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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
论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
论中国古代仁政思想
【摘要】古代的“仁政”思想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财富。
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这一光辉的人学命题,时至今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延伸和升华。
【关键词】仁政、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目 录】
1、中国古代仁政思想的提出。
2、中国古代仁政思想的发展。
3、中国古代仁政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贵民思想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些都是得益于孟子“以民为本”的重要启示而制定的。
孟子主张节用爱人、轻徭役、薄赋敛,并且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最后宣布取消农业税,这是真正的为民着想、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孟子的限制君权思想启发我们:
如果不对权利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不可能有效的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
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就要切实努力进行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通过健全的体制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孟子提倡尊贤贵士,发挥人才的积极主动性。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适当的选人、用人是富国强民的关键。
这一主张与我们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和用人标准是一致的。
一、中国古代仁政思想的提出。
(一)、儒家的指导思想
仁政,最早是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仁政为其政治主张,政治思想。
认为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
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政”的思想。
孟子发挥孔子学说,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鲍丘水》:
“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
”清唐甄《潜书·柅政》:
“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
”鲁迅《佚文集·随感录》:
“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些征服者不行仁政。
”
(二)称颂地方官吏施政的套语
唐杜牧《寄牛相公》诗:
“六年仁政讴歌者,柳远春堤处处闻。
”《西湖佳话·六桥才迹》:
“水旱饥荒安得无?
全亏仁政早先图。
”
(三)仁慈的政治措施
清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
“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
(四)“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
“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还说:
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
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
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
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
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
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
他的人格标准,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和正义而勇敢抗争。
二、中国古代仁政思想的发展。
(一)仁政措施的最早实施—周朝
在周以前,统治人们的是神权思想。
人们认为,神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国家的兴亡,人世的祸福,都是神意的表现。
因此,在神权面前,人们只是卑顺的奴仆。
统治阶级任意用神意来解释一切现象,并宣称他们之所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受命于天”,借此来恐吓被压迫者,使他们顺从地为统治阶级创造社会财富。
在此期间,神的存在和神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随着夏商二代奴隶制王朝的覆灭和周王朝的勃兴,人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虔信天意的夏商二代,为何转瞬灭亡了呢?
巨大的变革启发了一些时代的先行者,使他们感到“天命靡常”,并进一步认识到鬼神上帝并不可靠,单纯去依靠它们甚至是危险的。
这就促使们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把对神意的虔诚信念转移到人世间来。
周公正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周公清醒地看到,夏商的灭亡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因为在暴政压迫下的人民已经忍无可忍。
他们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愤怒呼声,是因为桀纣之类的统治者“惟其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所以他警告康叔:
“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他还说:
“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日:
厥基永孚于休。
若无裴忱,我亦不敢知日:
其终出于不祥。
”这里周公清楚地指出:
虽然商灭亡了,周已“受命于天”了,但他仍然不敢相信能够依靠“天意”来永远保住自己的统治,充分证明了他对“天命”采取了否定态度。
既然“天命”被现实生活所否定,那么什么东西又是确实可信的呢?
周公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保民”思想,来作为奴隶主阶级赖以统治的指导思想。
在周公看来,保民是立政和实施领导的物质前提。
他基于夏商二代由于末代统治者不修德行,蹂躏人民而“早坠厥命”的事实,疾呼“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训诫统治阶级的成员要保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像保护婴儿一样使人民安康)。
周公很注意观察民情,把民情作为反映为政的晴雨表,认为“开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天意在不在你,由臣民的情绪可以测知),主张“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
周公这种以民为镜的态度是极其可贵的。
如何保民呢?
周公认为应从善体恤、慎罚、戒荒宁几个方面人手。
善体恤,就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察民心匡政失。
周公曾多次告诫众王臣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依:
隐痛、疾苦),“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
他还主张要时刻注意观察、了解人民的心理,看到他们有怨气,就应检查自己的为政,找出过失加以纠正。
慎罚,周公鉴于殷代乱罚招致民怨、民叛的经验教训,对罚的原则作了新的阐发,提出了“慎罚”。
如何慎罚?
周公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行罚主要不看罪之大小,而要视其犯罪的动机,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之重刑;若非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不能施之重刑。
二是审查供词要慎重,要考虑五六天,甚至旬时,以避免判断的失误。
三是对“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憝”要“刑兹无赦”;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另搞一套,骗取声誉)的贵族,也应施以极刑。
做到了这三点,就达到“义刑义杀”。
这就叫慎罚。
戒荒宁,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要求统治者不贪图享乐,不恣意为非。
周公谆谆告诫说:
“无康好逸豫”(不要过分追求安逸快乐的生活),更不要沉湎于酒色,而应效法商王中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和周文王“不遑暇食”的榜样,勤于理政,感悦民心。
(二)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对仁政进一步发展。
中国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
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
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十二年(前168)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
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
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
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
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
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由此可见,只有实行仁政,以人为本才能从根本上稳固国家政权,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实行政治措施的准则,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三)唐朝建国以仁政味基本治国之策。
唐朝是建立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之上的,隋文帝的刻薄,隋炀帝的大兴土木、急政暴敛,导致了隋朝的二世二亡。
这给见证隋朝灭亡的唐朝的建立者们以深刻的启示。
唐朝的建立者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统治广大的农民阶级,必须讲究一定的统治方法。
《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唐太宗和群臣们商讨如何巩固封建统治的记录。
唐太宗君臣常以隋亡为鉴戒,探求如何有效稳定社会秩序,统治广大人民,如魏征谈到隋朝本来是“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为什么很快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
这是由于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戟”,因此,“载舟覆州,所宜深慎”,“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3】卷1这句名言最早出自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况,唐太宗军臣反复引用这句话,一方面是对儒家治国思想,特别是仁政思想的归依,另方面最重要的通过一些仁政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民众最基本的衣食所需,以巩固其统治。
唐太宗以后的唐代统治者及臣子也多能遵守太宗时期的治国思想,根据时代及统治的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仁政措施,从很大层面上保障了社会上广大农民的利益。
(4)宋朝“咸平之治”(宋真宗)引入仁政新措施“反腐倡廉”
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
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
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在中国五千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制定颁布的《大明律》堪称史上最严酷之法,明朝对官吏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也特别重,然而,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确实成效一般。
那么,谁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宋真宗通过实行仁政,并加大了反腐力度,从根本上杜绝了鱼肉百姓的通道,从而达到了国家的兴盛,通过宋真宗的一系列措施,不但就你一步延续了“仁政”而且对仁政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将反腐倡廉也步入仁政行列。
(五)明清仁政进一步实施
明清期间。
先后有很多位皇帝都实行了仁政政策,明朝“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兴”(明孝宗朱佑樘),清朝“康乾盛世”(清圣祖康熙帝,清高宗乾隆帝)都使统治王朝达到了国泰民安,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的良好局面,
三、古代仁政思想对现代的意义影响及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行政价值观。
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
反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人为本、民本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
他在《管子·霸业》中说: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尚书》中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君为民立”“吏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价值观,也包括爱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实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还包括察民情、顺民意、安定民生、体恤民疾和取信于民的方式和目的。
古代“民本”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通之处: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
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本”思想有助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在《礼记·哀公问》中,孟子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古代“仁政”思想同霸政思想相对立,是一种“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学说,它以“德治”为基础,是一种将行政问题道德化的学说。
其主要内容包括治民以“恒产”、薄税赋、轻刑罚、救济穷人、保护工商等,这种思想至今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价值。
对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要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惠顾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
所以,古代“仁政”思想对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和而不同”的行政协调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提倡“和”的。
但这个“和”不是牺牲掉多样性,而是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
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出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
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
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要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
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和认识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在统一的前提下使整个局面达到和谐。
从微观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中观说,这是为政之道;从宏观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所谓“和而不同”,即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之意。
这对于今天我们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善政水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如能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专家论证、人大常委会审议等法定程序,或让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决策,就能集思广益,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行性,防止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决策成本和社会成本。
其次,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和而不同”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避免职能配置趋于“同构化”以及中央高度集权。
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和统一。
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总体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同时注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三)以德治国的行政伦理观。
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离不开行政伦理建设。
我国传统行政思想中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行政伦理思想。
如孔子在《论语》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
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
”孟子也说:
“行仁政、正君心、修德性。
”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在继承传统治国之策基础上的升华,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他指出: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所谓以德治国,一是治国者要有德,二是治国者要以德教化天下。
普天之下,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皆为有德之士,这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的。
“官德”是以德治国的首要问题。
因此,具有德治思想传统的中国历来重视行政伦理即官德的建设。
历史上规范官员行为的官箴要求官员要贯穿“自律”精神,坚持“公”字为重。
官箴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又有浓厚的习惯法色彩。
官箴、官箴的重要表现形式——戒石铭,作为行政伦理的载体将世世代代的行政主体连接起来,成为规范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
官箴、戒石铭的价值原则,是把朝廷所代表的“公家”(国家利益)置于无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要求各级官吏正确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公正行事,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
但当官员发生“角色冲突”时,各级官吏的“组织人格”,在官箴、戒石铭的警示之下,变道德义务为行政责任,避免出现“公、私”倒置,“权利与义务”错位,这就是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总之,我们要积极的继承古代传统行政思想中科学的有益的成分,并发展成现代行政思想,促进当前进行的行政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健康顺利发展。
根据古代的仁政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找到适合我们当代借鉴的思想体系,将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的古代仁政思想体系发展完善,弥补其中不足。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近代领导思想述评》李锡炎
[2]《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刘泽华葛荃
[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哲后
[4]《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认证学说创始者孟子》上
[5]《中国古代史》
【摘要】: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崇高的政治追求,它以孔子“仁”的思想为渊源,以“性善论”和“民本思想”为基础,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人事等方面的丰富的具体内容;强调稳定的政治秩序,突出“民”的主体地位。
它在伦理道德修养、法制与德治、人才培养选拔等方面对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仁政;哲学基础;和谐社会
孟子倡导的“仁政”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崇高政治追求。
它源于孔子的“仁”的思想,以性善论和民本思想为基础,包括多方面丰富的内容,在当时和我国古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孟子的仁政学说
1.1孟子的仁政学说的历史渊源
孟子的仁政学说源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而关于“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关于“仁”,《礼记中庸》转述了孔子具有典型意义的解释: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者人也”是说仁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中产生的2它的适用范围是整个人类;“亲亲为大”是说亲亲是仁首要的内容,但仁又不以亲亲为限。
仁包括爱亲及对同类的同情和爱。
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人物,孟子深得孔子仁学思想的精髓。
其“仁政”的基本含义,就是君主将仁所包含的爱亲与爱人的原则运用和体现在政治之中。
这不只是一个为政的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臣民的重大原则问题。
1.2仁政学说的思想政治基础
仁政学说既是孔子仁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更是孟子及其学生多年思考和实践中的天才创造。
它是孟子及其学生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实践总结出来的,因此很系统、很完善。
它涉及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多个方面,全面地回答了仁政何以可能以及仁政何以必需的问题。
1.2.1性善论
仁政的哲学依据是什么?
孟子通过提倡性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子论人性,是以“心善”为叙述起点的:
人性之所以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
此“心”是道德观念的萌芽,孟子称之为“端”: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1_56]人之性主要表现为道德的自觉性,表现为人的能动精神。
人可以凭自己的精神能动性来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这是动物做不到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子认为应以人与禽兽之别来规定人性。
人与禽兽之别为什么就必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呢?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之别内在地包含有人与人之同,由此就产生了人的同类意识,可以从“口之于味也,有同香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推出人“心之所同然”[2_261]"。
这样,受同类意识支配的人,就能以自己的好恶趋舍本能地推想他人的好恶趋舍:
自己喜好的事物,也希
望别人同有;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希望加之于人。
于是,同类意识萌发出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
在孟子看来,“四心”乃“人皆有之”。
孟子还从经验事实出发,从亲情、同类、不忍等角度对性善论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指出性善是人的“良知”“良能”[2_307],是人心的共同性[2_261],“不忍”的恻隐之心是人性的本然[1_56],进而推演出基于性善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心”,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规范乃是天赋的原则,“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结论。
依据天道,扩充本心,实行仁政,就水到渠成了。
此外,孟子还对作为善的对立面的恶的来源问题加以揭示,认为它的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来自于环境的影响:
“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2_261]少年子弟丰年多半懒惰,灾年多半强暴,不是因为他们的资质不同,而是因为客观环境影响。
主观方面,恶的产生是由于耳目之利欲侵蚀了人的本心。
1.2.2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中的精华。
孟子的民本思想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发展,来源于对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孟子从历史上诸多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的作用。
早在夏朝,桀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人民就痛恨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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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 仁政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