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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研究文献综述
2010040203刘祥
[内容摘要]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是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研究与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创办于1998年的台湾公共电视,一直以其沉稳、平实的风格,独行于竞争激烈的台湾媒介市场。
但近些年来,与整个台湾社会对公共电视发展寄予厚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公共电视深陷公共性难以实现、受众群难以扩大、集团化运作受阻的发展困境。
本文选取2000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研究分析,并对这些内容做了分析和梳理。
针对台湾公共电视当前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现状,笔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台湾公共电视;公共;公广集团;公共性;媒体改革;
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是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研究与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李瞻教授就提出了在台湾创建公共电视的构想,以期解决当时的三家官控商营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竞争无度、败坏社会风气等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想法没有得到当局的重视和回应,直到1990年6月,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台湾的公共电视筹备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自此。
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众多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对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
笔者以2000年1月—2013年5月为时间界限,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共检索到相关研究论文118篇。
笔者主要以这些研究论文为样本,并结合其他有关台湾公共电视的研究资料,对近年来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现状与困境的研究、讨论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综合来看,国内外对于台湾公共电视发展与困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共理念建构之不易
所谓公共电视,一般都是在《广播电视法》或专门的《公共电视法》要求下成立的;作为社会公共财产的、非营利、非政府性的电视机构,其宗旨是为公共利益服务。
公共电视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共”二字,这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实质上却蕴含着丰富的涵义。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或出于不同的目的,来认知“公共”,往往得到的是关于这个既模糊而又富有争议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
台湾公共电视台前总经理胡元辉提出:
“将公视理解为‘大家的电视台’或许是公视最素朴的界定,但是在现实中,许多人往往将这种‘大家的电视台’等同于‘免费电视’或‘公益电视’,而对诸如‘公众近用’等更深层的意涵则是不知其所以。
”胡元辉总经理倡导“公共电视的‘公共’两字的要义在于建构公共领域,实践公共价值。
”另外,海外知名传播学者冯建三教授对此曾经有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比喻:
“台湾的公共电视不如公共厕所。
”他借用了这样一个形象而有趣的比喻,告诉我们:
已成立多年的台湾公共电视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电视,就覆盖面而言,它甚至只能望“公共厕所”之项背,根本谈不上“公共”。
公共媒体的公共性问题一直是传媒研究和新闻学者讨论的重要论题。
在实践层面,深嵌于不同历史结构与政治图景中的公共媒体的公共性建构方式颇为不同。
特别是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先行与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台湾公共电视,其公共性建构与实践的独特经历引人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台湾公共电视最后的形成是必然的,因为台湾公共电视诞生的过程,正是台湾民主化进程最为快速的二十年。
因此,可以说台湾公共电的公共性建构过程是台湾民主深化在媒体领域的呈现。
另一方面,名实相符的公共电视是在学界、业界、民间团体倡议与政府和政党回应的“上、下合谋”中形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公共电视独立于党政军势力与商业宰制的理念得以形成,其制度与实体得以形塑,并成为历史与现实脉络中各方政治博弈主体相互角逐与较量的公共性样本。
众学者从结构论与过程论双重视角出发,对台湾公共电视公共性建构过程中的理念形塑与实践发展予以梳理,发现了虽然台湾公共电视的成长既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紧密扣合,并在政府、政党、民间团体等各利益群体的互动、呼吁与回应下共同完成,但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仍不成熟,威权统治的残余、深层的族群对立以及公民文化的欠缺同样阻碍着公共电视的公共性施展,民众更缺乏對公共媒體的想像,公共理念的建构着实不易。
政经势力介入公共电视
公共广电需排除政治与商业的不当干预以保证独立运作,又因其名义上为公众所有且由行政与立法部门代表公众行使职权,而必须向行政立法机构与公众问责,故而兼顾“独立”与“问责”的“臂距之遥原则”成为公共广电制度安排的重要准则被写入许多国家公共广电机构的内部政策文件中。
长期以来,台湾的电视业一直坚持“新闻节目向政治输诚、非新闻节目向商业靠近”的原则,极力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媒介环境里,势单力薄的公视怎么可能担当电视公共领域的中流砥柱呢?
因为无法满足政治经济势力的诉求,公视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并且获得强权的青睐,所以,势单力薄势成必然。
台湾公视以政府拨款作为主要经费来源,从而在财务上对政府有所依赖,这也令公视在运作上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为继续获取充足资金,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公视为凸显其公共性又必须排除政府的不当干预与影响,以对公众问责。
事实上,今天的公视经常被新闻从业者及学者批评为“回避主流社会的现象与议题,不敢碰敏感、争议性(即使重大、关键)的题材”,缩手缩脚、担心犯忌,结果自我矮化、自我边缘化。
在台湾威权体制留有残余、民主政治还未成熟、公共领域尚未完全塑成的情景下,公共电视在其实践过程中,必须面对党派政治力量的介入,财团经济势力的操控以及媒体工作者本身或显或隐的族群、统独立场等障碍,其公共性难以充分彰显,而这些问题并非单纯地依靠公共电视自身的创新与变革便能解决。
在台湾竞争性政治背景下,出于选举考虑,政治人物不愿意提案修法付费收看公视,最有利于发挥公共性、增加公众参与感的收取执照费的方式被束之高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视公共参与的本质。
台湾公视如若不能突破经费上的限制,那么在以商业电视为主流的台湾媒体领域中它将难逃日益边缘化的宿命,这一结论也代表了台湾大多数学者与专家的意见。
台湾学者陈炳宏教授认为对于政治力的影响,公共媒体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在于,不应接受任何政治力的不当操弄,而公共媒体在面对各种政治力影响時,应该让它们在公开场域里竞逐,不受黑箱式或暗盘式的不当操控,而公共媒体在面對政治裡介入時,要避免政治力的不当干预,首重主管机关的角色、董监事的选任,以及经事与人事的规范设计,并规范公视法修法。
公广集团整合与编制混乱
台湾公共广电集团是台湾第一个且是目前唯一的公共媒体集团,以创建媒体的核心价值评判标竿,开创广电文化崭新面貌,彻底改造台湾媒体的行业竞争生态,同时大力促进社会健全发展为核心使命.其组成成员包括既有的公共电视台、已完成公共化的华视外,公广集团还通过相关法律条例将原住民族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及台湾宏观电视之制播交给公视基金会办理,由此近一步扩充了公共广电集团版图范围。
但集团内部的整合并不乐观,学者方苏提出华视作为一家传统的无线电视台,在由商业电视台向公共电视台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原有的价值理念、内部文化同公共电视的价值理念、内部文化的难以融合。
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分歧之外,公视与华视运营模式的不一致,也严重阻碍了公视与华视的资源整合。
公共化之后的华视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接受更多的限制(很多之前作为商业电视台时可以采用的作法,即便是对提高收视率、增加广告收入大有裨益,现在考虑到公共电视的定位和责任都不得不舍弃)。
而这样一种“公共的定位,商业的运作”的模式,不仅使华视的生存举步维艰,而且违背了公共电视台非营利的原则,同公视无收视压力、依赖政府拨款及社会捐赠的生存模式产生激烈的冲突,更加直接影响到华视与公视的顺利整合。
另外有学者提出,在公共广电集团运营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各家电视台的定位仍然有重叠的现象存在,如公共电视台就有多个针对客家人、原住民的电视节目,与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定位(客家电视台以全球客家人为服务对象,旨在发扬客家族群既古典又优美的文化价值;原住民电视台则是以积极落实保障原住民媒体近用权为己任,努力打造成为原住民族喜爱与信赖的公共媒体;宏观电视台以海外侨民、台商、留学生与各种背景的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促进侨胞与全球华人对台湾的了解)重叠。
公广集团成立之初,集团就试图将这些节目进行适当整合,但由于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最后只好作罢,保持原样。
商业与公共的博弈
台湾公共电视一直都在为公共利益鼓与呼,然而,在市场早已被瓜分完毕。
台湾公共电视的一贯做法是不迎合受众,坚持自己的节目制作准则,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素养。
关于公共电视这种培养受众的理念,台湾公共电视的元老级人物翁秀琪教授认为:
“没有一家电视台象公视一样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青少年身上,专门为青少年们量身定制了很多节目,这些节目的制作水平都很高,多次获得各项大奖。
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我们的青少年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有文化的、有思想的真正的公民。
”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公共电视而言,无论是其收视率、占有率,还是接触率(三者都是衡量电视台被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它都远远低于台视、中视、民视、华视等传统无线电视台。
但麦哲伦等学者仍然肯定了公共电视,它在强手如林、政治和八卦甚嚣尘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且保持自己的特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侯惠芳对公视的新闻政策作了清晰的解释和说明:
/你若做新闻,你出大力,你的收视率一定高,因为它跟大多数人相关。
我们不习惯那种吵架、谩骂的节目,我们也不屑做这种节目,可是有很多人要看。
但即使公共电视有再多的经费,我们也不选择做那些节目。
公视保持客观的报道态度,避免了在政治立场上的纠缠不清。
在各政党和政治势力都想插手公视的时候,公视以专业判断作为惟一的标准,对之一视同仁。
公视内部将这种一概拒之门外的做法称为“恐怖的平衡”。
针对公共电视在于商业电视竞争中的不足与缺陷,笔者整理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如刘新传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方开源,解决资金问题;如争取追加部分预算,部分学者提出以“扶老携幼”的办法,解决公视资金的困难。
用无线电视的商机作为活水的源头为公视注入生机,使商业台与公共台得到均衡发展,以建立一个适合人性的电视环境。
若走此路径,政府便需顺应市场机制,建立顺势引导的政策。
通过提供互动节目的服务,以节目养节目,向观众少量收取收视费,可以享受原本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服务,此法应能获得普遍认可。
②建立竞争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从以公民为念,强调责任,节目制作为先、题材选择为辅的独占结构,转变成以消费者为念,强调市场经济,题材选择与制作并重,以生存营收为导向的竞争结构。
采用三种策略应对,第一是区别策略:
既然公视本质上与商业电台不同,就不应在同一时段与竞争对手播同一类型节目;第二,焦点策略:
既然公视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节目类型的设计和内容安排,应采焦点策略,以加深观众印象;第三,差异化策略:
在节目设计、组织、资源分派和行动方案中体现与商业电视的差异,以建立独特地位和形象。
③修改公视法规,优化治理结构;《公视法》的相关条文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公广集团。
为了使台湾公共电视在法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修法工作势在必行。
小结:
对于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与困境,电视界相关学者专家的争论颇多。
中心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理念建构,政治经济势力介入,公广集团作用实质化,公共电视发展的出路与前景等方面。
针对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发达程度可以成为国家的社会民主程度评判的标准之一,而台湾公共电视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如政党或政府企图控制广电媒体,公共电视收视率低,影响范围偏小等。
其实创办公共电视,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商业电视等,而是为了弥补它们的不足,实现电视体制的多元化,从而充分维护民众的认知权利和表达自由,开发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工具的巨大潜能。
笔者认为只有各媒体和谐共存,各方扬长避短,既竞争又合作,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取长补短,参股、融合,才能走向共同繁荣。
作为公共媒体独特样本的台湾公共电视从概念提出到集团化构建迄今经历近几十年的发展,在政治民主转型语境与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与互动中,它已然成为台湾商业化媒体环境中的重要媒体样态,逐步建构起其公共性理想并呈现出独立于政府与商业的公共性特征。
笔者认为,台湾公共电视及其公共性呈现的发展与完善既有赖于公共电视理念与制度的丰富与健全,还寄望于宏观层面台湾政治民主的深化与公共领域的崛起。
同时在另一程度上说,虽然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不同,但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电视政策制订方面,如何协调政党利益、电视产业的经济利益、人民利益,是大陆相关政策制定者必需直面的核心问题。
从此角度来看,台湾公共电视政策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大陆电视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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