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希腊化文化和炼金术的兴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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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章希腊化文化和炼金术的兴起
第05章、希腊化文化和炼金术的兴起
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终结于亚里士多德。
这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门生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公元前356-323年)造成的。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各地之前,希腊本是由一些互相争雄、长期混战的小城邦组成的国家。
雅典在文化发展方面素居领先地位,也曾几度成为政治中心,但都好景不长。
正是亚历山大一手促成了这种变化。
他征服了许多地方,给希腊带来了政治稳定,结果仿佛使希腊思想家的独特风格和创造活力大为削弱,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亚历山大是世界的第一个征服者。
他从马其顿(Macedon)进军,横扫希腊人熟知的所有地区,随后又进行远征,侵入往昔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国家。
亚历山大完成了他的开拓大业,在公元前323年死于巴比伦、他不仅把希腊文化带进古老的文化中心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且使马其顿的统治远及波斯。
他还一度侵入印度,使西方世界第一次对印度文明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印度的思想对西方思想家有多大影响,希腊哲学对印度又有多少帮助,这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印度哲学家确曾提出过原子理论,它与希腊的原子论也有诸多类似之处,但印度古典作家手稿的撰写日期几已无法确定,因此,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迄未得到完满解决。
不过,当时印度在化学方面的进展有限,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对印度的远征使希腊化时期的各种思想受到了一种陌生文明的刺激,除此之外,这次远征还有最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终于开辟了同更为遥远的东方中国文明进行交流的通道。
关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亚历山大不但征服了东方各国,而且还立志要使帝国各个民族融为一体。
他大力提倡希腊人和他们结交的东方人通婚。
亚历山大本人迎娶了一位东方公主,他部下的将军也相继聘东方人为妻。
他每到一处,都要筹划修建永久性的殖民城市,从而把希腊思想和希腊生活方式灌输给被征服的民族。
公元前332年,他在尼罗河口兴建了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eria),这个城市在他新占领的地区中最负盛名,对未来的化学发展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遽然亡故后,他的将军们拥立了一位傀儡摄政王,继续治理马其顿帝国。
后来帝国又划为若干省份,由几位大将军分别管辖。
最有才能的将军托勒密(Ptolemy)占有了埃及省。
经过连年的密谋筹划、行刺暗杀和公开战争,另一位将军塞琉古(Seleucus)攫取了巴比伦省。
他建都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基琉基亚(Seleucia)。
这个城市很快取代了巴比伦而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中心。
塞琉古不久迁都于安蒂奥克(Antioch),但塞琉基亚却始终是希腊化思想的重要发源地,直到公元164年毁于罗马人之手。
公元前305年,各省纷纷割据,自称王国。
有两个王国从最初时起就挟制着其它王国,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另一个是版图远及小亚细亚大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塞流古帝国。
此后的三百年间,两大王国都是希腊化思想的中心。
“希腊化文化”这一名称,就是指这个时期传播于整个近东的共同文化而言。
它虽说起源于希腊文化,但受东方国家的影响很深,并且在那里繁荣起来,表现出不同于希腊古典文化的许多特征。
希腊化文化的最大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
各种学术都受到托勒密王朝的扶植。
这个王朝兴建过宏大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收罗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哲学家。
各种思潮汇聚交融,形成新的哲学和宗教。
这个大熔炉也是炼金术的发祥地。
归根结蒂,正是截然不同的三大潮流的最后汇合,才导致了炼金术的诞生。
这三大潮流就是希腊哲学、东方的神秘主义和埃及工艺学。
甚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希腊哲学就已表现出两种鲜明的倾向。
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柏拉图的某些观念,遭到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理论的反对。
这两种观点又往往混为一体。
希腊人总想用一个庞大的体系来解释整个宇宙,正是这种愿望造成了上述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
在希腊化文化中,这两大倾向的对立更为尖锐。
东方各种神学学派曾盛极一时,那些有神秘信仰的人齐集门下,这里不需要什么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科学观点较强的人,由于对周围人们的神秘信仰深感厌恶,只好向机械论靠拢。
在一段时间内,这两大学派多少是平行发展的。
后来可以看出,神学学派终于占据优势。
但在希腊化时期的最初阶段,情况还不是这样,结果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尤其是在它的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了一大批人,他们比起自古以来的人们或是日后近一千五百年间的人们要更接近于现代科学家的观点。
例如,欧几里德(Euclid)、希帕克(Hipparchos)、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以及西西里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OfSicily)这样一些巨人,就是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才华出众的明证。
这些人不仅致力于非实验性的科学即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而且还致力于用实验去证实他们的主张。
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是不屑于亲自动手做实验的。
希腊化初期的科学家们多少还残存有这种想法。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发明过许多精巧的机械,也做过不少流体力学的实验,但是他却认为自己对纯数学的研究才是唯一的真正贡献,值得流传后世。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大概生卒于公元63-150年)则完全抛弃了鄙视实验操作的思想。
他的主要著作《气体力学》(Pneumatics)专门描述了各种机械装置,诸如在祭坛上点燃圣火就能使庙门开启的机械,或是投入一枚硬币就会有圣水流出的装置(一种自动售货机)。
其实,希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足以说明实验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希腊化时期的一位希腊哲学的信徒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希罗和他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坚定地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原则。
他力图说明同他所从事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各种自然现象,这时他的解释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他提到火能使水变气;并把土掺水会变成软泥和泥浆说成是“水向土的转化”。
然而,一旦涉及到和他的工作有具体联系的现象时,他就大大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他所描述的机械多半靠蒸汽驱动(甚至他还曾绘有蒸汽机图)。
这些机械都以气体的压力为动力。
由此可见,他对气体性质十分熟悉,在许多方面为动力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下面摘自该书的一段引文中即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很多人认为是空的容器,决非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空无一物,而是充满着空气。
现在研究物理学的人已经承认,空气是由轻盈的微粒所组成,通常是无法看见的。
如果我们把水倒进一个仿佛是空的容器,那么,就会有与注入的水同等数量的空气逸出。
〔他在这里把恩培多克勒的水钟实验描述了一番。
]因此,应把空气视为物质。
空气运动而成风(风其实不过是运动的空气而已)。
如果将容器底部穿孔翻过来后放入水中,水慢慢浸入容器,这时我们把手放在小孔的口上,会感到有风从容器中吹出。
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被水排挤出来的空气……既然如此,那些断言绝对没有真空的人,很可能会在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也许会说得煞有介事,虽然他们并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
不过,如果用显而易见的一些现象来表明家连续真空这样的东西是有的,只不过是人造的罢了;那么真空的存在也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只是真空四散分布为极其细微的部分;物体受到压缩即可填满这种四散分布的真空;这样一来,在这件事情上强词夺理的人就会没有立足之地。
接着,希罗引用吹气入球的实验,来证明这时发生了压缩。
只要压力减小,空气就会冲出,而留存在球内的微粒并没有因而增大,所以,在这些微粒之间肯定有虚空存在。
希罗所使用的方法与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柏拉图的方法(参见边码17页)截然不同。
可是,希罗毕竟不是一位彻底的实验主义者,他在进一步提出论点时,并没有避免用一些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的似是而非的辩解为依据,诸如阳光射入水中并未使容器中的水外溢等,来证实他的确有真空存在的信念。
希罗对燃烧现象也进行过观察,结果使他的看法十分接近直到拉瓦锡时期和现代化学出现时方才为人们接受的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过去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承认。
从煤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点燃的火要耗去某种东西,煤渣和燃烧前的煤的体积相同或大致相同,而重量迥异。
耗去的部分分别变成火质、气质或土质,随烟一道飞走;最稀薄的一部分升到最高层,即火的位置;稍微重浊一些的部分变为气,更加重浊的部分被气流连同其他部分一起带离一定距离,然后又降到低处,掺入土中。
水被火熬尽时也会变成气因为从放在火上的锅里冒出的蒸汽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液体蒸发变成的气。
所以,据上所述,可见火显然能使所有比它重浊的物体发生分解和变化。
希罗这样的科学家未能提前做出十八世纪的那些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有一种从早期希腊哲学延续下来的倾向,即:
只利用实验去论证事先想好的假设,而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处处被用来解释新的事实。
每当通过直接观察产生出不同的思想需要表达时,人们总是尽量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去充实表达的内容。
斯多噶派的自然理论,使希罗引起的对气体的实际兴趣在一些有哲学头脑的人们中间增强了。
斯多噶(Stoic)哲学创始于柏拉图时代,在罗马盛极一时,是罗马知识分子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斯多噶哲学在亚历山大里亚并不怎么流行,但也颇有影响。
斯多噶派相信,任何现象都有物质根源。
根源就是一种气流,或称灵气,希腊文称纽玛(Pneuma),拉丁文称精英(Spiritus)。
灵气寓于万物之中,能作用于每一物体。
它是生长和衰亡的根源。
在人体中,气流从心脏进入各个器官,带来生命。
所以,气可以被看作是人的灵魂,不过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灵魂。
显而易见,“纽玛”这个概念,按照不同哲学家的观点,既可以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相当玄奥的抽象概念。
不管怎样,这个哲学概念毕竟为人们很感兴趣的气体研究提供了某种根据,并且充实了关于灵气是每一个物体主要组成部分的论点。
这里必须指出,希腊化时期大多数哲学家提出的各种主张,加强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使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大有遭到摈弃之势,但是原子论并没有完全失传。
这种思想为伊壁鸠鲁派所继承,在卢克莱修(Lucretius,大约公元前96-55年)的伟大诗篇《物性论》(DeRerumNatura)中得到极其透彻的阐述。
在当时以至后来的很长时期中,原子论虽说不能左右科学思想,但也不是毫无作用,我们即将看到,人们最后还是要再次受到它的影响。
随着岁月的流逝,东方的各种宗教迷信源源而来,在亚历山大里亚站住了脚,与埃及当地的迷信思想一同兴盛起来。
在这类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日益背离了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精神。
后来的这些哲学都有一个共同倾向,即:
不愿依靠观察,而是根据神的启示来理解自然界。
公元二世纪时,诺斯替教(Gnosti-Cism)异军突起。
该教信徒自以为他们仅仅依靠天启即可获得某种秘传。
参加诺斯替教派,需通过秘密介绍。
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诺斯替教徒不肯接受柏拉图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善”的说教。
他们坚信还有邪恶,从而回到了最能代表原始思想的二元论。
公元三世纪时,新柏拉图主义使这种倾向更加巩固。
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哲学界中已占主导地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公然蔑视理性和科学,认为上帝的直接启示才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更晚一些时候,摩尼教(Manichaeanism)从波斯和巴比伦传来,引进一种善恶不可调和的二元论,通常多用光明和黑暗来表示善和恶。
所有这些通称为神秘哲学或宗教迷信的流派,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同纯粹的巫术和占星术活动,同作为亚历山大里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互相渗透。
十分明显,在希腊化世界广泛传布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基于求知而进行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没有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从事实际制作的工匠等级,他们既不同于希罗这样的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家,也不同于诺斯替教徒、新柏拉图主义者之类的神秘主义哲学家。
当初,他们大概和上述两派毫无关系。
这是一批为富有阶级和神庙制作奢侈品的工匠。
他们和上面谈到的在神庙场院里劳动的埃及工匠一样,非常熟习本行业务。
罗马时期学识渊博的著作家,如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尤其是普利尼,都曾描述过工匠们采用的制作方法。
不过此类记载多半是第二手材料。
这些著作家显然只是把他们读到和听到的材料记录下来,而对记下的制作方法却往往缺乏真正理解,结果造成臆想的资料和实际过程的详细记载互相混杂,严重错误比比皆是。
我们对埃及实用化学状况的了解,幸而有了比这些第二手记录可靠得多的依据。
十九世纪初,瑞典驻亚历山大市副领事约翰·达那斯佗西(Johannd’Anastasy)弄到大批希腊文写成的纸草书。
后来,这些纸草书大部分被他在荷兰卖出,少量佚散于瑞典。
这些纸草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公元1885年,一份显然是化学性质的纸草书公诸于世。
它发现于来登(Leiden),故名来登第十号纸草书。
公元1913年,在斯德哥尔摩又发现另一份纸草书,纸草书的字迹表明它和来登纸草书同出一人之手。
这两份纸草书当初大概是一同放在某一埃及工匠的墓葬之中,很有可能是这个工匠供自己在作坊里使用的笔记。
这些纸草书注明写成于公元三世纪,也许是根据更早的材料编纂而成。
它们和亚述人的那份书写清楚的釉配方颇相类似,都毫无向读者保密的意图。
由于它们显然是专供熟练的工匠使用的,所以往往省去了一些可能是很基本的步骤。
工匠已相当熟悉这些步骤,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再记录下来。
虽未发现作者有意保密而使用隐语,但是仍用了一些技术术语,这些术语的含义目前已经无法弄清。
因此,我们不能理解这些纸草书所记录的每一细节,但对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化学工艺的状况却得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概念。
斯德哥尔摩纸草书主要是一些媒染、染色和仿造宝石的配方。
配方中没有发现来自希腊哲学的理论观念;谈的完全是实际操作。
其中也没有提到如何使用巫术,只有一张单页上附有咒符一道,原文如下:
“Sun,Berbeloch,Chthotho,Miach,Sandum,Echnin,Zag-Uel”。
这可能是另一份纸草书的一部分,它既然与斯德哥尔摩纸草书放在一起,可见即使在从事实际操作的工匠中间也同样可以看到使用巫术的痕迹,这和古代亚述制釉工匠的情况毫无二致。
斯德哥尔摩纸草书中只有几份配方与冶金术有关,而来登纸草书谈到的则几乎全都是炼金活动。
我们从中不仅了解到这位金属工匠采用的方法,而且还弄清了他的某些意图。
据这份纸草书看来,他至少想尽力造出贵重金属银和金的廉价仿制品。
第八号配方相当典型,原文如下:
阿森[金银混合物]的制法。
把软锡分作小块,清洗四遍;取四份软锡、三份纯净白铜和一份阿森。
熔化、浇铸之后,清洗数遍,即可用来制造所需物件。
它将是头等成色的阿森,即使是工匠也不可能辨认真伪。
在这些配方的末尾,经常可看到诸如此类的词句:
“生成物将变得和银器一样”(3号);还有一些标题,如“黄金伪造术”(17号),“铜器镀金术”(38号),也显示出类似的思想。
编写这些笔记的工匠显然是一位制造金银仿制品的老手,所制赝品能够经得起各种检验。
当时采用的检验方法相当简陋,其中包括用试金石进行检验和加热检验。
纸草书中没有材料可以表明这位工匠抱有把贱金属变成真金和真银的打算,同样也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当他造出在各方面都和他所熟悉的黄金极为相似的某种东西时,他会不相信自己确已制得了真正的黄金。
任一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不能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人们仍然是茫茫然的。
除从事金属冶炼外,工匠们还使用一些试药来进行加工,第89号配方记述的就是这类试药中的一种——硫黄水:
取一小撮石灰,再取一小撮硫黄细末;放入盛有醋或童便的容器。
在容器底下加热,直至出现血一样的上层清液。
小心地将上层清液徐徐倒出,与沉淀物分离,然后即可使用。
该制方清楚地记述了钙的多硫化合物溶液的制备过程,这种溶液大概是用来改变金属表面的颜色。
我们在下面即将看到,这类溶液对炼金术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来登纸草书和斯德哥尔摩纸草书中记述实际操作的配方,也许能代表经历许多世纪才积累下来的大量方法和资料。
毫无疑问,埃及工匠们从法老专制时期起就在制造这类合金和染料。
其它早期文明国家的工匠们也可能掌握有类似的配方。
只要它们是一些纯属技术性质的配方,那么,它们就会或多或少地自动传播开去。
在亚历山大里亚,工匠们初次受到我们在前面阐述过的那些思想的熏陶。
哲学家们的理论已能应用于工匠们从事的工艺过程,而玄奥的思辨则要受到人们对五花八门的物质属性的实际认识的制约。
换句话说,这时理论化学和实用化学第一次彼此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产物——炼金术。
早期炼金术士的世界观,很可能和希罗十分相近。
炼金术士们熟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总是处处加以运用,但是他们又拥有关于金属性质的极其丰富的实践知识,这种知识促使他们在认为一旦有此必要时即可修改上述理论或只强调它的某一部分。
我们不太了解炼金术士们开始活动的确切时期,但多数学者认为,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
这是一个自然哲学正在繁荣昌盛的时代,神秘主义思想尚未取得它们日后所占据的那种统治地位。
炼金术士可以毫无顾虑地在实验室里工作,去发明新的器械,去仔细观察他们使用的化学物品发生的各种变化。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记述他们工作情况的材料流传下来。
我们只能根据至少是两百年后的一些记载去了解他们的活动。
这时学术空气已大不相同,而且此类记载只是散见于各种手稿之中,这些手稿经过若干世纪的辗转传抄,早已面目全非。
不过,早期炼金术士进行的许多工作以及指导他们工作的某些理论,仍然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根据尚存于世的远古炼金术书籍的断章残篇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些书籍注明的一批作者名字相当古怪,原因在于真正的作者想使这些书籍能享有权威著作的名声,所以诡称它们出自古代名人的手笔。
诸如赫墨斯(Hermes)或爱茜丝之类的神和女神、墨西斯(Moses)这样的希伯来领袖、爱安布利柯斯(Iamblichos)或德谟克利特等希腊哲学家,都被说成是这些书的作者。
借德谟克利特之名刊行的那些书籍,当然不会是阿布达拉的德谟克利特所写,但作者很有可能是公元一世纪门德斯的波洛斯(BolosOfMen-Des)。
人们通常都知道这些书籍是一批冒牌的德谟克利特著作。
在这批炼金术士中,还出现一些妇女的名字,例如,克略帕特拉(Cleopatra),也就是犹太女子玛丽(Mary),很可能确有其人。
据说有许多器械,其中包括玛丽水浴器(BainMarie),就是她发明的。
最早的炼金术士是一批希腊化时期注重实际的科学家,所以他们和埃及工匠一样,都有雄厚的技术根底。
他们的经历,大概和来登纸草书、斯德哥尔摩纸草书的编纂者十分相近。
他们的大部分工作肯定和这些纸草书所描述的方法有关。
起初,这些人都想用廉价金属来冒充贵重金属。
他们采用的技术方法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愿以偿。
当他们开始运用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考虑他们的工作时,他们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亲手制出来的酷似黄金的合金确实是黄金的某种形式。
这种合金也许略逊于真金,但是,工匠们只要稍加努力即可使之变为真金。
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都趋向完善的思想告诉人们,金属中那些不够完善的金属,总是力求变得象黄金一样尽善尽美。
大自然的这一完善过程是在地下深处进行的,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工匠们在作坊里用较短的时间也几乎能完全重复这一过程;因此,只要把方法略微改变一下,工匠们即可全部重现自然界的这个过程,从而用人工把纯净的黄金制造出来。
这就是炼金术的基本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冶金实践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运用这一思想时,当时的其他许多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应用,结果发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化学过程和现象。
在大宇宙(或称大世界)中发生的变化,会在以生物体为代表的小宇宙中重复出现,这种古已有之的观念是炼金术士的思想基础。
其次,根据斯多噶派哲学的说法,灵气(纽玛)是万物的主要成分,而且能使“个体”发生变化。
在小宇宙中,即在动植物中,个体死亡,留下种子,种子在“纽玛”的驱动下,经过一系列变化达到本物类的最终完善。
按照逻辑推论下去,大宇宙也必然会出现同样的过程。
因此,必须先使炼金术士加工的物质“死亡”。
这就是说要造成物质属性的变化,使之尽可能接近原初物质的状态。
这样才能使这些加工物质接受新的形式。
根据种子的生长情况类推下去,可见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在一段时间里用热和湿进行处理。
然后方可预期“死”物质依次变成一系列行生物,最后达到黄金这一完善形式。
必须牢记,这些炼金术士重视的物质属性,不仅有液态或固态等物态,而且还有颜色。
在我们看来,颜色和物态相比,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属性,但亚历山大里亚人却认为,它象液态固态一样都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在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头脑里,这些属性要比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重要得多,因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实地观察到这些性质。
尽管他们对四元素说未稍忘怀,而且还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讨论中加以运用,但在说明物体性能时,使用的多半还是固态(土)、液态(水)、气态(灵气)和颜色之类的物性术语。
这种思想方式一直是罗伯特·波义耳以前的化学的突出特征。
亚历山大里亚的技术工匠们最重视的是金属,但从斯德哥尔摩纸草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同时也是一批从事实际操作的染匠。
他们懂得怎样使用煤染剂,怎样染出各种颜色。
事实表明,他们对颜色的偏爱也曾用于炼金过程。
关键是要使颜色按一定顺序依次变换。
对炼金术士来说,金色和银色是金银最关重要的特性,根据颜色即可判断他的操作是否成功。
基于这些想法,炼金术士们开始着手进行衍变(把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实际操作。
他们首先着手制取“死”物质,唯有这种物质才能接受他们想要获得的形式。
显而易见,这正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阐述的那种思想。
一块“死”物质会失掉大部分金属特性,变成黑色,也就是说会毫无色泽。
制取这种物质的过程叫做黑变,或称黑比。
下一步就是白化,或称白变(有时也叫成银),然后才是黄变,或称黄化(成金)。
最早时期,人们经常提到的还有最后一个工序,叫做净化(Iosis)。
净化可以解释为使黄金带上青紫色晕,也可以理解为除锈,因为希腊文“Ios”一词兼有青紫色或锈的两重含义。
总之,这一工序的产物叫“珊瑚金”,被视为衍变的最末一步。
后来,这一净化工序遭到淘汰,由黑而白,由白而黄(有时是红)的顺序变成标准工序。
由此可见,这些炼金术士的主要目标是要在金属表面镀上特定的颜色,因而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往往把衍变过程称作“着色”。
死物质的着色过程和植物种子的发育过程十分相似。
死物质受到文火的慢慢加热,再经过用某种灵气或水气的处理,含在其中的生命即可复苏和逐渐成长。
往往还要加进少量炼金术士打算让它变成的那种金属,作为“酵素”或种子。
这样做完之后,整块“死”物质就可望在“白银种子”或“黄金种子”的作用下变成白银(白化)或黄金(黄化)。
当时尚未使用“哲人石”一词,但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于此已见端倪。
炼金术士们使用的试药如为液体,即称“水液”,这通常是一些能在金属表面涂上颜色的物质。
铜可以由于表面氧化或成为硫化物而变黑(黑变),也可以用砷(多用砷的硫化物雌黄)进行处理而变白。
把金属黄化成黄金,通常使用的是多硫化合物的溶液(详见上述来登纸草书中的配方)。
这种溶液叫硫黄水(TheionHudor),不过,在希腊语中硫黄一词还含有神圣的意思,因此,硫黄水也就是圣水,它可以用“神力”引起极为重要的变化。
制备硫黄水,开始时也使用硫化物,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天然硫黄。
另一重要试药是汞。
在公元前十六或十五世纪的墓葬中,就发现过这种金属的实物。
早期希腊文献对汞曾有所记述,但都语焉不详。
到了狄奥多鲁斯、普利尼和维特鲁维斯时期,汞已是极其平常的东西,烘炒硃砂制汞法早已为人所熟知。
汞的独特性质,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汞貌似金属,但呈液态,因而往往被划为“水”类。
直到很晚的时候(公元500-700年),人们才承认汞是金属,并且用占星术中表示锡的符号作为汞的标记。
不过,早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一切金属既然都能熔化,所以也都具有可以流动的天然属性,而汞则正是这种属性的代表。
汞能在其它金属表面留下银色,这也使它得以在炼金术士的心目中占有一个极不寻常的地位。
炼金过程要求制造大批设备。
不仅需要在高温下用各种试药处理金属,而且常常要经过一道道工序来制造试药本身。
还需要从鸡蛋之类的物质中提炼出“精英”,这些物质在蒸馏时能生成一种含硫馏份,可用于黄化过程。
亚历山大里亚的化学家们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巧思才智,发明了蒸馏器、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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