他爱抽烟,给我们上课前,常举着烟盒先问一句“谁抽烟”,并很自信地说“如果不喜欢他的课可以随意逃”,被学生誉为“北有钱理群,南有何锡章”。
(何锡章教授)新闻学院还有一位老师让我至今记忆犹深。
一位教网络新闻、工课过来的教授,给我们上完第一节课后,让我们用留言的方式给他提意见,我觉得他的课讲的实在太差,于是就给他开了个书单,让他要给我们上课必须先把这些书找来看看。
一直以为他不知道那个给他开书单的是谁,我毕业的时候,师生一起吃散伙饭,这位老师在我耳边说,你开的书单我后来都找来看了,谢谢你。
我当时感觉非常惭愧,脸立即红了,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他说,除了你,还有谁敢对老师那么没有礼貌。
不过我可没有给你穿小鞋噢。
确实没有给我穿小鞋,当时那门课,他给了我最高分95分。
这就是当时华工老师的宽容和风度,华工新闻学院对有个性的学生的呵护。
我就在这样自由和宽松的氛围中,养成思考和批判的习惯的。
没有对自由思想的鼓励和呵护,新闻教育一无所有。
感谢《中国青年报》前评论部主任李方给我的思想启迪,是他的发现和引荐能让我有机会进入到《中国青年报》这个我一直以来心向往之的、充满新闻理想主义热情的媒体。
感谢我的师姐冯雪梅,是她一直鼓励着我坚守自己的评论理性,并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
还有中青报总编辑陈小川,也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他作为写了30多年评论的老报人,对评论有着很成熟的认知,他每周一在报纸内部业务例会上的讲话我都会保存下来,我的评论很多都受到了川总的影响。
还有深圳《晶报》评论部主任李鸿文,他不仅在精神和思想上给我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了我许多呵护和帮助。
(陈小川教授)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在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老报人包月阳先生,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的负责人徐卫东,秘书长史斌为本丛书的出版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在此一并致谢。
二 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后记一个耳熟能详的常识是:
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常识映射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就是:
构思时激情充沛信心十足地想把论文做得轰轰烈烈,可在接下来的查资料和写作过程中,这种激情不断递减,资料索引的细琐,年轻人的浮躁,创新冲动的衰竭,世俗事务的缠身,欲作惊世之作的理想在时光的磨洗中被异化为一种消极的负担。
(后来有新新人类逗比总结为:
每次写论文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定下选题的时候,有一种改写整个学术史的幻觉和冲动;开始写的时候,有一种困难重重在所不惜的坚韧;写到一半的时候,有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
写完了之后,终于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学渣。
)在这种心态历程中写着写着,论文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把原初构思时的核心思想都写出来了,但总感觉缺少一种自己理想中所欣赏的那种气质,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寻思来寻思去,感觉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知识积淀上,克伦威尔说:
人不可能攀登得比自己不知道的地方高——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自己所有的知识素养只能支撑自己写出这种水平和高度,再不满意也只能如此。
自知之明的反思之后,对自己写作的态度还基本满意的,无论是从选题的勇气,还是道德上对原创的坚守,拟或技术上对理论的把握来讲,都觉心中无愧。
我知道,这样的文章是要进入自己档案跟随自己一生的,无论如何,要能经得起数十年之后自己眼光的审视。
先感谢一下自己吧,自己七年的大学没有白读。
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但主流是在读书,是在思考,是在修身,是在笔耕不辍。
大多数时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明白自己的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不盲从书本,不偏信权威,不随波逐流,走出了一条尊重自己个性、最大程度贴近自己兴趣的路子。
庆幸自己在一片浮躁的汪洋中远离了浮躁,在对知识的求索中拒绝让自己成为一个带着犬儒口音的新闻人,洗尽身上的匠气,超越原始的才气,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充满正气、豪气和大气的新闻人。
我知道,自己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也许这将是一辈子的事。
然后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吴廷俊教授了。
因为院务和研究的繁忙,身为一院之长的吴老师很少有时间当面直接指导我,不过他作为学者的严谨、作为长者的宽厚和作为院长的宽容确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本科时办一份叫《大学新闻》的院报时,是他的宽容支撑着我在思想上的任性,支撑着那张被某些人视为另类的报纸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正是在吴老师和孙旭培教授的指导下,突破了这些问题,这里对孙旭培教授一并表示感谢。
(吴廷俊教授)再要感谢的就是我院已退休的戚海龙副教授了。
说句实话,戚老师许多对我论文的批评意见我不并认同,甚至是很不认同,但我不得不感动于他对学生的负责态度和尽职精神。
在我忘记了给戚老师打电话问询论文修改意见的情况下,戚老师在一个清晨亲自把那本密密麻麻地批满了他修改意见的论文初稿送到我的宿舍,并不厌其烦地解释需要修改的原因,甚至一个引注的错误,一个标点的错误都标注出来了,这能不让人感动吗?
最后要感谢的就是远在新加坡的陈扬同学和曾在新加坡作访问学者的刘洁副教授了。
就读于南洋理工学院传播系的陈扬同学给我提供了不少有关新加坡政府和传媒关系的资料,刘洁老师提供了自己好几篇有关新加坡传媒状况的论文,对我的论文写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夜已很深,抬头看看窗外的黑,沁苑四周一片寂静,远处紫荆路上的路灯依稀可见。
借着窗外夜黑的无限,我的思绪也开始无限地延伸开来,七年华工校园生活的许多细节竞相涌入我的思绪,往事并不如烟,一幕幕是那么的清晰,一幕幕是那么的鲜活:
有杨叔子老校长激情的讲演,有何锡章教授亲切的笑容,有张良皋教授风趣的言谈,同学少年的风华正茂,百年树人的人文熏陶——我深深地明白,我最要感谢的是这所伟大的学校,正是在他那宽厚的胸怀上,我从一个稚气十足的高中生成长为一个积极上进的新闻人,我思想的血脉上流着这所学校的血。
晚安,夜色中美丽的校园!
吻你,我亲爱的母校!
愿我们都有个好梦!
三 《时评写作十讲》后记我是一个喜欢与人分享思想和感悟的人。
这种习惯,不仅让我走上了时事评论写作之路,以表达为业,与读者分享我对时事时局、公共事务的看法——也让我在对评论写作了有了感悟后,会急于将这些写作感悟写出来、讲出来,与写作爱好者和有志于以时评写作为业的朋友们分享。
正因为此,大学邀请我去给学生们开讲座讲评论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欣然接受,精心准备,认真做好课件,这是多好的分享机会啊。
之外,在各种业内的研讨会上,我一般也是发言最多、最积极的人,这,也是分享。
当下时评正处于繁盛期,评论写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但像我这样,愿意把写作经验和感悟系统地表达出来的同行不多。
做新闻业务和实践的,多对这种理论总结不是太热衷:
一是日常的工作太忙,无暇作这种总结,即使有感悟有总结,也是一鳞半爪的;二是,做实践的总对这类总结有些不屑,尤其是做新闻的,一般都认为“新闻无学”、“评论无学”,没太多可提升为理论的东西,到媒体单位实习几天就明白了,在实践中就可以掌握了。
当然,还有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原因。
我在这本书中已经证明,像评论写作这种新闻业务,还是有“学”的。
这种“学”,不仅有技术层面,还有非技术层面。
当然,也有一些从实践到学院的人,他们从实务界转到大学教学后,开始总结自己的从业思考,把自己以前写新闻写评论的经验总结出来,而不是一边实践一边作系统总结,带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来写评论,作为写作者去研究写作的规律。
这种实践者的总结和研究,比那些缺乏实践经验、纯粹停留于理论分析层面的研究,对写作更有借鉴意义。
当然了,本书写完之后,正如少华在前言中提及的,我也感觉到了有一些偏激之处,对学院中人作了过于苛刻的批评,也有点夸大了这种“实践者教学”的效果。
评论,当然可以教放学,但不是老师教了,学生就能学会的,关键还在于学生自己的领悟和实践。
前段时间回武汉参加母校的新闻学院举办的“新闻评论高层论坛”时,我反思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算是对书中内容的补充,评论教育其实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教人怎么写评论,那应该像我所说的那样,实践性非常重要。
另一个是研究性的,比如研究时事评论的社会效果,研究评论的传播规律,对社会的推动作用等等,这种研究可以是纯粹理论的,而无须苛求实践。
对于评论教学,我可能也更多地在强调“有什么用”,过于强调“怎么用”,这可能会让教学变得比较功利。
在新闻评论教育上,不能过于迎合学生那种“学到就会写,听了老师的课就能写”的期待,这是对评论教学不切实际的期待。
评论,可能主要靠学生自己去实践,不要都寄托在评论教育上。
一次在某大学讲评论,学生最后问我,上了某位老师一学期课后,自己还不会动笔,问怎么办?
我问他,你至今动笔写过几篇评论了?
他说一篇都没写过。
我说,你自己不写的话,即使世界上最好的评论教师,也教不会你写评论的。
就像游泳一样,教练讲得再好,你自己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的。
不会写,也要强迫自己下笔去写,写出来了再总结,多写几次,就入行了。
不能望而生畏,不能偷懒,不能为自己不动笔寻找借口,把责任都推到评论老师身上。
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文杰兄。
大学同窗七年,这可是真正的同窗,同住一个宿舍7年。
文杰兄的鼓励,催逼着有惰性的我坚持写完了这本书。
当年在武汉读书时,文杰也写过时评,后来可能觉得这东西不好玩,就改写影评了,在影评圈颇有影响。
文杰看过的电影,我几辈子都看不完的。
当年在宿舍时,每次看文杰将我等俗人看来沉闷无比的片子看得津津有味时,就知道这位爷在影评事业上必有大成。
感谢少华拨冗给我写序,而且是一气呵成,当我很忐忑并弱弱地给少华写信求序时,没想到两小时内就收到来信,少华不仅爽快应下来,而且出乎我意料并让我感动的是,答应的同时已经写好了。
传来一看,漂亮,没有对我这个后辈、这个前同事、这个山友的情谊,没有在评论教学上的深厚积累,不可能这么快写出这么棒的书序。
感谢鄢烈山、包月阳、吴稼祥、陈昌凤、徐泓、陈寅、周庆安(排名按交稿的先后顺序,呵呵)等师友的倾力推荐。
四 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30周年院庆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谢谢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长们、可爱的学弟学妹们的掌声,平息了我的激动,缓解了我的紧张。
据说,证明一个人的演讲有没有吸引力,全宇宙全银河系有且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演讲时有没有人在下面玩儿手机。
我争取不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争取让大家不必低头玩手机。
为什么是“争取”不讲套话呢?
因为首先出于礼貌,我不得不讲些套话,感谢张昆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在30年院庆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代表毕业生向我们的学院30岁的生日表达祝贺,向我们的恩师表达敬意。
(张昆教授)很珍惜这次发言的机会,为了这次发言,前几天我专门回学校一趟重走了当年读书时走过的路。
母校太大了,发展也太快了,当时没有弄明白,当年读书时在校园走那么远的路,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经过“绝望坡”从这个校区走到另一个校区,一点也没觉得累。
为什么现在走一会儿就很累了呢?
后来想明白了,当年是跟学妹一起走,是为了跟上学妹的步伐,有积极性。
当年的小学妹如今已经成了我家孩儿他妈,所以我对我们的新闻学院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为了这次发言,我又去了一次读书时常去的图书馆,发现如今的学弟学妹比我们当年更刻苦了。
当我看到图书馆门口都贴出了“请同学们注意劳逸结合,适当休息”的温馨提醒时,我和我的老伙伴和老伴们都惊呆了。
据说,有个同学曾经进图书馆三天后没出来,最后是被抬出来的。
为了这次发言,我也到学院的网站了看了各位院友的回忆文章,寻找30年的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情愫。
我看到了大家一样的经历,比如经过新闻学院的教育,是怎么从当年的屌丝而成长为如今的高级屌丝的。
虽然在中国做新闻做得很艰难,还好,我看到的是,大家都在为选择了新闻这个专业而自豪,而不是苦逼地感慨“你今天流的汗和泪,都是你当初选专业时脑子进的水”。
看到了很多共同的记忆符号,比如,老院长吴廷俊教授的儒雅与渊博,申凡教授的幽默与智慧,程师寿教授的汉普话和爱抽烟,张昆教授的严谨与大气,赵振宇教授的犀利和满头白发(据说那满头白发是忧国忧民给忧白的),石长顺教授的激情,舒永平教授的帅气,陈先红教授的霸气,屠忠俊教授的博学和在黑板上画下的学生们永远都猜不到有多长的图表,刘洁教授的亲切。
还有很多学生都提到了当年分管学生工作的何锡章教授(如今是人文学院院长)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情谊。
还有汪新源教授、周泰颐教授、钟瑛教授、胡道立教授、孙旭培教授。
(赵振宇教授)对不起,因为老师太多,我的形容词已经不够用了。
据说,今天教授这个词已经成为骂人的话,感谢新闻学院的教授们,让我们对这个词还留着美好和崇高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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