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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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

默默无闻的真大家

——许地山先生

“花生是生长在泥土里的，并不好看。

剥了壳子吃起来，相香，好吃，可以做成多种食品，还可以制油。

”一九二一年和一大二二年许地山开始写小说和散文，发表时他以落华生作为笔名。

《小说月报》十三卷四月号起陆续刊载的他的《空山灵雨》，其中有一篇散文，题名《落花生》，它说，花生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作者如此赞美落花生，对落花生这种质朴的爱好以及评语，恰如是他对自己一生治学处世的基本态度的自我鉴定。

一、少年——“许真人”——教授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是许家的第四个儿子，名赞堃，字地山。

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

甲午战败后，清廷割让台湾，台湾人民爆发了民族革命，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进士出身），担任筹防局统领据守台南；台南陷落后，遂携带全家渡海迁移福建龙溪（即漳州）。

这一年是一八九五年，许地山还不满三岁。

后来他的父亲在广东阳江等地做县知事，许地山即随父亲在广东读书，先是攻读于私塾，十八岁毕业于随宦中学。

一九一二年十九岁上因家境衰落，不得不自立谋生，进入福建省漳州第二师范做教员。

一九一三年出国去缅甸仰光中学任教，在那里工作三年。

一九一六年回国任漳州华英学校教员。

一九一七年赴北京至燕京大学学习。

许地山幼年生长于一个台湾爱国者的家庭，读经史，习孔孟，受的是诗书传家的封建教育。

少年时期又适逢辛亥革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他既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也不是具有一般维新思想企图任重致远的青年，他有他的性格。

他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们视为怪人，看做傻子。

有人说许地山是怪人，其怪有三：

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此其一怪；每日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二怪也；三怪是吃窝头（那时华北闹旱灾，学生每周吃三次窝头）不吃菜而蘸糖。

这样的一位怪模怪样的学生，又长着一副紫膛面孔，嘴巴老像是开口笑着，岂不怪吗？

如若不怪，那就是傻子了。

这副长相是曾经饱读诗书的秀才吗？

这身打扮像是出海住过外国的学子吗？

正因为如此，初进燕大时大家看不惯他，他也只好独来独往，落落寡合。

同学们赠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许真人”。

现象不可能长久掩盖本质，学生们过的是集体生活，逐渐地同学们对他熟悉起来。

和他接触后，才知道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得英文、德文、梵文等多种外国文字；待人和蔼，总是满面春风乐呵呵的；并且很有文才，时常替同学改对联，撰文稿。

不久，他就和一些同学交上了知心朋友，人家也不觉得他的傻气和怪气了。

一九二0年毕业于燕大，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又入燕大宗教学院学习。

他在校刻苦学习，勤奋读书，可是他不选国文课，他说“我瞧不起这里的国文”，话虽说得近乎狂妄，实际上当时教国文的几位老夫子确实十分陈腐迂阔，说不上真才实学。

除文学院和宗教学院的课程外，他还挤时间学习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和研读历史考据等资料。

他也并非绝对埋首于故纸堆中不问国是，一九一九年为了反对曹汝霖、章宗祥等的卖国行为，他曾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的先锋行列，他和广大青年一起猛烈地向传统的旧礼教开火，他向往的是一个实行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

一九二O年，他和郑振锋、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等合编了一种刊物《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谈青年修养、介绍科学知识，和讨论社会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刊物。

许地山当时为刊物写过一些文章。

有人（案是白序之，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八期《燕京新闻•副叶》上作《悲哀的回忆》一文所述）记得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是讲丘八为什么强奸的问题，全文似乎满篇痛骂丘八，可是他还从生理、心理上来分析问题，许地山决非原恕这种暴行，此文之例不过说明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很多社会现象和残忍行为必须追根溯源，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一九二0年北京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许地山是发起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在燕京大学内也成立了文学研究会，除许地山外，还有富汝培、熊佛西、谢婉莹、凌瑞棠（叔华）等人。

当时他们对泰戈尔的作品极感兴趣，在许地山主持下，曾邀徐志摩来北京专门谈论泰戈尔的生平。

此后他还参加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如当时中国影片很少，放映外国影片时，无字幕翻译，电影公司经常约请燕大学生在银幕放映时，一边看一边详述，许地山的讲解生动活泼，很受观众欢迎。

一九二二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得神学士学位，暂留燕大任助理。

一九二三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比较学，一九二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

是年离美赴英，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除研究宗教史外，还研究印度宗教、哲学、土俗学及人类学；除继续研习梵文外，还学习希腊文。

一九二六年又获得牛津的文学学士学位。

回国时途经印度作过短期勾留。

同年十月口国。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燕京大学助教和平民大学教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O年在燕大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一九三0年以后升任教授。

这一时期还在北京大学兼课，开授印度哲学；在清华大学兼课，讲人类学；并在师范大学兼授过历史课。

一九三三年应中山大学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人类学。

同年冬季，再赴印度研究，一年后回国，仍执教于燕京大学。

二、宗教结下不解缘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前期的许地山，对宗教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在燕大、在美国和英国都钻研宗教史，在印度又研究佛教，后来又研究道教。

一生除教学工作和文学创作外，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撰述宗教比较学和宗教史。

看起来多种宗教都和他结缘，他到底虔诚地信仰哪一门宗教呢？

他研究宗教是有他的思想根源与具体情况的。

一九一六年在福建漳州华英中学做教员时，他曾入伦敦会基督教会，可是他逐渐对教会中的教义与传统的宗教仪式起了反感，不愿俯首听从教会的一切指挥，追求的是宗教之外的自由和民主，因此后来对基督教和教会淡漠起来，却转而有兴趣地研究起佛教和其他宗教了。

他认为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各地域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名目繁多，而研究的人不多，于是立志于探讨各种宗教的教义，或许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想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为宗教研究开辟新纪元吧。

因此他刻苦地研究宗教比较学，越钻研下去，越感到这是一件有益于人类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许地山逝世后，陈寅洛说，“寅俗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胡愈之在追悼许地山的会上说，“……在思想方面，他是五四时代的前驱，而且始终是忠实于五四精神的，所谓五四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就是反玄学，反迷信，他虽然学梵文，研究印度哲学，但是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而不是盲目崇拜，……”茅盾在《悼念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说，“他之研究宗教学，我想，其用心大概与研究扶箕的迷信是一样的罢？

在他近著《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中，我们惊叹于他考证之幼，也心折于他的论断之正确，他是为了要证明扶箕是一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骗术，乃就其有关的各方面，详加考证。

……他这研究方法完全是科学的！

”举以上三段话是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许地山研究宗教的旨趣、功力与其基本立场。

但是，这不等于说他早年思想上不受宗教的影响，对研究宗教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偏偏是，他年青时候有过宗教信仰，因此在他早期作品中才反映了唯心的宿命论与厌世的思想。

三、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

许地山在五四运动中怀着爱国的激情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在这转折的时代潮流中，声势磅腾的五四队伍逐渐起了分化，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变化多端原非意外，事物也是复杂的。

不久，除一些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外，另一些人随波逐流，还有一些人倒退了；思想界也泛滥起各种思潮，如浪漫的、颓废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等等，不一而足。

许地山没有走退坡路，仍是争取民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中唯心的宗教哲理甚多，还有好幻想的浪漫主义，以及一些消极思想等。

五四运动后，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小说月报》上，紧接着在同年四月、五月、七月《小说月报》上又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等三篇作品。

《命命鸟》的新颖的题材与格调，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

它写一对仰光青年男女反抗宗教礼法及封建习俗而争取自由恋爱的故事，笔触细腻，感情真挚，尤以异域风光更具魁力。

但是这篇作品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以有生为苦恼，以涅磐归真为极乐。

《商人妇》也是以异国风光为背景的作品，女主人公命运坎坷，是旧社会间、粤沿海一带农村广大妇女中的苦命人之一，她千里迢迢到新加坡去寻找丈夫，却遭遗弃被骗卖到印度。

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环境下，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再生的勇气，从学习文化中扩大了眼界，于是总结了生活的经验：

“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

”《换巢鸾风》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予以肯定的角色，它突破了一般“英雄美人”的俗套，结局是现实粉碎了女主人公希望丈夫成龙的幻想。

《黄昏后》写男主人公眷恋亡妻的感情，极其细致。

从早期的这几篇作品为例，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的态度。

他不满现实，不满封建礼教与宗法社会，但又受现实生活的籍制和约束，不得已，只好以主观的愿望来反抗现实，解决问题。

所以作者或让主人公舍生赴死，采取消极反抗的方式；或让人物沉浸在狂热的宗教信仰中逃避现实，逆来顺受，妥协下去。

一九二二年的《缀网劳蛛》也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宗教哲理的作品。

再如一九二四年写的《枯杨生花》，七十岁孤苦无依的老娘居然会在意外的机缘中重逢青年时代的情人，读后感到作者主观地安排情节，人为地强令枯杨开了花，这种幻想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与传奇性，使得作品缺少说服力。

这不等于是富传奇性的故事写不好，或是必然缺乏说服力。

稍后数年的作品，如一九二八年写的《在费总理底客厅里》和一九三一年的《归途》，较前期作品向现实主义道了一步，但毕竞份量不重。

前一篇较好，鞭挞了旧社会所谓官僚慈善家的虚伪丑恶的本质；后一篇虽然表现了对穷苦妇女的同情，但它的气氛浓厚的传奇故事损害了生活中的真实性，读后觉得有些朦胧感，不明确作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又如约在这同一时期写的另一篇《街头巷尾之伦理》，通过一个瞎乞丐半日生活中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不公与腐朽，篇幅不长，无传奇故事，白描得真实，较诸前二篇，更为具有现实意义。

一九二二年陆续发表的四十余篇散文《空山灵雨》，也颇能说明作者早年思想之一斑。

在《弁言》中开首一句就是“生本不乐”，并称这本集子“杂沓纷坛”。

确实各篇主旨不一，除著名的《落花生》一篇外，也有一些中心思想明确、内容深刻的作品。

如《面具》这篇三百余字的小品，用的是杂文笔法，它说，“人面原不如纸制的面具哟！

……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它们一点也不改变。

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的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

……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

……”这篇短文讽刺了喜怒不形于色、掩藏于人面后面的虚诈，提倡老老实实做人，喜就是喜，怒就是怒。

其他一些小品，有借题抒发作者的人生哲学，充满怀疑色彩的短篇，也有缠绵排恻的散文，更有宣扬佛教思想、虚无缥缈的描叙等等，虽是文笔优美而洗练，但有些篇基调不够健康。

二十年代中期至抗战以前的十年间，在他的短篇小说、散文、诗等作品中，一九三四年写的《春桃》，是当时被誉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篇的主题、风格虽亦独树一帜，但不同于以前各篇，它创造了劳动妇女春桃泼辣、善良的形象，写出了劳动人民朴素的阶级同情心，及突破所谓世俗礼法直率的性格，语言亦颇洒脱俏丽。

写在《春桃》之后的一篇小说，即一九四0年的《铁鱼底鳃》，也是作者生平最后的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读者极大的注意，甚受称赞，一致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作者向前跨了一大步的成果。

这篇以抗战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学不能致用的苦闷，有抱负有技术但无出路。

它沉痛地抨击了不合理的旧社会，并从主人公倔强性格的刻划中，抒发了作者的深挚的热爱国家民族的感情。

郁达夫当许地山去世后，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做《铁鱼底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

这篇小说为知识分子中技术人员大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