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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时期:
尹自勇烈士传略
(1914~1939)
1939年4月,国民党水城县长率领保警队到米箩乡,将一位热血青年杀害,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县城城门上“示众”。
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曾任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的尹自勇,遇害时年仅25岁。
尹自勇,原名尹贞金,字界基,化名杨连长,江西省永新县龙门乡灌冲村人,1914年12月18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尹自勇少年时代就担任了灌冲村儿童团团长,在革命根据地站岗放哨,打土豪分田地。
1929年1月,参加农民赤卫队,投身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1月,被分配到新编的红六军第三纵队通讯连当通讯员。
7月,第三纵队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他在师部给师长徐彦刚当勤务员、传令兵。
不久,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送到第九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到红三军给军长黄公略当传令兵。
后经黄公略、徐彦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底,又被送到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仍回红三军军部,任军部警卫连连长。
1931年9月,在方石岭战斗中,尹自勇率领全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冲杀到国民党五二师指挥部,捣毁了指挥系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受到了红三军政治部和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1931年12月,尹自勇调到红军团警卫营任营长,1932年6月,晋升为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1933年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尹自勇率领教导团,在江西宜黄配合兄弟部队主动出击敌人。
草台岗一战,就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
在战斗中尹自勇总是身先士卒,勇猛杀敌,深受干部战士好评。
1934年3月,尹自勇调红九军团,先后任红九军团青年科长、部长、军团党委委员。
10月,从江西会昌出发,踏上万里征途。
1935年3月下旬,由于部队缩编减员,尹自勇下基层任红九军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
1935年4月16日,红九军团到达贵州大定(今大方)猫场宿营,次日凌晨,突遭黔军刘鹤呜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
军团首长即派教导大队占据有利地形,堵住敌人的进攻,尹自勇与连长龙云贵率领侦察连到街口阻击,将敌人击退。
为掩护部队安全通过梯子岩,侦察连攀上岩顶,用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射击,使敌人不敢靠近。
红九军团顺利通过了梯子岩。
侦察连在战斗中伤亡惨重,连长龙云贵壮烈牺牲。
完成任务后,尹自勇率领战士向纳雍县方向追赶部队,在纳雍县治昆境内,遭到受土司所胁迫的彝、苗族群众300多人的围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决定把枪留下,暂时隐蔽,以求革命转机。
恰在这时,“齐心会”(齐心会是水城董地一带的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群众性的抗暴组织,创建于1924年)首领王炳安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仗勇敢,便派人去邀请尹自勇和他的战友们,尹毅然接受邀请,带了20多名红军战士,前往“齐心会”的聚集地——水城董地。
王炳安对尹自勇视如亲人,两人还结拜为弟兄。
从此,尹自勇化名杨连长,依靠“齐心会”开展革命活动。
“齐心会”毕竟是一个民众组织,组织不严密,纪律松懈,加上统治阶级的屡次镇压,领导人牺牲,活动处于低潮时期。
根据这些情况,尹自勇当机立断,从中协调,力挽危局。
1935年8月,召开负责人会议,推选祝兴宏为会长,王炳安为武装大队长,武装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会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
尹自勇和红军战士在“齐心会”的活动中,起到了骨干核心作用。
1936年11月,水城县米箩乡联保主任卢云清(布依族,是王炳安结拜的兄弟)邀请尹自勇到米箩任自卫队长。
尹自勇从王炳安处知道卢云清为人正直、开明,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便答应了卢的要求。
卢与尹结拜为弟兄,成了刎颈之交。
尹自勇将自卫队编为3个班,红军战士单独编为一个班。
自卫队在尹自勇的领导下,坚持军事训练,增强战斗能力。
尹自勇在米箩卢云清处,经常与董地王炳安联系,协助王指挥“齐心会”的抗暴除恶斗争。
“齐心会”在“团结穷干人,打倒大土司”的口号下,先后杀了横行乡里的董地、中坝大土司,为“齐心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将南开一个土司(南开区长)家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938年2月,“齐心会”又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水城民团团副处决。
3月,攻打水城县东关区公所、保华、万全(今属钟山区老鹰山镇)、连山乡公所,缴获了7支枪和部分弹药。
还消灭了当时横行在万全、董地一带的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敌连长被打死,缴获了这个连的枪支弹药。
是年,又在南开马鬃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将其押送的壮丁全部释放。
“齐心会”还在赫章县境内,攻打以那、兴发乡公所,消灭了保警队,缴获20多支枪。
水赫一带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叫喊着:
“王匪(指王炳安)犷悍奸狡甚于诸匪”,承认“不特地方团队不敢樱其锋,即大军屡次进剿亦未损其毫发。
”
尹自勇以自卫队长的公开身份,接近群众,广交朋友,发展“齐心会”组织。
他的足迹遍及米箩、杨梅、蟠龙以及郎岱县(今六枝特区)部份地区,声威震慑着水、郎一带的反动势力。
以自卫队的名义为民除害,深受贫苦人民拥护。
尹自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水城县政府的注意,想方设法加害尹自勇。
1939年4月,国民党水城县长带保警队来到米箩,借开会为名,将尹自勇杀害。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死尹自勇,杀不了革命。
”——这是尹自勇出自肺腑的革命诗篇。
尹自勇牺牲后,盟友卢云清将他的遗体埋葬在米箩乡簸箕寨右侧的小山坡上。
当地人民怀念他,遂将这个山坡墓地称为“杨连长包包”(包包,即小山坡)。
1959年,水城县人民政府为缅怀烈士,教育后人,将尹自勇烈士的遗体,迁到水城城关凤凰乡明湖村,重新安葬立碑,以资纪念。
2008年3月,钟山区民政局将尹自勇烈士墓迁至钟山区烈士陵园安葬。
欧阳崇庭烈士传略
(1911~1941)
公元1941年1月16日,水城地区冰封雪锁,气候阴霾,十几个国民党水城县保警队员将一位几经酷刑,仍刚强坚毅的年轻“重犯”,从监狱押出,准备解往毕节“交差”。
看到保警队员杀气腾腾的嘴脸,这位“重犯”报以蔑视一笑,心怀坦荡,大义凛然,昂首举步,纵谈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
行至水城城郊三块田(今属钟山区荷城办事处)大转弯处,突然一声罪恶的枪响,这位“重犯”坚强地倒在冰雪之中,鲜血染红了大地。
他——欧阳崇庭——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红军干部,用年轻的生命为山区后辈谱写了一页不朽的诗章。
I
欧阳崇庭,又名崇信、崇迪、崇臣。
1911年l0月12日岀生,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乡杨村人。
其父务农,兼做粉条生意,除维持一家生计,还供崇庭读书。
1929年1月,欧阳崇庭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兴国县二区三乡少共书记、劳动部长。
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调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工作。
1933年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4年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合作总社社长。
同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欧阳崇庭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遵中央决定,留贵州工作。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进入贵州,欧阳崇庭随之到达毕节。
2月14日,红二、六军团总部领导人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在毕节改编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领导的三支反蒋进步武装,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红六军团派欧阳崇庭到阮俊臣任支队长的第三支队任党代表,开赴川滇黔边区黄塘梁子等地发展地方游击队,与国民党贵州剿共总指挥顾祝同的部队周旋,掩护红二、六军团转移。
4月17日,部队在毕节孙家铺伏击了一敌运输队,缴获物资二百余担,枪枝十余支。
顾祝同极为震惊,命亲信柳际明率中央军暂编第五旅“歼灭”三支队。
欧阳崇庭获悉柳与下属官兵不和,策动其师部中尉连副陶树清起义成功,吸收并改编其部为支队第五营,转战赫章、威信一带。
6月8日,欧阳、阮率部与“川滇黔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领三个支队,欧阳任第一支队政委,阮俊臣任支队长。
1936年7月8日,第一支队从小兔场(纳雍维新区),分兵两路进攻大兔场(纳雍城关),没收地主官商财物分给百姓。
大兔场国民党区长郑建修纠集当地土匪、区保丁数百人,妄图埋伏乱坟山,消灭欧阳一支队。
欧阳得知情报,抢在敌先埋伏于乱坟山,给郑建修以迎头痛击,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王家寨。
部队接着打了几次胜仗,缴获的战利品,部分分给百姓,部分充实军需,部队壮大到两千多人。
8月1日,第一支队攻打织金县城,时逢大雨滂沱,河水猛涨,给攻城带来极大困难,守城敌军顽固抵抗,部队多次猛攻不下,伤亡惨重,加之敌人贵阳援军源源不断,部队被迫撤到纳雍、镇雄、威信一带休整,复遭敌人三省重兵围攻,欧阳、阮俊臣率部顽强抵抗,至1939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抗日先遣队”第一支队,终因众寡悬殊,被敌击散,欧阳仅剩一人一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为继续开展工作,他经过反复考虑,接受了曾联合攻打过织金的郎岱绿林首领宋显珍的邀请,到宋部任参谋长。
宋部拥有千余人,八百多支枪,活动在郎岱、水城、大定一带,自称“红军”。
欧阳帮宋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使宋部面貌焕然一新。
欧阳还在宋附近的“绿林”军中进行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政策,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帮助他们制定军纪,把斗争矛头指向恶霸地主和国民党政权,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以求革命转机。
同年,欧阳娶水城县南开以角营盘(现属纳雍县)农家女刘淑先为妻。
1938年1月,国民党织金县长曹毅,深知欧阳之能,为稳定自己辖区政局,便以老乡的关系,委以织金三塘区区长之职。
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从长计议,欧阳答应了曹的邀请,自此,欧阳以区长的合法身分为掩护,广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四处探访原支队失散人员,寻找党组织。
1939年9月,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刘时范到郎岱巡视,风闻欧阳崇庭实情,密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
“有欧阳崇庭者,随朱毛入黔,朱毛退却后,流落宋老跛处,负训练之责,为宋出力不少,此人能力甚强……”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欧阳借故前往贵阳寻找党组织,被敌察觉,遭到围捕。
幸亏事先闻讯得以脱险,后潜往水城,找到和他早有联系的当地“齐心会”首领王炳安,王慕其名已久,遂将其吸收为“齐心会”核心领导。
欧阳崇庭与红九军教导团团长尹自勇密切配合,直接投身于“齐心会”的组织。
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齐心会”逐步提高壮大为一支有一定革命理想和认识,明确提出“打富济贫”、“反三征”(征粮、征税、征丁)等进步口号的群众游击武装。
公开与当地土司、地主、国民党政权为敌,活动由原来的消极自卫转入积极进攻,矛头直指反动统治阶级,先后惩办了一些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土司、乡长、保长。
水城县索桥田坝大土目乡长杨焕南,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三个儿子鱼肉乡邻,无恶不作,均被“齐心会”翦除,将其家产分给贫苦农民。
“齐心会”还在董地、龙滩口及今纳雍的一些地方,重点打击了许多地主、土司,革命声威日益壮大,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
在欧阳崇庭等人的领导下,“齐心会”迅速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内部的恐慌和仇视。
当地地主、民团势力四出告状,国民党省、县政府多次行文、电令“会剿”“齐心会”,调集军队多次围剿,皆因“齐心会”深得人心,群众基础扎实,每次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
1940年8月,欧阳崇庭趁工作之隙,到以角营盘探望其妻,不料被地主告密,国民党水城县长阮略派保警队长田玉林带领20多人,偷偷摸到营盘,欧阳崇庭不幸被捕,关进水城监狱。
在狱中遭受酷刑,受尽折磨,仍威武不屈,坚贞不移。
1941年1月16日,欧阳崇庭被阮略以押解到毕节行署为名,秘密杀害于水城城郊三块田大转弯处,时年30岁。
刘淑先将其遗体就地收葬。
欧阳崇庭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他为促进山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他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山区人民。
三线建设时期:
高原飞铁骑三线显功臣
——陶惕成同志先进事迹
陶惕成,男,汉族,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正月,殁于1967年2月。
1938年正式加入新四军,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部队指导员、区委书记、《淮南日报》社副社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安东(今丹东)实业厅特派员、辽阳财办处副主任,1948年到鞍山钢铁厂工作,任计划处处长,1954年任鞍山钢铁厂副经理。
1966年任水城青杠林林场会战工地党委书记、会战工地指挥部指挥长。
深秋的钢都,喧嚣,凝重。
从南疆来到北国,是为了完成心中的那尊雕塑——一颗流星从祖国的东北天宇划过祖国大西南的天际,急驰而过,却在高原儿女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光。
如今,他已静静地安详地永息在钢都,永息在一片青松翠柏之下,不能领略东风吹拂的满眼春光、东风掀起的滚滚春潮。
然而,对人世沧桑高原巨变他定然不会惊讶,因为46年前,他就谱写过一曲感人肺腑启迪后人的高原大畅想。
一
1966年2月11日,鞍山市委会议室。
全国冶金战线的最高决策者们聆听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
西南只有军工机械,没有钢铁,是软三线。
要把软三线变成硬三线,就要有钢有铁。
为此,鞍山市、鞍钢,须在贵州水城包建一座钢铁厂。
声音,掷地有声,任务,刻不容缓!
“那么,谁能担此重任呢?
”有人提出包建水钢的人选问题。
要让“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荒山野岭也充满铁的韵味,钢的韵味,怎不需要一位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人物去统帅建设大军?
沉默,
沉默……
滴嗒,嘀嗒的钟声格外清脆。
突然,王鹤寿一折大腿蓦地站起,三个响亮的字脱口而出:
“陶——惕——成!
”
“对,老陶!
老陶!
”
伯乐一个,而钟子期比比皆是。
让陶惕成出征西南,无须争议无须论证。
首长们谁不知道这位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忠诚,谁不知道这位共产党人在鞍钢建设中显示出来的智慧和天赋!
当计划处处长,他把国民党丢给鞍钢的一团乱麻理得井井有条。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大胆实践,他创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冶金企业发展的计划管理体系。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位规划师设计师的雄才大略。
当鞍钢副经理,他更是干当前,想长远,让胸中气势宏伟的蓝图悄然化为现实,一座座高炉转炉拔地而起,点缀着钢都点缀着神州。
他深知祖国钢铁工业的重要,曾挥毫言志:
“铁骑定起飞,策鞭指有谁?
”义无反顾地同战友们一起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1948年到1966年18个春秋,陶惕成匆忙而又坚实的足迹踏出一条鞍钢甚至是全国冶金企业计划管理、生产建设之路的雏形。
今天,他还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将要越过“八千三”,走向乌蒙深处,披荆斩棘,填壑劈山,闯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二
次日,鞍山汤岗子疗养院。
“什么,去水城?
!
”
妻子听说老陶准备出院,挥师南下,惊呆了。
妻子是鞍钢党校副校长,“三八式”的老战士老党员,知道革命工作的重要,要她惦量了一下丈夫的身体,哪能不担心呢?
“老陶,你不能去,不能去!
你浑身是病,这些日子又天天闹心绞痛,到那么艰苦偏僻的山区创建钢厂,能撑得住吗?
”
妻子清楚地记得,当新四军那阵,他魁梧壮实的身板像一头雄狮。
短兵相接,训练有素的小鬼子也不是对手。
可是,今非昔比。
战争的磨难,建设的快节奏,使这位不超负荷地活着便没有快感的人和一群病魔结了缘:
严重的神经衰弱,弄得他彻夜难眠。
于是,他只好服安眠药。
三颗,五颗,有时更多。
浑身关节痛得揪心,没时间理疗,他索性弄个橡皮锤带在身边,敲打敲打关节减去几分疼痛。
前些年,老陶视力大减。
后来右眼竟一线光亮不透。
诊断结果:
右眼视网膜炎症后结疤,若不及时治疗,将殃及左眼。
党委硬逼着老陶交出了工作,他这才肯到杭州就医。
谁知,眼刚透亮,他忙不迭地又要返回鞍山,去向老领导江华辞行。
江华打趣道:
“上有毛主席,下有老百姓,你着什么急!
”谁知老首长让他根治眼疾再走的劝告也不中用,回去不久,他又成了“独眼经理”。
1965年底的一个晚上,老陶终于倒下了——昏倒在他办公的地方。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时不时感到心区疼痛。
绞痛时,手抚左胸,双眉紧锁,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
冠心病——这个倾刻就能吞噬生灵的魔鬼趁火打劫,又紧紧地纠缠住这位多病的汉子。
想到这些,妻子怎么忍心让他同一群病魔厮杀着走向那块荒蛮之地呀!
“可能组织上不了解你现在的身体,我去找王鹤寿和林诚同志反映一下。
惕成,别去水城啦。
”
“不!
”他异乎寻常地坚定:
“三线是让毛主席睡不好觉的地方,我一定要去!
要是派我个好地方,我可以要求再养养病,可贵州艰苦,我……”
发现妻子面带愁容,他声音低了些:
“杨素,你千万不能背着我去找领导啊!
”似命令,似恳求,“你去找,就等于是我的意见。
艰苦的地方领导带头不去,影响很坏呀!
”妻子点了点头,滚烫的泪珠打湿两双紧紧握着的手……
“素,谢谢你,谢谢你!
”
抚干妻子潮湿的双眸,他漫步踱到桌前,摊开宣纸,深沉而坚毅地奏出一曲生命的吟唱:
才微无低调,奋达恨病身。
明朝振霜羽,挥戈战水城。
三
如果说尽快地把软三线变成硬三线,让毛主席老人家能睡好觉是陶惕成这位虔诚的共产党员病榻受命急赴水城的原动力,那么,到了西南到了水城之后,一股强大的力量又豁然掀开了这位企业家的心扉。
他情不自禁地描绘着令人振奋的蓝图,构思着一曲引人入胜的高原大畅想。
“这里的农民穷得小孩子连裤子都穿不起。
”走访水城苗寨归来,他感慨万千:
“我们在这里建钢厂,是用工业文明取代小农经济,是在为当地人民造福啊!
”
干部会议上,他心潮起伏;职工大会上,他慷慨陈词。
“建水城钢厂,只是小事一桩。
日后,我还要转战大西南,开辟新的钢铁基地。
”站在乌蒙峰顶,俯瞰高原,好不气势,好不壮观。
“四川攀枝花的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县的煤,相得益彰。
我要让‘攀六’一线形成矿产开发带,其间建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把钢铁企业遍布西南!
”
陶惕成26年前的“畅想”居然与今天的《攀西——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规划》不谋而和。
是历史的重复,还是历史的巧合?
用不着去考究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的是是非非。
站在时代河流上游的哲人总是阅读着历史阅读着现实也阅读着未来。
陶惕成——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比谁都清楚,要完成“高原大畅想”的创作,该要付出多大的艰辛。
每一段乐章甚至每一个音符都要在峰峦山谷中留下重重的回音。
谁又能预见,创业者们在水城在“高原大畅想”第一乐章的演奏中将会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呢!
四
初春的水城,毛毛雨着魔似地一下就是十几天,一脚下去,稀泥没到脚脖。
天空,迷迷朦朦,尤如一张灰色的大网裹得人喘不过气来。
寒风,没头没脑地嗖嗖乱窜,直往怀里钻。
青杠林滴滴嗒嗒的雨声嗷嗷叫唤的风声不时掺和着屋里的讲话声:
“明天,我和张子雄同志回鞍钢向党委汇报,动员队伍誓师南下。
”在半山腰上刚刚筑起的土墙石棉瓦的工棚里,陶惕成简要地部署着工作:
“刘剑萍同志留在水城,抓会战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栋简陋的工棚,是会战工地党委、会战工地指挥部的驻地,也是指挥长们的下榻处。
2月11日,“鞍山会议”之后,陶惕成便旋即调兵遣将。
鞍山汤岗子疗养院成了他的临时指挥部。
13日,由张子雄、刘剑萍等18人组成的先遣队从鞍山出发,奔赴水城。
3月初,陶惕成已经成竹在胸:
“用不了三年,只用两年时间,我保证在水城建成年产50万吨铁、40万吨焦……的企业。
”临行前,他与鞍钢党委立下“军令状”。
途中无论同李井泉交谈,还是与贾启允会晤,陶惕成都斩钉截铁地表示: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看着这位爽朗的中年汉子,两位书记好不惬意。
3月14日至16日,贵州省委在水城召开会议。
水城青杠林林场会战工地党委、会战工地指挥部成立。
陶惕成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工地党委书记兼指挥长的重担。
把一个即将破土的钢铁厂叫成林场,是因为厂址定在地名叫“青杠林”的地带,同时也是备战的需要。
这是历史。
屋外的毛毛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寒风依然在指挥部的工棚里转悠。
可是,指挥长们此刻心中都燃着一团火——明天,陶指挥回到钢都,将率领整装待发的千军万马,擎着高炉擎着焦炉,把它矗立在贫瘠的青杠林,让现代文明取代高原原始的荒蛮。
尤如天兵神将,青杠林一时间汇聚了三万建设大军。
陶指挥踌躇满志,调兵遣将欲布阵出击:
——高炉战区。
明年“七一”前一号高炉建成出铁,是年年末建成二号高炉;
——矿山战区。
年底拿下115万吨矿石的露天矿山,翌年“七一”前建成33万吨的井下矿山:
——焦化战区。
明年“六一”前第一座焦炉建成出焦,是年年底二号焦炉出焦;
——农场战区。
开荒种地,为会战大军提供蔬菜瓜果。
然而,天不作美。
地质工程师恰恰在这时亮出了权威性的勘察数据:
原定厂址的地质属泥质灰岩,不能建厂!
会战大军汇集现场,急待开工。
这将如何是好?
!
“剑萍,马上向冶金部、省委、西南指挥部汇报。
”陶指挥当机立断:
“同时,立即组织勘察人员寻找新厂址。
”
山谷中,一队人马沿山攀援……
峰峦上,一只有力的手臂似在指点江山……
陶指挥领着勘察人员寻觅厂址,已经第五天了。
他知道会战多拖延一天,国家就会多扔掉多少票子。
入夜,他怎么也合不上眼:
“难道,难道土地爷就不让我老陶在水城建钢厂?
”他一骨碌爬起来,吆喝道:
“剑萍、子雄,咱一块到三块田看看去。
马上出发!
”
两位战友虽然心疼老陶,但深知老陶“事不过夜”的德性,哪敢怠慢?
5分钟后,一支勘察队伍消失在黑灰色的夜幕中……
越过崎岖的山地,向左面的大山攀援。
将至峰顶,陶指挥突然眉头紧锁,捂胸蹲下。
“不好,陶指挥又犯心绞痛了!
”大伙记得,勘察厂址这些天,老陶天天都闹心绞痛。
开始,大伙吓得惊慌失措,后来才知道,临到水城前,老陶向鞍钢的主治大夫寻了个应急“秘方”——心绞痛时,立即蹲下。
“秘方”果然奏效。
不一会,陶指挥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
他伸直腰板,慢慢爬到山顶,藉淡淡的月光,向四周眺望。
山南,蜿蜒着新修的贵昆铁路,列车呼啸着向东驶去。
这是时代的列车。
他想竭力追赶,然而,都觉得自己被列车抛得远远的;他似乎箭步撵上了列车,越过了列车正欲腾空起飞,然而,自己却蓦地倒下了……
山北,四面大山手拉手把三块田围住,坝子上立着突兀的石峰,如筚子上的馒头。
他目光掠过筚子向地层探刺:
不好!
托着筚子的怎么是一汪稀泥?
不对不对,那星星点点的石峰莫非从天而降?
嗬!
它的下面再下面是石质岩层。
“剑萍,要是高炉焦炉能建在这里,该有多好!
”一遇到技术上的难题,陶惕成总爱和这位专家商量:
“你看,焦炉就建在咱们脚下,烟囱沿山而立,咱还能‘偷工减料’呢!
”
“我看也准行,不过,进行技术勘察后再说吧。
”
两位指挥长会意地笑了。
1966年6月16日,会战工地指挥部群英荟萃,各抒己见。
最后,一致同意厂址定在三块田。
月末,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彭德怀、程子华亲临三块田察看。
彭大将军拍着陶惕成的肩膀,嘘寒问暖,直说陶指挥长选了块宝地。
7月12日,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来水城宣布:
西南局完全同意会战工地指挥部将钢铁厂厂址定在三块田的意见。
老同事相见,格外亲热。
徐驰道:
“老陶啊老陶,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厂址可苦了你喽!
”
陶惕成说:
“其实,我的矿山战区、农场战区早就打响!
不过,三块田倒是我的主战区,你看啥时打响?
”
7月26日,一号高炉破土动工。
8月6日,一号焦炉破土动工。
早就磨拳擦掌的建设大军一开进三块田,劲头便一发而不可收。
各项工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展着:
10月,“两炉”的基础工程浇注完毕;年底,“两炉”进入结构安装和砌砖阶段。
年末陶指挥掐指一算:
好家伙!
整个战场开工的78项工程,竣工了63项。
五
会战一开始,不,应该是三万大军开进青杠林时,陶惕成就制订了严密的“军纪”。
这个深谙用兵之道的指挥长认为,要让三万大军洋洋洒洒有条不紊地在战场驰骋,它的中枢神经——会战工地党委和指挥部就不能有丝毫紊乱,它的四肢肌体一刻也不能懈怠。
一次,陶惕成到北京汇报工作归来,听说代理他工作的一位副手指挥不灵,有几位处长竟不买那位副手的账。
陶惕成那张慈祥的国字脸一下绷得紧紧的,厉声喝道:
“马上召开处级干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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