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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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
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
作者:
曾成贵
一导言
孙中山及其手创的三民主义,影响中国政治既深且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孙中山晚年,毅然改组中国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
年轻的共产党热情参与国民党改组事宜,推动了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逝世迄今,大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除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一段内战时期外,共产党始终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的姿态,高度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卓越贡献。
新旧世纪之交,回望中国所发生的百年巨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盛赞孙中山是本世纪所产生的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是他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与毛泽东做出过的评价相一致。
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纪念他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丰功伟绩,肯定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许多有益的东西”。
(1p.156)后孙中山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对三民主义做出了具体的评价。
综述这些评价的内涵与前因后果,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探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张力,并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在确立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三民主义、扬弃三民主义,以指导并推进社会变迁。
二三民主义的发展与国民党改组前后共产党对它的认识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时提出来的,《〈民报〉发刊词》就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之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把寻求国际支持的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主动与列宁通信。
而苏俄为在东方找到盟友,也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与孙中山联络。
1921年11月,列宁致函主持外交事务的契切林,提出对孙中山“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
”(2p.67)在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肯定“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肯定三民主义“是民主主义的色彩”,表达了与之合作的愿望。
(3p.19)同年8月,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做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这时候,俄共中央政治局采纳越飞的建议,决定结束在华争取以吴佩孚为盟友,促成孙吴合作的政策,全力支持国民党。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也正式做出了决议。
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后至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经历了由一民主义(民生)而二民主义(民生、民权)而三民主义的恢复过程。
国民党改组工作启动后,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并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重申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对三民主义的内涵做了新阐释。
“民族主义:
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民权主义:
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直接行使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以免西方国家代议制度之病;“民生主义:
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等,求社会经济之调节,开发全民之富源”,其主要措施为兴办国营实业、平均地权和改革货币。
(4p.3~5)从这些文字中,不难体味出在大的方面初步涉及了过去未曾表达的内容。
1923年10月18日,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俄考察的蒋介石,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
这个报告除了肯定“‘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纲领中的指导原则”以外,对三民主义更有新的解释,明确提出“应该为捍卫我们的独立而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2p.301)11月26日,蒋介石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就中国革命和三民主义问题发言。
他指出:
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是世界的革命因素之一。
在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宜使用共产主义口号,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是三民主义。
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2p.330~333)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肯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对书面报告中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不甚满意,认为“应当更具体、更明确”,如民族主义,应强调民族运动的开展,“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
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
”另一方面,“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
季氏认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反动口号,在中国能否成为进步口号,“主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至于民生主义,虽然它“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运用得有利于劳动群众,“它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发展”(2p.336\337)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前日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执委会议的讨论,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于如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做出了具体规定。
(2p.342~344)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个文件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党员瞿秋白共同起草。
按照上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另方面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强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反动派不得享有这种自由和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强调其重要原则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私有资本不得操纵国计民生。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
”(5p.118~122)中山审定了宣言草案,并在表决时第一个投票赞成。
在大会闭幕词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宣言对三民主义所做的解释的“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
”(5p.176)召开期间,大会宣言通过不久,孙中山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历时长达八个月之久。
有的表述虽与一大宣言的文字不尽相同,但所持立场一致。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三民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性,决定了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的解释的权威性,决定了它在国民革命中的指导地位。
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次会议指出:
“国民党此次议定之宣言书,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
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
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主义的党;不可听其为数党员仍如以前忽视旧有的党纲一样,使宣言书又成为一种具文,党的活动及中国的政治上不生关系。
”(3P.183)这样,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也就由国民党改组前仅站在旁边评价其具有民主色彩,转变到认同国民党一大的解释,并号召自己的同志按此宣传,促使国民党将其付诸实践,以真正发挥指导国民革命的作用。
三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联系戴季陶言论对三民主义的论述
国共合作从开始酝酿到实现以后,国民党内反对的风潮一直没有止息,以至孙中山不得不做出“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的公开表态。
(5P.542)孙中山逝世后,排共风潮益加激烈,发展到以三民主义为武器。
1925年5月至8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并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号召“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复活”“三民主义的革命党”。
(6P.595)
孙中山逝世时,共产党寄希望于国民党领导集体,“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将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
(3P.326)戴季陶言论的出现,表明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
如果说前一阶段,共产党是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根据,认同三民主义,那么,现在必须针对戴季陶所解说的“孙文主义”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基于当前形势,提出了反对新右派的任务。
会后,发出第六十五号通告,指出“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
”(3P.446)在此前后,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李大钊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真正三民主义》,蔡和森发表《何谓国民党左派?
》等文,对三民主义做了“积极的解释”。
戴季陶把孙中山的学说概括为“孙文主义”,共产党人则将其概括为“中山主义”,二者都以三民主义为孙中山学说的核心。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6P.602)瞿秋白指出:
戴季陶“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
”(6P.415)恽代英认为如果像戴季陶的评价那样,孙中山就“变成了孔子或者释迦,变成了一个教主,而不是一个革命领袖了。
”(7P.749)孙中山的思想,或者说三民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李大钊认为是孙中山“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
”(8P.853、854)恽代英认为孙中山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是有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游历西方,受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晚年又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便是列宁主义的影响,相信世界革命势力的联合,工人和小农的联合,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联合。
”(7P.749)正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思想转变,在他的指导下,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
(8P.883)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原理就是民生哲学,“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
(6P.610)陈独秀、瞿秋白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革命当成慈善事业,当成施仁政。
瞿秋白指出:
“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不用什么哲学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
(6P.415)
戴季陶认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6P.610)主张以“孙文主义”为唯一“共信”。
国民革命时代,各革命阶级的“共信”应该是什么?
陈独秀指出:
作为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党,“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在这个“共信”以外,应当允许“别信”存在。
(9P.910)蔡和森指出:
“中山主义与共产主义显然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标帜,不过共产主义者愿意帮助中山主义之实现。
”(10P.404)恽代英也指出:
正由于孙中山的思想有他复杂的背景,故“中山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是他一方面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来革命,一方面若是在中国国内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他依旧不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以他“现在的学说而论,我们仍可以说是引导各阶级联合进行革命运动的很合宜的工作。
”(7P.751)陈独秀以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因“阶级的公同见地”不同,三民主义经过具体解释,就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共信”。
蔡和森、恽代英的上述观点,显得比陈独秀的说法较为合适而易于接受。
戴季陶论三民主义,主要目的是按他所设想的方式,解决国民革命和当前国共合作的问题。
因此,共产党人论三民主义,也就不会只是以理论对理论,就理论言理论。
前引中央通告明确指示:
“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
”(3P.446)孙中山晚年,对外联合苏俄,对内同共产党合作,把工人和农民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这是他革命方略和革命政策的根本转变。
共产党人在论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把这个事实逐步概括成“三大政策”。
1926年3月1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就有“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的说法,(11P.41)同年11月上旬,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进一步提炼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1P.282)从这时起,凡论三民主义,必讲三大政策,且以是否坚持三大政策,作为衡量是否真正坚持三民主义的标准。
四共产党放弃国民党旗帜后对三民主义的否定
1927年7月,在汪精卫“分共”以后,根据共产国际关于退出国民政府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企图复兴“左派国民党”,提出这个党的政纲,“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12P.204)9月15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随即改组了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告国民党归于统一。
同时,南昌起义以来,共产党在各地的军事行动,无不受到国民党的严厉镇压。
这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共产党“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9月19日,中共中央指出:
“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
”(12P.312)12月,广州暴动失败,苏维埃政府仅存三天,中共中央更进一步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式,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
(13P.211、212)
同年11月14日,恽代英在广东《红旗》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个孙中山诞辰纪念,他赞扬孙中山的“革命的精神是不朽的”,“他所有的努力,始终是应当后人所纪念”。
同时,指出孙中山虽然“吸收了不少的苏俄新思潮,然而在他的三民主义的中间,亦保留了不少的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
”(7P.1008)这个评价,在总体上与前一时期的观点并无不同。
这期间,虽然中共中央做出了放弃国民党旗帜的决定,但在一些地方执行尚不坚决。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严令各级党部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应“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即《布尔什维克》——引者注)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2P.479)
进入1928年,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继续分化组合,出现了第三党、改组派。
南京国民党政府揭橥三民主义旗帜,并自以为正统,尽管有戴季陶派、胡汉民派之分。
曾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现已脱离的部分人士,以第三党、改组派的立场,批评南京国民党政府歪曲三民主义,阐发自己的三民主义。
如谭平山批评“封建阶级的三民主义,非有科学上的根据,但迎合乎封建社会的复古心理,今日反动的统治阶级之施政方针,大都采纳其理论。
”中华革命党的思想理论,是“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
(14P.471、473)施存统宣称“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决不会被人推翻”,为“保障”三民主义的实现,“主张三民主义底科学化,反对三民主义底玄学化”,承继国民党1924年改组的全部精神。
(15P.284)这种动向,引起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
1927年12月起,瞿秋白陆续发表《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这些文章结集后,以《三民主义》为名于1928年3月出版单行本。
瞿秋白此时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他同时主持《布尔什维克》,亲自负责理论工作。
前述中共中央通告所谓根据布报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瞿秋白的文章。
因此,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和否定,瞿秋白是主要代表者。
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蔡和森的《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两文,继续批评“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口号来引诱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认为他是“仿效俄国民粹派的把戏,利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来遮盖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本性。
”蔡和森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不彻底的薄弱的狡猾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本性”,起始“就预备了反革命的理论基础”,他的“民族主义原本是富强主义,与任何帝国主义可以妥协的,他的民权主义加上军政训政的限制,结果只是反民权的党权主义,即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防止社会革命的,他的平均地权是反对土地革命的……。
”由于与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合作,在前一时期“提高了不少革命性”,但现在已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为反革命的旗帜。
”(16P.192、206)这些说法,在程度和范围上并没有超过瞿秋白的论述。
这一时期之所以全面否定孙中山三民主义,是由三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倒在地,毛泽东后来说,那时“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17P.275)二是共产国际强调孙中山的思想具有反动性质,一再督促中共“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的斗争”;(18P.301)三是共产党还没有成熟自己的理论体系,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不能科学对待三民主义。
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认同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确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下,经过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发生政治路线的明显转变,倡导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真正着手这项工作,就必须抛弃前一时期全盘否定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回归对三民主义的认同。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赞赏“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
(19P.45)8月2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中的觉悟与爱国之士迅速形成一种支配势力,“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
(19P.81)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后,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宣传大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三民主义”,“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为这个主张“是与共产党的主张兼容的”。
(19P.174、175)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产党公布四项承诺,第一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20P.77)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形成。
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过去曾成为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再度出现。
这样,共产党就既要在党内,同时也要在社会上,亮出自己的主张,公开对三民主义的见解,在党内统一思想,在社会澄清认识。
对党内,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报告;9月,写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同年春,中共中央就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规定了基本原则。
对社会,董必武发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年6月),毛泽东以答《新中华报》记者问的形式发表谈话(1938年2月),博古发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1938年4月),陈伯达发表《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1938年4月),《解放周刊》、《群众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多篇社论和其它署名文章。
这些论述,阐明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不断发展的性质。
毛泽东指出:
“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
”(21P.259)“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
”(22)陈伯达研究了孙中山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认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实际发展中形成起来的”。
(23)
这些论述,阐明了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旗帜的作用。
共产党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概念,毛泽东指出: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成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持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21P.259)强调“革命的”三民主义,一方面是与孙中山思想体系中落后、保守的内容相区别,另方面更是与其它人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相区别。
董必武指出: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论述“博大而欠精深”,“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共产党人所信仰的三民主义,亦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散见于中山先生的许多著作之中,而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详尽明显地规定了起来。
”(24)强调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的“真释”,是因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三大政策乃是国共合作的基点。
这些论述,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兼容性。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有自己的最高纲领和当前纲领,“在现阶段并不梦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
(25P.368)它的当前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
”(21P.259)所谓不兼容的说法,“完全既不合乎手创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
”(26)他反复援引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好朋友”的论断,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兼容性。
董必武指出:
中国的经济社会条件距离实现共产主义很远,“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妄想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初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当前的目标首先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与孙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三民主义在现阶段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24)博古也指出:
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在当前抗战之中,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一致,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底花岗石般坚固的基石之一。
”(27)
这些论述,还阐明了三民主义的整体性和实践性。
毛泽东指出:
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这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22)陈伯达认为“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当前,“三民主义的实施,首先要从抗日做起;而要抗日,就不能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3)《群众周刊》社论则强调了对三民主义必须实行整体的实践,因为“三民主义乃是有机的联结”,“民权的提高与民生的改善,正是民族主义彻底实现的重要条件”。
(28)
在阐述三民主义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的时候,共产党并没有一刻忘记强调自己政治面目和指导思想的独立性,“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21P.259)
六创造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确立了完整的三民主义观
进入1940年代,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基础上,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前途,以及革命的长期性、特殊性等基本问题,得出规律性认识,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与之相关联,确立了完整的三民主义观。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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