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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如论书
吴玉如论书
编者按:
昊先生名家碌,字玉如,中年号茂林居士,晚署迂叟。
是我国著名学者、书家。
毕生作育人才,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席、津沽大学文学系主任。
1898年生于南京,1982,年逝世于天津。
一生几经战乱,颠沛流离,然洁身自好,为人所重。
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早在三十余岁时,就形成隽永飘逸的个人风貌。
中年以后广为涉猎,最终以二王为依归。
他书法的最大特点是言心写志,一本诸己。
不论篆、隶、草、章,不仅融会贯通,而且皆能以自家笔法、自家面目为主。
在当代书坛上,能如此自成体系,是不多见的。
先生论书,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他对任何古人,都从不迷信。
仅从这里所辑录的文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前人的批评是十分大胆的;对历代碑帖,也都抱着去粗取精的态度。
这些见解,对后学者肯定是能有所启发的。
先生生前从不以书家自居,对自己的艺术成果也不甚爱惜。
幸赖同门学友相互传抄,尚得保存一二。
这里所辑录的,是从百余条书论中选出的,可窥先生有关书法艺术见解之一斑。
论技法
有问行书若何始可入化境,告之曰:
行书当然以晋人擅长,而二王称极则。
从探究竟,怀仁集《圣教》,洵为有功。
至世传右军墨迹,非唐临则钩填。
唐颜鲁公行书出大令,磅礴之气,古今希有。
北海以二王、六朝之笔为行楷,亦是独创。
褚虞秀拔,时有小疵。
宋以海岳之高,仍时有齐气。
元鲜于与赵皆有可观,明文与祝皆有绍述之姿,文少变化,而祝间不醇,斯数人者皆不能限之朝代以称也。
习行书融此诸家于腕底,亦可以号能行书矣。
习行草“金钱圣教”与《兰亭》为必经之阶。
近世元明两代墨迹印珂锣版者甚多,由之寻唐晋门径最当。
略如故宫所出鲜于伯机写杜诗,明文衡山行草诸帖。
文之书有石印本多种,亦大可玩味。
文书虽少变化,然极矩蠖之美。
他如故宫出之孙过庭《书谱》亦当悉心读过,不独可知草法,其文辞亦至美也。
作书要无论为隶,为楷,为行或草,必笔笔不苟。
即一小点或一小转折处亦不宜轻易放过。
必使来踪去迹,方圆长短。
毫无拖泥带水,浮,略,肿,率各病。
持之久远,然后可进而言神韵。
初步潦草,终身无臻化境之日也。
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
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
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然,化=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
则从之寻行草之源,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针。
有问习书如何选纸落墨,答曰:
书为六艺之一,嘉书悬诸壁上,餍目娱心,其美无穷。
大字则见屋漏痕,以生纸绵薄者为佳。
墨注于纸而不光,装成如城制,近人多不知矣。
研墨清水用之称意,过时则胶沉水浮,屋漏之痕不匀。
至于执笔,孙过庭《书谱》云,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
执笔太近,腕肘伏案而势屈。
至于小字硬黄纸见双钩,又别论也。
临书当以慢为胜。
慢比快难,铺毫墨到,久自见功,轻踢轻跳,弊难言矣。
见得多,临得多,萃古人之精华,省自家之病痛,积久不懈,神而明之,一臻化境,便超凡入圣,无往不妙到毫颠矣。
日篆,日隶,日草,日行,日楷,善书者无不融会而贯通之。
不为字匠,不主门户,吾诚无间然矣。
临古人碑帖先须细心玩读而后临之,必一笔不苟,甚至点画之间亦不轻易放过。
初写必求能匀,能慢,先不能慢,后必不能快。
鼓努为力是所切忌,终至悬肘时而得丰神,可望登堂入室矣。
学古人书必有自家立脚处,一味著力于形貌,去神态愈远矣。
临古人书必先极似,能似得其貌,而后可言得其神。
点画使转尚无门径,动言遗貌取神,自欺欺人,此书法之所以不传也。
作书忌俗与熟,亦忌乖谬潦草,善书者虽笔墨纵横,点画狼藉,而一折一丝无不有来踪去脉,绝无?
`茸滓杂之弊。
明此而后可与论临池也。
作字能令心静,然后气足神完。
一涉匆遽,笔墨皆非矣。
小楷以形小,虽毫发之细,亦须如狮子搏兔,香象渡河之用。
明乎是,而后可以言法。
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此所以为大忌也。
阴阳向背,不惟结构重之,一点一画亦应有之其中,小道云乎哉!
偶然欲书,确为一乐。
平生最忌情倦手阑,人来乞书,尤难堪者不容少缓,立待将去。
当此之时,笔既无神,而错落不由己。
愈恐有失,讹舛继踵,诚无以自名,殆如昏瞀。
事过思之,亦不禁哑然失笑也。
吾念嗜书之人,此境亦皆有之。
诗书画造诣愈深,变化愈大,愈觉无止境。
无止境,其乐乃无穷。
故可以终身向往而无厌。
故有止境之事,不能称为艺也。
人生有一艺之擅,精神始有寄。
否则愈老,生也愈觉无味矣,长寿为何耶!
进步于不知不觉中,是脚踏实地为学者。
旧纸著墨极如意,若遇有修养人,毫无火气,温润可亲。
予自束发,喜研书法,至老不倦。
今粗有得,屈指过四十年矣。
乃又知一艺之微亦非造次可希。
而嗜之初,非有所冀而为之也。
有冀而为,即得亦不深矣,其深识诸。
论今人习书之弊
今人作字率皆剑拔弩张,功夫不到,妄逞险怪,是诚书法之恶道。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能悟斯旨,思过半矣。
吾幼嗜临池,不为俗说所摇,于今发斑斑白白,稍稍有悟。
从吾学者,无不倾筐倒箧以援。
盖惧斯道之不传也。
然无天姿者不能领会。
聪颖者又多不肯朝夕与之,作而辄辍,而后知一艺之精之难也。
又,不多读书者,书法亦不能佳。
今人嗜书法者,动喜云“脱窠臼”。
此本是当行语。
陈陈相因,固为病痛。
然一捉毛锥,便想出人头地,一鸣惊人而不误,亦不知其可也。
作字必具绳矩,而后可以示后。
必具绳矩,而后始可纵横而得不乱。
今人纵字画出于无规矩,楷书且不可识,遑论草书乎。
今人求学问不能登峰造极,率病坐一懒字,而尤病在不肯自拯。
又有于懒中冀得方便之门,以神其不泥古之明。
呜呼!
于此亦可觇世道。
论宋、元、明、清书法
宋代米襄阳书,承先启后,吾谓实出苏黄上,天禀之高,直入晋唐。
苏黄非不晋唐是知,特己病多耳。
白石,信多才之人,精音律与诗词,又深洞书法之理。
《续书谱》之撰,虽文不及虔礼,而为论多精到。
后人评其词得清空之气,是能知白石者。
夫清空二字,又岂独词重。
为人,为文,为诗,为画,为书,为篆刻,何莫皆然。
明书法至拟山而绝其传矣。
有清一代,囿于馆阁,书法殆类机械而无天机。
故为高论者,律汉持魏,去之弥远。
行草之涂,无人能嗣响矣。
每观老辈作书,率皆掌不能空而腕不能悬,不知点画之变,守方正之形,奄奄沓沓,生气毫无。
稍大之字,无不乞灵于玉版,故不待近年不重书法,而书之法固早泯灭于墨卷白折间矣。
觉斯作字,喜从古体,而往往不合六书。
如此卷“?
^”字从“氢”之类,是不免贻笑方家也。
觉斯用笔、行气,洵有独到。
波磔之任自然,使转之能流贯,今人未能梦见。
《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
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
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
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吾服顽伯天纵之才,篆隶以写法出之,于是一洗前人刻滞之弊。
此让之、捞叔能为后来之秀,然行草终去宋明人远,遑论晋唐。
吾则谓行草入晋唐之室,篆隶悟顽伯之笔,而后可称中夏之书家也。
有清三百年,高者动言篆隶,以示碑版之功,实则篆隶石拓俱在,若不神而明之,出自机杼,写同《峄山》、《石鼓》诸刻,毫发不异,亦不为贵也。
犹之写《阁帖》而无唐宋墨迹为之先路,即写同枣木原刻无异,亦木雕泥塑,终无魂灵耳。
又隶书吾服郑谷口?
,后来金冬心亦未可厚非,斯皆能自树立而不囿于碑版者。
“北翁”、“南翁”之隶,吾不识其佳处,道州之篆隶,隶愈于篆,隶亦苦无气韵耳。
写秦先之篆,杨沂孙天赋亦高,至吴清卿工夫未可厚非,言神韵则去杨岂止三千里。
后来丁佛言虽出于清卿,可称后来居上,惟他书不能称之。
书法固小道,就艺论艺,由秦至今,历几何代,经几何人,其中渊源得失,不有学力以赴之,眼力以烛之,正自难言,此有待于知者下一定论也已。
尝谓收藏鉴赏与临摹入室融神会心者,截然两事也。
迂叟二十余岁时,见明末王铎墨迹(临《阁帖》数帖),王之人洵不足取,而书法有可称者。
于是知青主贱子昂,实有其心胸。
而下视觉斯更不可论矣,然有清三百年,求“拟山园”之笔不可得,亦馆阁时会使然。
与赵山木(世骏)之小楷,如先不受卷折之束足,则天禀之厚,更可展所长,故其大字,一生不知肘开奔放之致,洵可惜耳。
《淳化》无论如何精湛,终不如《大观》与《澄清堂》之佳者。
是二者能挹其菁华,又不若得墨迹之可悟入。
吾于是有“元明人墨迹之上者,可以借梯上溯晋唐之室门”也。
(这是1976年吴玉如在王浞华先生所藏法帖上之题跋。
辑录时略有删节。
)
论碑帖
自书法尚碑薄帖,而雍容中和之度,神秀凝重之器。
近百年中微独鲜见其迹,亦且少闻其论也。
魏碑非不可学,弩张剑拔,切齿裂眦,无真力干中,惟貌肖于外,于求笔法翰墨,乖矣。
然模习晋人,真迹罕觏,木刻展转,神索形滞,上仅软熟,下甚瘿肿,为世诟病,亦其宜也。
能挺不失润,韵而神超,则学魏学晋,同条共贯,亦何轩轾云哉!
习魏碑志最好能撷菁华,弃糟粕,更要能冶晋、隋、唐为一炉,庶几得纵横如意,不囿于滞而沦于怪僻。
清末从事魏碑者多矣,然神蛇牛鬼能造悲庵之境者,已不多见矣。
作字首重结构,一入俗样,便无意味。
结构犹有迹可寻,用笔则不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尤不足以言书法妙诣。
有清乾嘉后,往往重碑版,由碑版尚拙,尚重,尚怪,于是群趋即魔道矣。
人目之悦美,斯进化之不得逆施者,必欲丑而外妍,吾不知于视官之云何!
然所谓妍,若金某之篆,宁某之隶,潘某之行,则走亦不敢赞一词也。
迂叟为绍璋老弟吐妄语,发一笑。
褚法影响唐代,原自晋与六朝。
隋之《龙藏寺》,寄梯航之迹尤深,临之者十九未入也。
此石神理,金针可度,解人实难,而佳刻亦难。
吾六十而后,始于楷法有所悟,娱于己足矣。
《兰亭》多种,悉出右军,而虞、褚、欧、陆笔法各不相蒙。
能得此理,斯可与论书矣。
吾尝怪古人重书法,远者不论,元明以降,真得书髓者几人!
即鲁公行书,原出大令,《争坐》之传,洵为可宝,而自宋以来,揣摩临写之辈,几人登堂入室,挹其神理,斯难言矣。
世习鲁公书者,每称《多宝塔》、《颜家庙》、《东方画赞》、《麻姑仙坛》诸作,殊不知皆耳食皮相也。
颜书精华实在行书,如《祭侄稿》、“三表”皆有金针可度。
楷法则远不及褚、欧诸家之足神味。
世又多并尚颜柳,实柳亦是行胜于楷也。
人每问行与楷孰难,答曰“行难”。
因行变化多,楷变化少。
唐、宋、元、明,溯源不离二王,而四代各人眉目绝不相蒙,此其明验也。
吾每示人,无间文也,诗也,六法,八法与篆刻也,成宜有自己之灵魂神态。
一入“泥塑木雕”,纵极精湛,已索然矣。
又习古人书,吾子每言:
“须知鉴别,取菁英,弃糟粕,不解此,聚古人之病于一身,复益以己病,终身不可救药矣。
”斯言诚是也。
然则何为以取,何为以弃邪?
斯则存乎己耳。
吾无以为喻,姑就此书中择“益”、“请”、“贵”、“会”、“有”、“道”、“仆”、“中”、“若”九字宜从不学,亦可知弃取之方矣。
甲寅二月初三日,鲁安示以此帖,迂叟乘兴写以归之。
(这是1974年吴玉如在杨鲁安先生所藏旧拓《争坐帖》的绫边上所作的小楷长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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