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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与荫堂
翁同与荫堂
陆昱华 1972年生.江苏昆山人。
别署秦衣、衣者,斋号獭祭堂。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社员。
翁同(1830年~1904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
大学士翁心存之子。
咸丰六年(1856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
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
卒后追谥文恭。
翁同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眷倚尤重”。
昆仑堂美术馆藏翁同写给荫堂信札两通,共六开,释文如下:
其一:
荫堂先生尊兄大人阁下,两奉赐书,ノ啃叮?
并辱厚赙,感涕拜受,衔结不忘。
惟阁下猷为风节,举世推重,朝廷俯鉴畿辅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属公以军事,电扫风驰,禽弥草?
S,在此时矣。
连年以来,征调频繁,公私并困,不特坞堡之筑小民力有未能;即州县城池亦多颓废不治。
贼踪飘忽。
来往自如,迎击则无一定之途,追袭则有兜裹之虑。
事势诚有难焉者。
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
同自遭先公大故.苫幽余生,百疾交作。
遗书难读。
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负疚滋重。
所冀东南绥靖,得以归葬故山,躬耕邱陇之旁。
以养以食。
守先人清白之训,则亦幸矣。
同稣疏拙无壮,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
故附达一二使者,称遽不尽所怀,专布谢忱。
伏乞矜鉴。
愚弟制翁同叩头上,两家兄同叩谢。
姚延之兄诸蒙延纳,感荷不尽。
其二:
荫堂尊兄方伯大人阁下,旄节入都,得近光霁;叔度千顷,犹恨奉教之日浅耳。
伏想台候清和,前旌所莅太行,草木欣欣,再被甘雨,百城向风。
万姓蒙福,盖可知矣。
即日受印视事,多贺多贺!
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
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
《易》曰:
“旅琐琐。
”惟执事能鉴之,故非外人所知也。
凡百尽废,恒往来于昌平山下,与野老相周旋,久不见书史。
家言一函,敢乞饬交。
感意非浮辞所可罄,故不复具。
骈牍草草,敬问起居,不尽弛仰。
愚弟制翁同顿首上。
四月望。
翁同的这两封信都是写给荫堂的,在翁同稣的交往者中,号荫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榕吉(1810年~1874年),字子莪,山东长山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
另一个是屈承干,常熟人,举人出身,曾任安徽知县。
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个收信人荫堂是谁。
这两封信的落款中都有一个“制”字,这是旧时依礼守丧的称谓,常指居亲丧。
在第一封信中有“先公大故”“并辱厚赙”等句,“先公大故”是说他的父亲去世了,“赙”是指向办丧事的人家赠送财礼,所以可以断定这是在翁同稣的父亲翁心存死后,翁同对荫堂赠送财礼表示答谢。
因此,书写的时间应该是在翁心存死后不久,即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1863年12月26日,翁心存于这天去世)之后。
翁同在信中称荫堂“惟阁下猷为风节,举世推重,朝廷俯鉴畿辅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属公以军事,电扫风驰,禽弥草薤,在此时矣。
”又说“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
”可知当时荫堂刚被授以军事。
据《清史列传?
刘长佑传》:
“(同治元年)会张锡珠、宋景诗降而复叛,近畿骚动。
十二月,调直隶总督……(同治二年)三月,败贼束鹿,阵歼张锡珠。
四月,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旗、绿防剿弁兵均归节制……六月,率按察使王榕吉军于馆陶,部署诸军,逼甘宫屯……九月,败贼张秋镇,阵歼贼目杨殿一,宋景诗仅以身免。
十月,三省渐就肃清。
”与翁同信中所写事正合,则荫堂当是王榕吉无疑。
据《清代职宫年表》,王榕吉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由大顺广道迁山西按察使,同年十二月改直隶按察使,同治二年五月迁直隶布政使(《清史列传?
刘长佑传》中记同治二年王榕吉还是按察使,当是由于剿捻事急,未及就任)。
信中不称“方伯”,应当是王榕吉还没有任直隶布政使,则翁同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当在同治二年五月之前。
在这一时期,翁同与王荫堂(榕吉)多有书信往来。
我们从《翁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们书信往来的一些记录,如同治二年六月廿九日(1863年8月13日):
“作致王荫堂书,为陆吾山说项。
”同年八月二十日(1863年10月2日):
“作书致王荫堂为陆吾山说项。
”十月初八日(1863年11月18日):
“得王荫堂书。
”
又信中对当时捻军的描述“贼踪飘忽,来往自如”云云。
《翁同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闻直隶贼踪飘忽,距保定才三舍矣,制军刘长佑驻威县,则在贼后矣。
”所述亦同。
信的后面附言“姚延之兄诸蒙延纳”。
按《翁同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1862年10月6日):
“姚延之忽从河南来,求予觅馆。
王荫堂廉访来,今日甫入城接印也。
”二十日记:
“访王荫堂为姚延之说项。
”又前引委托王榕吉为陆吾山说项,当即指这些请托的事。
第二封信对荫堂的称谓中多出“方伯”二字,又说“旄节入都,得近光霁”,按《翁同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1864年4月23日)写道:
“王荫堂榕吉方伯来都,入城访之不值。
”按清代布政使又称藩台、藩司、方伯、东司,按察使不得称方伯(按察使为正三品,布政使为从二品),王榕吉在同治二年五月廿一日(7月6日)由直隶按察使迁直隶布政使,又于同治三年二月丁丑(3月13日)调山西布政使,所以翁同稣的日记和信中都称他“方伯”。
王榕吉的这次来都,大概就是因为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而在京作短期的逗留。
所以翁同信中说他“即日受印视事”。
翁同的这封信主要是委托王榕吉转一封信给翁同书。
翁同书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遭到太平军与捻军的合击,先失定远,退守寿州。
又与苗沛霖不和,苗转而围攻翁同书于寿州,寿州陷落。
朝廷旋召翁同书还京。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即上奏折参翁同书失定远,又不能妥办,致使乡绅与团练仇杀(苗沛霖杀徐立壮等人),又寿州城陷,奏报前后矛盾。
于是下“王大臣会鞫,拟大辟”,后因为翁心存病逝,恩诏“持服百日仍入狱”最后是免去死罪,改戍新疆。
同治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后来即死在甘肃,这是后话。
《翁同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1864年5月1日)“未时三兄(按翁同书是翁心存长子,但是在翁咸封世系中,排行第三,所以翁同称他三兄。
)启行,叩别之际相对不能出声”即送别翁同书起程远戍新疆。
两天以后,翁同稣又与王荫堂告别,“廿八日……王荫堂送别敬三十金,余亦以路菜、京靴答之”“廿九日,晴。
送王荫堂,晤之。
”当是送别王榕吉任山西布政使。
而在这之前,翁同又“致书王荫堂,托其于三省吹嘘”,即委托王荫堂帮助一路上打招呼;所谓的三省,当是指翁同书远戍新疆将要途经的山西、陕西、甘肃三省。
信中说“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也是对王榕吉在山西对翁同书的照顾表示感谢。
翁同信中引《易》“旅琐琐”,按《周易》旅卦: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曰:
旅琐琐,志穷灾也。
”正是对他三兄此时处境的形容。
又说“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家言一函,敢乞饬交”即是请王荫堂转交一封信给翁同书,由此可见当时王荫堂正在山西做官(山西布政使)。
而翁同书在山西一直滞留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二十一日,《翁同日记》七月廿四日:
“得三兄十八日太原书,二十目将启行矣。
”廿八日日记:
“得三兄二十日书,次日启行。
”
那么为什么翁同稣要委托王荫堂转信呢?
当时翁同书是戴罪远戍新疆,一路上行踪不定,后来都兴阿奏请留翁同书在甘肃营中效力,朝廷也不知他的行踪,只能寄谕“令该将军(都兴阿)行文直隶、山西、陕甘各督抚,该员行抵何处,即调取赴营”当时寄信的主要途径是信局和提塘,提塘是由京城向各地方传达重要文件的专员,当时“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
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举人及守备咨补。
后改隶邮传部。
”翁同也经常托提塘带信,如他同治三年五月十五目的日记中说:
“发山西信,一由提塘,一由信局。
”王榕吉既为山西布政使,通过提塘带封私信既方便,也在情理之中。
又信中说:
“恒往来于昌平山下。
”按《翁同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廿五日(1863年11月6日):
“随五兄往昌平相地。
”廿六日(11月7日):
“偕树南至孟祖村名,距东郭北十里。
相度新茔,树南遂归,余等赴昌平,西北趋过一小山,其地皆沙地矣。
未正抵昌平州。
”当时南方战事还没有结束,翁同稣不能护送翁心存的灵柩回乡安葬,就先在北京郊外的昌平山下相了一片茔地,暂时将翁心存下葬。
古人有庐墓守孝之礼,所以翁同说自己“恒往来于昌平山下”。
常熟博物馆藏翁同隶书节临汉《张迁碑》(按《张迁碑》又名《张君表颂》)四条屏,落款曰:
“荫堂仁兄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临《张君表颂》请正,弟翁同稣。
”钤“翁瓶生”(朱文印)、“同印信”(白文印)、“松禅居士”(白文印)三印。
翁同晚年开缺回籍,革职编管,遁迹人世,庐墓虞山,自署瓶庐、松禅、松隐的晚号。
“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禅,曰天放闲人。
”翁同当年在昌平山下相茔地的过程中,曾至八里庄恩济庄庙,见“庙有圣祖赐林老人御书联额,额曰:
敬慎,联曰:
松柏禅心静,幽情化日长。
”这或许与他晚年号松禅有关,因为他正是在晚年编定日记的。
翁同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lS日)因草拟“变法国是诏”触怒慈禧太后而被开缺回籍的,此时王荫堂已去世,则这个“荫堂”应是屈承干。
屈承干也是常熟人,翁同晚年与他来往甚密。
翁同在回到常熟的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9日),屈荫堂就和严心田等同去谒见翁同,并一起商讨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办法。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1899年3月25日)翁同即“作隶四巨幅赠屈荫堂”,当即此幅临《张迁碑》四屏条。
落款称荫堂“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这是对屈荫堂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表彰,而此前屈荫堂曾“屡任皖中剧邑”,正是“在江南北”,与翁同的评语正合。
并且,在这一时期,翁同对隶书非常痴迷,研习格外用功,日记中经常写他写隶或搜集、借阅各种隶书的碑帖,如“隶课外惟看柳文”“习隶外看蒙庄及?
z叟诗”;而研习得最多的就是《张迁碑》,如“屺怀以所得古碑旧拓见示,皆世间稀有之珍,一阅即还,独留《张迁》一本审视……《张迁碑》。
苏斋藏,东里字不完,然极旧之拓。
”“苏斋所藏《张迁》题记数干言,且三图甚妙,因摹之。
”“屺怀以旧拓《张迁》见示。
亦沈钧初物。
”“再看《张迁碑》较余藏为胜。
”翁同对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
z叟)的隶书也极其喜欢、钦佩,他曾经与人论书曰:
“极服膺?
z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石庵折笔在字里,?
z叟折笔在字外。
”细观此隶书四屏条,用笔正是受到了何绍基的影响,“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
昆仑堂所藏翁同写给荫堂(王榕吉)的两通信,是他33岁时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早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而常熟博物馆所藏翁同写给荫堂(屈承千)的隶书,则是他的晚年巨作,两件作品之间相隔三十六年,《清稗类钞》“翁叔平书超逸”条称:
“常熟翁叔平相国同,书法不拘一格,为嘉、乾以后一人,说者谓相国生平,虽瓣香翁覃溪、钱南园,然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从这两件书法作品中亦可窥见其书法风格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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