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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三幻张生的爱情个性与情节建构特征12页
“西厢三幻”张生的爱情个性与情节建构特征
从元稹《莺莺传》、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王实甫《西厢记》“包含闵氏崇祯年间刻印的“六幻《西厢》”中的重要“三幻”(第四幻“赓幻”实际上属于《西厢记》),而从男主角张生爱情个性不断演进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他的爱情个性又与作品形态从传奇到戏曲的情节结构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纵向考察张生的爱情演进与横向解构情节结构的变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厢三幻”系列三个张生的爱情演进轨迹,把握其情节构成的建构作用。
一、《莺莺传》以张生轻薄虚伪及情书推动情节发展
尽管《莺莺传》是以莺莺命名,却仍然改变不了张生在传奇一系列事件中的主角地位。
“小说的情节实际是有利于一系列展示人物性格的大小事件的连贯有序的组合。
”在唐传奇《莺莺传》里,其情节也是由“展示”张生性格与“爱情”等一系列事件组成的。
《莺莺传》里的张生虽被写为“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道德君子,然而究其实乃是一个贪羡美色、轻薄虚伪的风流书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余真好色者”,他与莺莺的“爱情”只能被视为唐人“艳遇”(或遇仙)故事中的一类,在意的是占有或得到对方的“欲望”。
《莺莺传》情节结构的惟一推动因素是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感情纠葛。
由于解普救之危,张生见到了莺莺,“惊”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之美,他“稍以词导之”主动采取行动。
在男女交往禁锢还不甚严厉的唐代,男女虽说可以进行有限的交往,但初次见面就想“以词导之”,未免有轻佻之嫌,当属“薄行”之列。
从“惊艳”到“词导”,张生与莺莺的初次见面,既展示了主角个性,也标志着小说情节的开端。
英国小说家福斯恃在《小说面面观》里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作了如下描述:
“‘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是故事。
‘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突出了事件的因果链。
张生因艳羡莺莺美色,先“以词导之”,而后“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
这是情节的发展阶段,从此,张生百计营谋见莺莺,“私为之礼者数四”而求助红娘,而红娘竟然建议他“因其德而求娶”。
可是,张生以急不可待为借口避婚而求速成“偷期”,这显然与其性格“性不苟合”相矛盾。
在红娘的建议与协助下,他实施“喻情诗以乱之”之行动,缀“春词二首”,得复信赴三五之约,又遭受波折而至“绝望”,不意几天后崔氏送上门来,“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终于成就其“好事”,然而,“又十馀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
”张生两次凭借诗词“情书”而达到目的,小说的情节也得以推动发展。
从“春词”、“逾墙”至“会真诗”再到张崔三度私会,前后因果连贯递进,张生的“情书”发挥了主要作用。
“文调及期”,当求功名的机会来临之际,张生又要西行长安,他抛开了多情的莺莺,“文战”去了。
可是“文战不胜”而失意的张生又寄“情书”探旧寻找情感温暖,莺莺的回复哀感顽绝,对曾经“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而没有“以礼定情”的行为有些悔叹,却仍然希冀与张生“永以为好”,并且言明“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虽死之曰,犹生之年”。
此时,张生的“情书”再次推动情节发展,假如张生愿意再续前缘,莺莺应该不会拒绝的,《莺莺传》情节却于此急转直下,随着张生“志亦绝”的意外表态,传奇情节在此达到高潮后急转走向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谈到唐传奇时说: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福祸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以此分析《莺莺传》情节奇异地于高潮急转结局,张生“情书”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扩其波澜”之功。
自张生“发其书于所知”至故事结尾,属结局部分。
张生处理莺莺情真意切的“情书”的独特方式是颇有炫耀色彩的“发其书于所知”,张生朋友们对此“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的事实,更暴露出张生与莺莺“爱情”的虚假与轻薄无情。
至于张生那著名的“尤物”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他竟将莺莺比做妲己、褒姒之流人物,可真所谓“善补过”的模范书生了,然而,他还是对这个“尤物”不能忘怀,故结婚后又求见莺莺,莺莺以“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拒绝了。
对于这个结局,鲁迅评论说:
“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中国文学史》则说:
“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
”确实,故事结尾的议论情节结构的作用并不突出,显然是为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的传奇需要。
对于《莺莺传》里的张生,《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说:
“张生对莺莺之情,犹如一张薄纸;莺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一个玩物”。
从结构上看,《莺莺传》中张生作为故事主角行为,其得到时人称道的“善补过”与文章开始时“内秉坚孤”相互照应,而始乱终弃之“好色”故事和其“非礼不可人”与“善补过”的品行对比不仅展示了人物情感的轻薄虚伪,而且也达到了以张生猎色――成功――抛弃行动中的“情书”来建构故事结构的目的。
二、《西厢记诸宫调》以张生轻浪软弱之才情为贯穿故事的线索
如果说唐传奇《莺莺传》有作者元稹的影子,那么作为讲唱艺术的《西厢记诸宫调》已经具有了代言体特征,也没有“善补过”的必要了。
《西厢记诸宫调注译》说:
“所谓诸宫调,乃是一种有唱有说,韵文与散文交错组成的文体,流行于宋、辽、金、元间。
它以唱为主,辅以必要的解说,联合若干不同宫调的套数,用来歌咏一个故事。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下称《董西厢》)是在唐传奇《莺莺传》等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以说书人的身份用190多个套数来讲唱崔张婚恋故事。
《董西厢》里的张生已不同于《莺莺传》中那个轻薄虚伪的书生,主要表现为他对莺莺爱情的“风魔”坚持与软弱个性,就情节结构来看,张生轻浪软弱之才情在整个情节结构上具有线索贯穿的作用,从卷一到卷八,《董西厢》的情节发展比《莺莺传》更具“戏剧性”。
《董西厢》中的张生是一个年少有才、胸怀大志的书生。
《董西厢》卷一写到,“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西洛张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
苦爱读书,素闲琴画。
德行文章没包弹,绰有赋名诗价”。
他不仅“有宋玉十分美貌,怀子建七步才能”,而且“乎日春闱较才艺,策名屡获科甲,”然而,因为“家业凋零,倦客京华。
收拾琴书访先觉,区区四海游学。
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这样一个漂流游学的经历,使他养成“爱寂寞,耽潇洒,身到处他便为家,似当年未遇的狂司马。
”“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
对于《董西厢》突出张生之才的描写,有人说“它告诉读者,张生是个俊雅多才,善于嘲风咏月的人物,基本上属于才子的类型”。
《董西厢》不仅对张生之才给予突出讲说,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他“风魔汉”的爱情表现――对爱既积极追求又在遭遇波折时软弱为情几死,而张生的爱情个性特征在《董西厢》整个故事中具有结构贯穿的作用,《董西厢》中张生的爱情追求可分为四个阶段:
初恋开端(卷一),热恋发展(卷二――卷四),成熟高潮(卷五、六),圆满结局(卷七卷八)。
在卷一中,《董西厢》讲唱名士张珙游学至蒲州,闲游普救寺,与莺莺不期而遇,“魂不逐体”而“颇动其情”、“胆狂心醉,使作不得顾危亡”、“手撩衣袂大踏步”,欲上前会莺莺,被法聪阻止。
可见“心刚独冯汝常:
“西厢三幻”张生的爱情个性与情节建构特征正”的张生如此风魔失态,是何等地轻浪!
为了寻找与莺莺相见的机会,张生以温习功课为名借寓普救寺,而后于月明之夜,在莺莺住所附近高声吟诗,恰被莺莺听见,也依韵回吟一首。
他欲前见莺莺而被红娘喝开,从此“风魔汉”张生“不以进取为荣……不以是非为戒,夜则废寝,昼则忘餐。
颠倒衣裳,不知所措。
”正在张生无计可施之时,他得知老夫人为夫清醮,就借机请求长老也为其亡父附上一份功德,想趁机与莺莺谋面。
至期,在佛堂里他“觑着莺莺,眼去眉来”。
《董西厢》此时唱词有“秀才家那个不风魔?
大抵这个酸丁忒劣角,风魔中占得个招讨”。
“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恩格斯),张生的一系列“风魔”之“做”显示了在开端阶段他的轻薄孟浪。
也推动了故事的继续发展。
从卷二到卷四,张生与莺莺的感情逐渐发展到热恋阶段,同时,故事情节进入发展阶段。
兵匪围困普救寺使他因祸得福,张生先以“他无所求,我何自举”要挟,使老夫人有退兵“祸灭身安,继子为亲”之诺后,才讲出已请白马将军解围。
不料,事后老夫人悔婚,让莺莺拜他做兄长,此如当头一棒,他“筵上无语,情怀似醉”。
但他仍不死心,席间又借酒“自媒”,夸耀家世才学,“祖、父皆登仕版,两典大郡……某弟某兄,各司要职……十三学《礼》,十五学《春秋》,十六学《诗》、《书》,前后五十万余言,置于胸中……仗此决巍科,取青紫,亦不后于人矣……今日蒙圣天子下诏,乃丈夫富贵之秋,姑待来年,必期中鹄。
”这一番俗气的表白“敷扬己志”,使“心虽匪石”的莺莺“不无一动”。
张生的俊才,已博得了莺莺的真心爱慕。
当张老夫人以小姐已许郑恒为由回绝其求婚后,他不胜怏快,决心“西归长安,与夫人绝矣”,其软弱个性暴露无遗。
红娘献计,他以鼓琴打动莺莺,互递书简,接到莺莺《明月三五夜》诗后他踌躇满志地说:
“好事成矣”。
当他跳墙赴约,遭到莺莺严词“训导”后,忍气吞声,又受红娘抢白,归来几欲“断魂”。
张生的“风魔汉”个性与才情在故事发展阶段得到宣扬,而正是他的“风魔汉”个性与才学使他获得了救护莺莺一家的表现机会,为他与莺莺之间的“爱情”发展埋下成功的伏笔,也推动情节向高潮迈进。
卷五卷六是《董西厢》的热闹戏,也是张生才子个性展示与爱情发展的高潮阶段。
遭莺莺训斥归来,他“行忘止,食忘饱,举措颠倒……久之成疾”,老夫人先是派红娘“探病”,继而带莺莺宋探视。
此时张生病体恹恹,等不来莺莺的救魂“小药”,他“以绦悬栋”,被红娘救下。
莺莺为张生的真情打动,以“报德难从理,裁诗可当媒”约“偷期”相会。
张生又“风魔”起来了,欣喜若狂地与红娘唱和起来。
终于走到一起后,激动之余的张生写词二首又赋《会真诗》三十韵,而莺莺“愈喜愈爱”,赞叹:
“此诗此韵,若非神助便休想”,“岂止风流好模样,更一段儿恁锦绣心肠”。
张生的才情又得到张扬。
夫人发觉张崔“偷期”后,在红娘劝说下,只得允婚,张生主动赴“省闱”。
张生为了莺莺而病甚至“风魔”自尽,这既展示了他“风魔”的书生形象,而又将其非常“才学”与轻浪软弱性格用作高潮部分的贯穿线索。
卷七卷八是结局部分。
张生考中探花羁留京师,郑恒在夫人面前造谣说张生已娶卫尚书女为妻,使老夫人转恨张生,将莺莺许郑恒并将择日成婚。
面对突来的巨变,张生又傻了――郑恒是尚书之子,他不敢得罪,却又深爱莺莺而难以割舍。
失去理智的张生一再慨叹“痛予心也”,“生不同偕,死当一处”,要与莺莺双双殉情,后出奔杜确的结局仍未脱“艳约淫奔”的嫌疑,张生性格的软弱恰恰透露出单纯与幼稚的书生气,与爱情的“风魔汉”特征形成强烈的反衬。
《董西厢》中还增有法聪恶战、“小人拨乱”等枝节,这是为了增添了说唱艺术的“戏剧性”,亦如袁宏道所评“如董解元《西厢》姿态横生”。
“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唱一本倚翠偷期话”的《董西厢》大团圆结局却再一次印证了张生之才情在故事中的核心位置。
从卷一到卷八,《董西厢》有近十三处称道张生之才,有八处出现张生诗文,更有多处以“风魔”称喻张生,以张生轻浪软弱之才情为故事主要线索用意明显。
三、《西厢记》以张生轻狂钟情之君子好“求”为矛盾冲突之动因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有诸多优点,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如他还有轻浪的举动与轻薄的品性(如要与红娘权做夫妻),也有对爱情追求的不坚定,遇有波折便要退却,有些软弱(夫人赖婚,他要走;争婚时,他又让郑恒),更有很浓厚的功名欲望(中状元后的夸耀)等。
这些缺点在《西厢记》中已被王实甫的妙笔抖落,他把张生与莺莺的恋爱转换成一个有“君子好逑”特征的经典戏剧角色,张生因而成为“情种”。
王实甫《西厢记》不仅把讲唱文学改为代言体的戏剧,而且对张生爱情性格的塑造又有了新的突破。
明袁宏道说:
《西厢》锦绣,《水浒》藏雷电。
”笔者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对张生爱情的改造就是这“锦绣”的一个主要部分,张生与莺莺爱的基础是互为知己的平等爱情,张生是有情“君子”,莺莺是佳人“好逑”,虽然《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老夫人(包括郑恒在内)“两条矛盾冲突线时分时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推动着戏剧情节自然而又合理地向前发展”,但是,张生轻狂钟情的性格与有君子风度的爱情追求即“君子好‘求”’是推动戏剧矛盾冲突的核心动因,所以,李渔在《笠翁曲话》的“结构”里说:
“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但他把“白马解围”做主脑是不当的)。
在《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中,“惊艳”于莺莺,张生以读书为名借寓西厢,主动向红娘介绍自己时并没有说起自己的世家门第,他要以自己的“好”爱来“求”莺莺的心。
在第二折里,张生月夜吟诗,莺莺隔墙酬和;一个试探,找寻“月中人”,一个称道好诗,依韵应和,红娘打趣说:
“你两个是好做一首”。
在“闹斋”里,张生与莺莺眉来眼去,而“那小姐好生顾盼小于”。
从初恋开始,两人就共同演绎“君子好逑”,而张生是一个主动“好”“求”者。
在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中,叛军孙飞虎兵围普救,声言要“抢莺莺作压寨夫人”时,张生挺身而出,一句“我有退兵之策”,使莺莺颇感“难得张生这片好心”。
这与《董西厢》中“拍手笑”、斥他人无能、要挟条件然后方出策退兵的张生相比,已多君子之风。
第四折“听琴”写张生盼望天早黑下来,“琴啊,小生与足下湖海相随数年,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这神品……冰弦之上……怎生借得一阵顺风将小生这琴声吹人俺那小姐……知音的耳朵里去者!
”张生心目中的莺莺是一位知音人。
果然,当莺莺听到琴声时,“元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她明白张生琴里的情话,“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转浓,争奈伯劳飞燕各西东:
尽在不言中。
”剧作家以“听琴”显张生风雅与莺莺知音之情,与《董西厢》张生弹琴后粗鲁地错拥红娘情节相比,有好逑之风而无轻浪之嫌。
第二本的高潮在“赖婚”,张生的爱情追求遭遇老夫人阻挠,他敢于与老夫人辩理,向红娘倾诉对莺莺的爱,“小生为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匆匆如有所失……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于小姐,知小生之心”,这篇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红娘。
在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中,第一折写张生“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求红娘递简,敢于大胆“好求”莺莺。
跳墙赴约轻狂之举被莺莺斥责后,他“害相思”而病,却对情有所希望。
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中,当莺莺说:
“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张生急忙跪倒表白:
“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
”海誓山盟地表白突出了他“志诚种”的个性,展现了他对爱情之“好”“求”本色。
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里,张生高中状元,“特地寄书”与莺莺,信中写到:
“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能鹣鹣比翼,邛邛并躯。
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
”轻功名而重感情,鄙视名利,是“志诚种”的最佳宣言,他最终能够与莺莺成就美满婚姻,实现“大团圆”,都证明了他对感情的执著,这些表明了张生对爱情的“好”“求”与莺莺的“好逑”都具有相知的基础。
张生的爱情超越了旧式才子佳人剧的郎才女貌的浅薄,使古代戏曲里的爱情描写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故金圣叹说:
“《西厢记》亦是偶尔写他佳人才子,我曾细相其眼法、手法、笔法、墨法,固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任凭换却题教他写,他俱会写。
”正是看出了《西厢记》不同于其他才子佳人戏曲的“郎才女貌”描写的大手笔。
《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的爱情不仅建立在互为知音的基础上,而且还有他对爱情历经坎坷而始终不渝地“好”求,也正是张生这种“君子”“好”“求”式的爱情行动为戏剧创造了一次次矛盾冲突。
如在第一本里,张生与莺莺相遇“惊艳”,张生借读书而求住普救寺,为爱情创造机会;第二本中,张生遭遇老夫人“赖婚”,转求红娘帮助而创造了“听琴”情节;在第三本前候、闹简、赖简、后候四折中,张生写“情柬”创造了跳墙之约遭遇莺莺“赖简”打击而相思病生,“迫使”莺莺采取行动,促成了第四本“酬简”。
为“将爱情进行到底”,他“上朝取应”;第五本里,张生成功处理了“争婚”的突发性事件,“团圆”的高潮使爱情最终有了完满结局。
从《西厢记》主要矛盾冲突分析,从“闹斋”到“赖婚”、“赖简”,最终“团?
A”,都离不开张生的“好求”这个动因。
它使《西厢记》结构线索连贯清晰。
故王骥德于《新校注古本》附评16则说:
“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宴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
“西厢三幻”系列三个张生个性特征与文体结构不断演进,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塑造人物结构故事时各有侧重,传奇是文人阅读文字,故在意于“奇”,所以其张生不仅有作者影子,而且于才子佳人故事中重视诗词“情书”;《董西厢》是说唱文学,是供听众“听”的,所以它注重塑造张生“轻浪”个性与渲染“偷期”及法聪等热闹枝节,突出才情作用;王实甫《西厢记》则是戏剧,观赏性的需求使它把张生塑造成书生“君子”形象,突出其志诚钟情特征,将“君子”“好求”的个性呈现于戏剧舞台。
这样,传奇、诸宫调、杂剧不同文体的相异特征也在情节结构的层面得到了各领风骚的展示。
“少不看《西厢》,老不读《三国》”的俗语说明了它的巨大艺术魅力,《西厢记》中“待月西厢”的张生永远是故事的主角,他对爱情的君子“好求”,使他成了后世爱情戏曲的榜样人物。
明陆采《南西厢记》写张生考中后报信“荣封妻子门庭贵,许他冠凤穿霞帔”夸耀功名富贵,是实在不懂得张生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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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自认为是福薄的人,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都合情合理,有这样平常心态,将会战胜很多困难。
2、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有好脾气和仁义广结好缘,多结识良友,那是积蓄无形资产。
很多成功就是来源于无形资产。
3、一棵大树经过一场雨之后倒了下来,原来是根基短浅。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础,才能坚固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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