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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启五教授的土耳其进行曲
郑启五教授的土耳其进行曲
我第一次见到厦门大学的郑启五教授,是在1998年的8月。
那一年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主编了一本知青回忆录《沧桑人生》,向全国各地知青征稿。
厦门老三届的知青文化自80年代开始就非常活跃,在全国可谓“一支独秀”,所以成为这本书征稿的重点地区。
在那个八月湿热的雨后,在厦门的台湾艺术研究所,由《厦门文学》副主编、著名诗人谢春池主持召开了厦门13位作者的座谈会,这样我就认识了郑启伍。
他的个条不高,皮肤黝黑,戴着玳瑁色的眼镜,充满睿智的目光,言辞敏锐尖刻。
我知道他是68届初中生,16岁就去艰苦的闽西武平县插队,他是厦门大学的子弟。
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由于父亲是右派,所以前途无望,。
1973年他终于被招工返城,在厦大的外语戏当了一名炊事员。
和我一样,他也是1977年冬天,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厦大的外语系。
1998年10月,《沧桑人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他的一篇文章《帽村客店》,生动地叙述了他从山村回厦门途中曲折经历,表达了一种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从这以后有了许多交往;在2001年12月,2009年两次厦门老三届知青文化活动周期间。
2008年2月在厦门文联举行的我的新作《曾经同饮一江水》的首发式上,我们都有过难忘的交流。
更有趣的是,我们经常相逢在同一本文集和刊物上;199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编写了一本《老知青写真》,同时收进了我的文章《曾经同饮一江水》和郑启伍的文章《土药方》。
江西省社科院的《农业考古》的主编陈文华也是毕业于厦大历史系的大才子,是中国茶文化的领军学者,这份一年只出四期的国家一级期刊,有两期是《中国茶文化专号》,是全国唯一的一本研究茶文化的学术期刊,我和启五都是这份刊物的长期撰稿人,这是真正的“以文会友”,我们都是茶人,嗜茶如命。
2009年12月,在厦门知青举办的“中国知青诗歌论坛上,我们再次相逢,我把自己在香港出版的新作《我们要回家》赠送给他,才知道,他已经在2008年被国家汉办和厦门大学任命为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的首任中方院长,这次是回国参加世界孔子学院院长会议的,过几天就要返回安卡拉。
他的任期要到2010年夏天。
从那以后,我经常打开启五的新浪博客,了解他在异国他乡的情况,才知道这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学人是多么不容易。
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六书坊丛书》,以文学,艺术,生活,旅游,时政,雅趣为选题的范围。
我作为编委立刻想到启五在土耳其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的经历一定丰富精彩,况且土耳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古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那么神秘而陌生。
于是,我向启五约稿,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工作异常繁忙的启五终于发来了他的书稿,书名为《我的土耳其进行曲》。
我知道《土耳其进行曲》是广大听众非常喜欢的莫扎特的钢琴小品,以轻松活泼,富于节奏而著称,,这首乐曲是莫扎特22岁时(1778年)在法国巴黎创作的,是他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因为其开头具有土耳其风格,所以被称为“土耳其进行曲”。
这首乐曲贯穿全曲的主题,模仿了土耳其的军乐的明朗,雄壮,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异国情调,是典型的回旋式曲调,主题音调节奏铿锵有力,气势雄壮,快速的旋律如队伍在快速地奔跑,时而如高山流水一泻而下,不可阻挡,使人豁然开朗,最后在舒缓的华丽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我非常理解启五之所以以《土耳其进行曲》为书名,正是这首脍炙人口的乐曲的主题与节奏,出神入化地再现了他在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的两年不平凡的经历,这是一个中国知青从当年的“土插队”到遥远的神秘国度“洋插队”的传奇般的人生轨迹。
虽然,后来出版社为了使书名更贴近主题,突出海外孔子学院的内涵,将书名易名为《红月亮下的孔子学院》,使读者一目了然。
这个书名也很好,因为土耳其的国旗就是满地红的底色上一镰新月,突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文化和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像火焰一般燃烧的民族气质。
通读启五的书稿,使我们看到他在土耳其这个神秘的国度,如何入乡随俗,逐渐融入它的文化,在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执着地推介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在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在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人民之间架设友谊的桥梁。
郑启伍在土耳其的近七百个日日夜夜,一直处于快节奏高效率的几乎不知疲倦的亢奋的工作状态,正如土耳其军乐团旋律快速的鼓点节拍和历史上安纳图里亚战场上马鸣萧萧。
有时它的节奏又是舒缓的,当他和年轻的土耳其学子共赏中国邮票,品饮闽南功夫茶,漫步校园是那么轻松愉快,犹如这首乐曲华丽,欢快的副主题。
在他时间和空间不断变换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位老知青,一位中国学者坚毅的剪影;他站在在土耳其红月亮国旗下,在地中海的季风里,眺望着涛声如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2008年的秋天,郑启伍被国家汉办和厦门大学任命为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他的出行却是从北京的德胜饭店开始的。
由老知青侯隽主编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收进了他的文章《我写〈诗的花圈>前后》,要求他在出国前为160册书签名。
候大姐请人将这160册书运到他所住的德胜饭店,他几乎是伏在饭店大堂的地毯上,手不停笔地为这160册珍贵的书签名。
这也许就是一个老知青的宿命,知青时代早已经过去30多年,但是知青生活的影子在人生道路上始终挥之不去。
1976年元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去世,举国悲痛。
1977年元月,郑启伍写了一首200多行的长诗《诗的花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诗歌晚会”上,当报幕员一报“下面由外文系食堂炊事员郑启五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诗的花圈》”,全场先是意外的笑声随即是热烈的掌声,面对这样的鼓励,他完全放开了,近200行的长诗豪放地奔泻而出。
他将诗稿邮寄到《福建文学》,很快被退回来,没有想到的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却将它发表了,在厦大传为美谈。
1977年12月,郑启五参加了这次划时代的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厦大外语系录取。
30多年,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硕果累累,成为厦大校园里新锐的学者。
签完书,他拖着行李踏上飞往安卡拉的航班,机舱里既有外交使团,有出国旅游的快乐男女,也有穿着迷彩服满口乡土话的农民工,他就在不同人等的气息中开始他的土耳其行程,飞机穿越茫茫夜空西出阳关。
中东技术大学是土耳其最好的理工大学,有“土耳其清华”之称,该校有数万学生,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中东国家的留学生。
郑启伍一到安卡拉,就赶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席访问土耳其,他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人员,土耳其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在中东技术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孔子学院的揭牌典礼。
郑启伍是一个有心人,在出国前,请厦门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创作了20多幅书画和篆刻作品,到土耳其后请当地的艺术公司协助,精心装裱,在孔子学院的揭牌典礼上展示出来,展示了中国文化神奇的墨香和华夏悠久的文明。
一下子让土耳其的学子撩开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帘布,从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中土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横亘亚欧大陆的土耳其,自古代就是中国通往欧洲和非洲的必经之地,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元青花瓷西运。
被誉为土耳其“民族的太阳”的国父凯末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了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捍卫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1919---1923).这场运动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上被称为“凯末尔革命”。
土耳其至今基本沿着他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民选体制前进。
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文字进行拉丁字母的改革,被誉为“土耳其第一教师”。
早在1935年,在凯末尔的倡导下,安卡拉大学就成立了汉语学院。
现在厦大与中东技术大学合作成立孔子学院就隐含着对这位国父早年倡导的历史回声。
位于安卡拉郊区的中东技术大学,分别在校本部和位于地中海一角的北塞浦路斯设立了汉语教学点。
郑启伍初到安卡拉,由于国内派遣的汉语教师尚未到,所以身为院长的他,奔波于两个校区进行汉语教学。
该校的汉语生源丰富,从本科到博士都有。
土耳其的学生对汉语学习热情很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有点超乎人意外,他们中许多人都把汉语学习作为进入中国深造的奋斗目标。
但是,土耳其的学生从拉丁字母进入汉语的方块字时却战战兢兢,信心不足。
他们在初学阶段立即形成“爱汉语拼音,害怕汉语文字”的矛盾。
尤其是汉字的笔画和编旁部首使他们一个个傻了眼,什么“横,竖,点,撇,捺”,一个个都如读天书,特别是那个一开始就跳出来的”也“字,”横折勾“和”竖弯勾“,许多许多复合笔画晕倒一大片这些金发男女学子。
读认并写出那些繁体的汉字谈何容易,如一个16划的“餐”字,它包括了复合笔画,怎么让这些土耳其学生学会写这个餐字,使他大伤脑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其大卸四块;其左上角为简体的餐,在加上“又”,“人”“和”食“。
老外一个个大眼圆睁,拿起笔照虎画猫,好不容易拼凑而成,结果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歪歪扭扭。
这差不多是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们遇到的共性问题,如何让外国学生快乐地接受汉语?
在汉语教学中究竟是从繁体字还是从简体字入门,不少专家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认繁写简”,即学生的课本应该使用简体字印刷,课本后面附上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对照表。
让学生从两种文字体式都有所了解并且掌握。
郑启伍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
他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基本只要掌握简体字就“终身受用不尽”,而对学汉语的老外来说,一简到底就足够了。
为了解决汉语教学的难题,郑启五真的动脑筋想了不少办法。
如运用通俗易懂的中国童谣,如中国北方孩子都会唱的《打虎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打到小老鼠,老鼠有几只?
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让这首童谣在朗朗诵读中体现了汉语的原始美感,拓展了初学者对汉语认知的广度,激发了他们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潜移默化了他们对汉语的全面的语感。
同时,他还充分利用北京的孔子学院总部开设的”网络孔子学院“的教学和研究资源。
这个”网络孔子学院“对分散在全球各地的260多家孔子学院和数以万计的汉语志愿者是一个难得的广泛而活跃的交流平台,它简直就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资料室,图书馆和数据库。
读者们在阅读本书时一定会和我一样,非常赞赏郑启伍教授在汉语教学中别出心裁地巧妙地利用极为平常的却又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小玩意来激发土耳其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他是一个资深的集邮迷和茶痴。
走遍天下都不会忘记随身携带邮票和闽南茶。
到土耳其,这两件小玩意成为他在教学和人际沟通中“战无不胜”的秘密武器。
在开学的第一堂汉语课,为了吸引土耳其学生的兴趣,他请来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史瑞琳先生和孔子学院的土方院长阿尔塔教授助阵。
请他们妙语连珠,释放汉语的无穷魅力,他们还在现场颁发小礼物;给学生一个小巧的“中土友谊纪念章”,一个镶着麋鹿的钥匙圈,让这些阳光的土耳其男女学生好生兴奋。
他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一枚枚小小的中国邮票。
他在讲第三课《你是哪国人》时,就在他们刚刚学会写“中国”这两个方块字时,他拿出早就精心准备好的中国邮票,这是他的老母亲----厦大陈兆璋教授十多年来为他从信封上剪下来的并压平的几千张中国邮票,他现在美不胜收地将它们摊在讲台上,让每一个学生上来挑选几张,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上的“中国邮政”会帮助他们牢牢记住今天学会的“中国”这两个汉字。
这些土耳其学生个个喜出望外,一个个挑拣得不亦乐乎,。
此时的郑启伍心中暗暗高兴,继而转头热泪盈眶朝着祖国方向,心中默默呼唤;“妈妈,亲爱的妈妈,您这些年来为我一枚枚收藏的邮票终于有了一个最佳的去处!
”
作为一个茶文化学者(他已经在国内出版了多本茶文化专著,包括近期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把盏论茶》),郑启伍在汉语教学的同时,不忘记对他的土耳其学生津津乐道地介绍中国的茶文化。
在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堂汉语课结束前,他像变魔术似地从手袋里拿出一套精致的白瓷功夫茶具,学生顿时喜笑颜开,接着他又从包中拿出茶叶、茶滤、竹夹和“热得快”,把一大瓶矿泉水倒入“热得快”大杯中,插上电插座,水一会儿就沸腾了。
就在全体学生心生渴望,行将品饮中国茶时,他却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草字头”,加一个“人”,在下面写一个“木”。
“茶”字的部首分解经这么以解体,一幅人与草木乃至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油然而生。
使这些初学汉语的土耳其学子在“茶”字的坼分与组合中领略了汉字的神妙。
在学生们的好奇中,他开始闽南茶的茶艺表演。
先是“白鹤沐浴,乌龙入宫”,接着虚张声势地“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把闽南金黄透亮的“铁观音“茶汤,一一均匀地注入娇小的白瓷杯中,热气袅袅,幽香浮动。
他一声”please,请喝茶“双语令下,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伸出手来。
在土耳其的两年中,郑启伍教授的闽南茶艺表演多次在中东技术大学和中国大使馆的举办的”中国文化周“上,一直是一个精彩的保留节目,倾倒土耳其的学生和朋友们。
郑启伍教授在安卡拉是一个大忙人,除了在中东技术大学担任汉语教学,他还应邀在安卡拉著名的“阿塔图尔克高级中学”为高中生教汉语,这是一所以土耳其国父穆罕默德.阿塔图尔克.凯末尔的大名命名的著名高中。
汇集了安卡拉最优秀的生源。
在正午的阳光下,他走进这所名校的校园,瞻仰校园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铜像,不由使他想起自己的母校-----厦门的双十中学里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和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都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
他感觉到历史的重合的深奥与微妙。
意识到传播中土文化的神圣使命的不凡意义。
他开始在这个已经有123年历史的名校,使汉语成为该校继英语后的第二外语,任重道远。
为了使土耳其的高中生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他在这所名校的一个班级举办了一次“中国婚礼”活动,他顺理成章地担任“证婚人”,学生们准备了唐装和旗袍,男女学生们自告奋勇地要求扮演新郎和新娘,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友。
个个脸上喜气洋洋,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
同时还印发了婚礼仪式的用汉字,汉语拼音,英语,土耳其语对照的说明书,不仅使学生们了解了中国的民俗文化,也是一次生动的汉语实践课。
郑启五教授还深入到中东技术大学的“北塞”(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校区的汉语教学点讲授汉语,它是地中海第三大岛,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北邻土耳其40公里,东望叙利亚60公里,南接埃及250公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处于欧亚非三大洲海上交通的咽喉地带,岛上的希腊居民和土耳其居民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300多年的抗争,终于在1960年宣布独立。
但是,从此,信仰天主教的希腊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居民陷入民族和宗教冲突。
岛外的人很少来,以致使丰富的旅游资源陷入萧条冷落。
可是在两年时间里,郑启五教授12次来这个岛上的校区上汉语课。
这其中他冒了多少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最使郑启五难忘的是2009-2010年,连续两年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汉语桥”活动。
“汉语桥”是国家汉办主办的全世界大学生参加的大型国际汉语比赛,土耳其赛区安排在东西方接合部伊斯坦布尔举行,这里有著名的蓝色清真寺,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皇宫的遗址,有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世界是规模最大的大巴扎,这里也是著名的东方快车的起点,其终点是荷兰的鹿特丹。
在这座充满历史沉淀的和神秘魅力的古都举行“汉语桥”的比赛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这项重大的赛事成为土耳其学生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来自土耳其各地的选手首先进行“魅力汉语,精彩世博”为主题的中文演讲,然后进行包含中国元素的个人才艺表演。
最后,他作为评委和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张志锐为获奖选手颁奖。
他说当时的心情绝非是那种踌躇满志和飘飘然,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欣慰;有一种近乎在闽西的武平山区插队时收获大芥菜的喜悦。
从当年的土插队到现在的洋插队,这是多么大的时空社会角色的转换。
而此时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已经去世的父亲母亲。
想到在他尚未完成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的任期,母亲在弥留之际翘首盼望爱子的归来,他在冥冥中感觉到已经离去的老母亲在天上闪烁着慈爱的目光在望着他。
他想起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郑道传教授一生遭受的苦难,这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殖民地经济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学者,一生的遭遇曲折,1957年惟难,被打成右派,并株连家属,被剥夺讲课的权利,之后造成双目失明,在文革期间,一家四口被流散四处,郑启伍从小就是在这种歧视和苦难中长大。
但是他父亲极其坚强,在1979年平反后重新走上讲台,正如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圣迪亚哥说的;“一个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倒的,人可以被摧残,但是绝不能被打败。
”,郑启五的性格里接受了父亲太多的基因遗传,他就是一个永远打不败的硬汉子,当年在武平插队是这样,两年土耳其的汉语教育的经历也是这样。
安纳图里亚半岛强烈的太阳光与闽西武平插队土屋春天的雨交替萦绕在他心间。
怀念双亲,他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浩瀚的长风热泪涌流。
2010年夏天,郑启五教授行将结束在土耳其两年的孔子学院院长的任期,重返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和厦门大学。
临行前他赠送五本书给中东技术大学的孔子学院,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世界中世纪史散论》,书里的文论有涉及土耳其这片神奇的土地在1700年前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历史。
作者就是他的母亲---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兆璋教授,母亲是在他在土耳其期间满怀着对他的思念而撒手西去的,现在把母亲的著作留在土耳其也缓释了自己“忠孝不能两全”的愧疚,权当是母亲和他一起为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的一份绵薄的心力。
飞往北京的航班就要起飞了,郑启五写道;“30多年前,我从闽西农村招工返回厦门,心情快乐得像一只小鸟。
我一路上哼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远航归来》,没有想到今天从伊斯坦布尔飞返北京的航班上,这首老歌再次回旋在我的心头,其它什么声音都消失了,只有这首《远航归来》的旋律反反复复,魂牵梦萦。
这就是郑启五教授的“土耳其进行曲”,雄壮有力,又不失华丽,舒缓。
这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20多所孔子学院的汉语和中文化的教学工作者和志愿者献身对外汉语教学,为传播中国文化,搭建中外人民友谊桥梁的人们的人生写照。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从事这个伟大事业的人们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中华文化的积累,以及机灵和通达的跨文化交流的随机应变,您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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