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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篇功过待评说
千篇功过待评说
我常戏称自己是“三八式”,生于1938年是也。
今年不多不少整七十了。
按唐人杜甫的诗句,也算得上“古稀”了。
尽管有人说,“古稀”今不稀,总归也快到了该划句号的时候了。
友人劝我出个集子。
学校十分支持。
然而,这却把我难坏了。
大学毕业到现在,婚前搬过四次家,婚后搬过五次家,1966年冬还被抄过一次家。
“树怕移,人怕挪”,挪过那么多次还到哪里去找旧作呢?
东托西托,前后托过二十多位朋友找也没找全,找到了一些发黄、发脆的旧报刊。
过去的纸张没有今天的纸张好,发黄看不清,发脆会掉碴。
不仅字迹辨不出,而且内容也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甚至连笔名是自己的也需要想好大一会。
比如说,“石久”是我的笔名,还能记得,因为当时住在高安路19号。
有个“梁凌益”的笔名,我就记不得了。
为什么叫“梁凌益”呢?
好不容易才忆起,我曾住过“201”室。
翻阅旧作有时是享受,颇有返老还童之感;有时是受罪。
旧作越旧,负罪感越浓。
我一边看,一边说:
“我怎么会左得如此出奇呢?
”“我怎么会幼稚到这般田地呢?
”难怪有些人出集子时要把原作“现代化”:
或大刀阔斧,或涂脂抹粉,明明是跟风的却改成顶风的,明明是“豪言壮语”过,并以此豪言壮语邀过功的,却改成了不言不语,好像没发生过似的。
这只能忽悠年轻人,老年人是骗不过的。
其实,爱读书的青年人手里只要有老版本,也是蒙不住的。
篡改历史,涂改文集,是小聪明,不是大聪明,是聪明,但不高明。
也许大人物有个形象问题,不改不足以高大吧!
咱小人物无足轻重,我想大可不必让旧作变新颜。
高大有什么好呢?
高,“高山之巅无美木”;大,“大树之下无美草”。
不过,中国还有句话,叫“大匠不斫”。
意思是:
大师傅不乱砍削。
你乱砍削了,还能算得上“大匠”吗?
我在写作上有过“穿开裆裤”的经历,在学术上有过“拆烂污”的错误,这不仅是我自己抹煞不了的,而且是任何人也无法替我抹煞的。
我不是“小诸葛”,不能超越时空,没有什么先见之明。
尽管我至今还是上海市未来学研究会理事长,可是我既摆脱不了历史局限性,也摆脱不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
我每年都到医院做视力检查,发现总有一两片暗区,而且视野一年不如一年开阔。
我有左,也有右,在不左不右的时候,也出现过平庸,只是偶尔快半拍,高半度。
我曾惹出好几场学术讨论。
不过,这算不算真正的“快半拍,高半度”?
还待考。
即使有时冒出过几星火花,尚不知照亮过几个人?
1968年盛夏战高温,我在上钢三厂二转炉当过炉前工,我深知从钢水里喷出的耀眼的火花落下来就成了渣。
炼钢不是炼钢,是炼渣。
有些被媒体肯定过的文章,有的已成秋后黄花。
一些当年曾引发争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已是普通常识。
基于这点想法,这次编集子时,我来了个和盘托出。
凡入选的文章,除了错别字,或者当时报刊排字时就排错了的地方,做点校正外,在观点上一律不作修饰。
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了。
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
尽管事实上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学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只对真理负责”的宗旨不能抛弃。
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
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的错误文章拿出来示众,包括不易被人知晓的用个人笔名或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兜了出来。
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参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80年代转为写《生产力颂》的,又是怎样从写《生产力颂》,到9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经济与社会同步,物质与精神齐飞”的。
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在出版了第一本《和谐社会笔记》之后,又出版了第二本《和谐社会散议》,还撰写了《和谐社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一文的。
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过去是如何从文字上批判“个人崇拜”,而实际上又发自内心的搞“个人崇拜”,并以“个人崇拜”来反“个人崇拜”的,转变为今天笃信老庄的“说大人,则藐之”。
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在1957年反右以后,如何连笔名都要叫“左子”,到后来反倒被人指为“右”,连发文章的权利也曾被几度封杀过。
啊呀!
如果把正确比作“红血球”,那错误就是“白血球”,我是二者兼而有之。
社会变迁会带来人的思想的变化。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造狗熊。
在造英雄的时势中,也会有狗熊游走。
把“雄”与“熊”和盘托出,不是甩包袱,还要考虑后果,我担心会不会谬种流传,贻害读者,因此,在部分文章的题注中点出了“此文有错”。
不过,这样也许会贻笑千秋。
贻笑万世也只好如此了。
好多年前,我曾讴歌恩格斯向鸭嘴兽道歉的佳话,还就《共产党宣言》一版、再版时不断公开认错、公开修正这一点,写过文章,称颂马恩的高风亮节。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我总不能停留在只颂扬,只纪念,不行动吧!
记得十多年前,有位外籍女教授在北大讲学一年后来上海,有次她忽然问我:
“你反右的时候干什么?
”我说:
“我在整人。
”那外籍女教授兴奋地说:
“我可找到一个整人的人了。
我在北京,见一个是挨整的,再见一个还是挨整的,就没遇上一个整人的人。
”她随后又眉头一皱,说:
“你那时几岁?
”
“十八九岁。
”
“十八九岁怎么整人?
”
“在大一、大二时,我掌管大学的广播台。
每个班级揪出右派,都要拿到我那个广播台里广播,造声势,打气焰。
我是用电波整人。
”
后来我与那位外籍女教授交谈了好久。
我们就整与被整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出一个被她称为“邓氏涵数”的公式来:
直接整人的与被整的比例应当是100:
1。
因为每整一个人总要开他几场批斗会。
参加的人数(不是人次)少则几十,多则几千、几万。
就算100吧!
那就是100:
1。
如果右派分子是50万,那直接整右派的就是五千万。
这笔账容易算,还有一笔账算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那就是在被整的人当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也参与过整人。
为什么?
因为运动不是闪电,是有个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中,后挨整的一般会参与整先挨整的。
这还只是指同一运动来说的。
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来讲,那就呈几何级数上升了。
今天你挨整,明天你整人。
“整人——整整人——整整整人……”这就是那时候的“翻烧饼逻辑”。
这,实在是人性可悲的一面,难言的可悲的一面。
当然,不同的人整人的动机、力度、手法是不一样的,不能“横扫”,不能“一锅煮”。
对我,组织上早有“不造反”的结论。
殊不知我两派都不参加,我照样造刘邓的反。
在那个当口,如果公然连这个反也不造,怕是要进大牢了。
说不定进了大牢之前或者之中,也得把打倒刘邓挂在嘴边。
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我把自己文章中的一些“错判”、“误判”包括批刘的错话也都保留了。
保留,不是坚持错误,而是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改正错误。
公开错误可以换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容易翻案。
我有次同王光美同志合影,同她说:
“我是犯过批判少奇同志错误的人。
”她爽朗地说:
“那是形势造成的……”是的,就是“形势造成的”,那也不能回避个人的责任。
请原谅,文集中大部分文章没有在题注中标明有错误,实际上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今天看来也许没错误,将来再看,说不定会看出很多错误。
这套集子,收入了我的千余篇文章,大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不是从文章质量上考虑的,纯粹是从能不能代表各个时期的思想倾向上取舍的。
因此,比较杂,有长的,有短的,有大报大刊的,有小报小刊的,有自然科学的,有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艺术的。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要让大家了解我人生道路的曲折和坎坷,甚至还有点想让读者吸收我太杂的教训这层意思。
我搞自然科学,是偶然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不搞就要回五七干校,是因为原来搞自然科学的一位学长当夜要被抓走,才匆忙“拉郎配”的。
尽管后来,直到今天我仍然饱尝了搞自然科学的甜头,但也不能不承认自己有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晚年有所反思的艰苦过程。
我有时想,假若不是从1971年3月就开始埋头于自然科学,“文革”后搞清查时,我不是“三种人”,也会是什么“说清楚的对象”。
我感恩于自然科学!
可是,这番经历毕竟是太杂了。
我曾经同时为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社联常委三方面都沾边的人。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只是科普。
按理,普及中有提高,然而我高不上去。
在文学方面,我就是个杂文。
杂文是文学的十多个大类之一,而杂文又是政治与文学的杂交,因此,在文学的血缘上说,我充其量是文学的十几分之一的又二分之一,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
社会学下有一百七十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
倘若不是那么杂,倾半个世纪于一门,凭我那“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的拼搏劲,怎么说也会有所成的。
可惜,我是低水平重复。
当然,人不能妄自菲薄。
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也曾提出过一些当时尚无人提出的观点,与此同时,也招来了好多批评。
有的批评、讨论长达两年。
可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对学术观点很容易记牢,对人的名字,我认为是机械记忆,记起来太花工夫,不大去记它。
久而久之,对人名,如果不是反复反复出现,我是怎么也记不住的。
记得有一次在南方一个城市开会,会间有位初识的女教授邀我晚饭后散步。
我还以为她是想聊聊会议上的话题,哪知她是向我道歉,说一年前她曾着文批判过我的观点。
她一提篇名,我想得起来;可她自报家门,我则毫无所知。
我始终认为,学术批判是正常的,不论批得对不对,都会促进思想的深化和严密,都是学术上的幸事,大可不必扫什么兴,更不必记仇;况且,我始终认为,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也有互补的一面。
遗憾的是在这本集子里,没能把就我的观点展开批评和讨论的文章收进去,包括一些专访、报道也没有入集。
因此,读者只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学术生涯的粗线条。
不看人们对我的公开批评和内部通报,包括口头打的招呼,就不是多视点,不是全方位。
看来,这一方位迟早要补充的。
俄国一位大文豪说过:
什么人最干净?
一个在血水里泡过三次,在咸水里泡过三次,在净水里也泡过三次的人,才是最干净的人。
——我呢?
在血水里没有泡过。
我只是看过几十位解放军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大街。
“看”同“泡”是有质的区别的。
至于说“咸水”,那倒是泡过不止三次的。
不过,“咸水”的浓度太低。
浓度不同,效果自然两样。
净水,我泡过无数次。
正因为血水、咸水的功夫不到家,用净水越泡越不干净。
看来,这一课迟早也是要补上的。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多,近八十岁。
正像我的学术水平在平均水平线之下一样,在寿命上也可能在平均寿命之下。
不管怎么说,距离死亡不远了,是三米还是三十米,不得而知。
要补充、补课还得抓紧才行,还得抓得很紧很紧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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