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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民族国家想象
八十年代的民族国家想象
——解读电影《庐山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董国礼博士
一、 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悖论
本文以《庐山恋》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出一种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即通过电影这种特殊文本形式的传播,来达到展示国家形象的目的,使得我们对于国家这一概念形成既定的理解,完成我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在1950年以来到文革结束,国家的社会实践基本上可以用“运动”的更替来加以概括。
社会运动作为当时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包括大量得以实行表演和象征形式,国家对于民间社会进行改造和重构。
通过经济生活的政治化,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使人们完成了国民性的重塑的过程。
(董国礼、胡文娟,2001)在“文革”结束后,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机制。
这时候迫切的需要建构起一种新的国家认同,一种不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是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国家形象。
而与“文革”之前不同的事,国家权力不再全面地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国家的形象更多的是借助于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想象。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仪式与象征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和符号表述。
《庐山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尝试,试图通过一个讲述爱情故事的电影,在其中不断的展现当时的国家符号、国家话语和民族国家的语境,来建构起一种关于“文革”之后的民族国家的想象。
对《庐山恋》进行解读,我们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国家的观点。
他将民族定义为:
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安德森,2003:
6)他认为,民族归属,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
(安德森,2003: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认同的形成,民族这种虚拟群体的想象,共时性和宿命感是必要的条件。
宿命感往往体现在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
(安德森,2003:
12)而对共时性经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小说与报纸在近代国族认同方面所扮演的要角色--他们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去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社群,所必须的技术方法。
例如,一个美国人一生所会遇见的,或是知道姓名的...美国同胞,不会超过小小的一撮人。
他不知道其它的美国人随时在做啥。
然而他却有完全的把握去相信,虽然没名没姓,这些人必然与他同时在默默地干着他们的事。
一个美国社群就如此地在想象中浮现出来。
(安德森,2003,26)
对于《庐山恋》,大部分观众将其看成一部爱情电影,而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被称为具有当时“时代色彩”的经典爱情。
而在本文中,我们可以将《庐山恋》看成是一个被刻意建构起来的文本,一种包括多种表达形式的文本,包括图像、歌曲、语言、故事情节的文本形式。
电影作为一种集多种表达方式于一体的特殊文本,更能够对某一特定的主题形成特殊的表达。
我们这里引用格尔茨(CliffordGeertz)关于文本的概念,即文本已远非符号本身,而是一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对文本的解释就是对文化最深刻的解释,于是对文本本身意义的解释也就成了人类学者的终极目标(格尔茨,1999)。
我们从人类学“他者”的角度出发来看《庐山恋》,我们可以发现,其目的不是要阐述一个所谓的爱情故事,而是要将这段所谓的爱情(由于是电影,正如当时的电影评论所论述,这种爱情在电影中的年代是否能够发生都很值得怀疑。
)添上浓重的“时代色彩”。
而恰恰是这种“附带”的“时代色彩”将国家符号和一种想象的国家形象以一种最为隐蔽、最为潜移默化而又是最有效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最终使得观众不自觉地接受并在心中树立起这种国家形象。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电影成功的给我们构建起文革后百废待兴,期待人们共同奋进,以现代化为目标而奋进的、不同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新的国家形象。
二、《庐山恋》拍摄背景及故事情节
《庐山恋》是八十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部电影,在1980年上映后,被称为“文革”之后首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并且出现了当时罕见的“吻戏”。
在八十年代的观众心中,《庐山恋》堪称是那个时代经典的爱情故事。
而片中的女主人公周筠也成为八十年代观众心中的“梦中情人”。
《庐山恋》讲述的是国民党将军周振武的女儿周筠和共产党将军耿烽的儿子耿桦在庐山相爱的故事。
中美建交之后,侨居美国的周筠回国观光。
在庐山游览时,与在山上潜心攻读的小伙子耿桦相遇,彼此产生爱慕之情。
耿桦因父亲遭“四人帮”审查而陪重病缠身的母亲来庐山养病。
结识周筠后因和周筠的频繁接触,受到传讯,周筠怀着惜别的心情回美国去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筠再次来庐山旧地重游,对耿桦倍加怀念。
这时已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耿桦,到庐山听报告,不期与周筠重逢,两人欣喜若狂,约定结婚。
耿桦征求父亲耿烽的意见。
耿烽得知周筠的父亲周振武是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成了在战场上拼杀的敌手,所以产生了顾虑。
经过一番波折,怀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两位老相识在庐山相会,变冤家为亲家。
周筠和耿桦更是欢天喜地,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大多数观众心中,《庐山恋》以庐山美景作为背景,阐述了一段当时的浪漫爱情。
然而从该片中,实际上能够很清晰的看出这段爱情故事与当时国家的时局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写词评论道:
“枕流桥边初相遇,风暖庐山,春深无重数。
观鄱亭前芳心慕,时局却将相思误。
经年重逢相思处,偏聚冤家,无计留春住。
却喜家国梦相系,终教有情成眷属!
”(摘自罐头的博客,XX网)
正如该词中写道,电影中的“相思”与“时局”紧密联系,“有情人”、“家事”和“国梦”又是紧密相系。
从电影中不难发现,爱情故事与国家局势是紧密联系。
就在人们将《庐山恋》视为爱情电影的同时,在八十年代当时的影评中,也有人对片中爱情故事进行质疑。
有影评认为在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在十年浩劫“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在当时“唯成分”、视“海外关系”为瘟疫的情况下,《庐山恋》的爱情故事完全没有历史的真实感。
另外一篇影评的作者认为,《庐山恋》的爱情故事“牵强附会”、“生硬别扭”。
影片为了突出“主题”概念的需要,把主人公理想化处理,脱离实际,显得“天真至极、滑稽可笑”。
影评《中华牌烟盒及其他》的作者认为,电影中通过对国民党将军周振武“中华牌烟盒”镜头的安排,展现了这位侨居海外国民党将军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
从这些影评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知到《庐山恋》故事的虚拟性,为了突出“主题概念”而对故事刻意的理想化处理,并通过种种符号的展示来凸现出电影想表达的主题:
民族认同感。
笔者认为对《庐山恋》这一电影文本的解读,要将其拍摄时间、当时的国家背景紧密联系起来。
1980年,正是中国刚结束“文革”浩劫不久,重新提出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时期。
1979中美建交也是影片中美国华侨回国的背景事件。
如前文所分析,“文革”造成国家认同感的迷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动的形式不再成为国家动员的方式,不再是将国家权力渗入社会、使得民众国家化的主要途径。
而这时候迫切需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的语境、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那就是结束“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同胞一起奋进为现代化而奋斗的全新的国家形象。
通过对《庐山恋》这一电影文本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发现,影片中通过爱情故事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民族主义。
影片中通过故事情节的安排和种种话语、符号的展示,建构起民族认同的统一性话语和想象。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在民族主义语境下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阐释。
三、 《庐山恋》中民族认同的建构
民族认同透过各种国家机制(如传播媒体、文学、电影、教育、法律、军队、警察等)日以作夜地协助或胁迫一国的民众来想象与认同他所属的国族为一个同质而必然的存在。
(林文淇,1995)电影是一种可阅读的文本,而且能包括许多类型的文本于其中,如电影中的歌曲、对白、镜头符号包括故事情节等等。
实际上,《庐山恋》就是国家认同的主题电影,体现了将各种相关文本安排于其中的技艺。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仪式与象征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和符号表述。
《庐山恋》作为一部爱情题材的电影,正式通过一系列建构民族国家的符号而突出关于民族国家认同的主题。
首先故事人物背景的设定就充满着象征意义。
男女主角一方是国内共产党将军的儿子,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将军的女儿。
电影中通过描述两家抛开过去恩怨而以共同的“建设祖国”的使命走在一起,突出了国家的向心力。
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因为国民党将军的回归而充分地得到体现。
笔者认为,电影中周芸和她的父亲的身份背景就是电影突出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性符号:
即周家代表着华侨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
而电影中用了大量的手笔来说明,即使这种与国内情况而言如此差异性的身份也不能消除人们对于祖国的向往。
换言之,即使身居海外、曾今作为党派的对立者,国家认同是依然存在而且如此的强烈。
很明显,这部电影的观众是大陆人而不是华侨,电影选用国民党华侨这一人物身份主要是以这种隐喻的方式告诉大陆观众: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始自终都存在着,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华人心中。
电影中通过凸现种种国家认同的符号来强调这一点。
如电影中身居美国的国民党将军烟盒上的“中华”标志就是最明显的国家符号,而周将军一看到中华烟就出现惆怅的眼神而且叹气,紧接着他的女儿周芸的台词更是将“中华烟”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直接说出来:
“爸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包括周父对大雁的描述“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
”这时,大雁,也成为一个关于国家认同的符号,象征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华人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电影还通过歌曲《啊,故乡》和《飞向远方的故乡》也是直接想象出海外的华侨对于故土的思念和对民族的认同。
影片中故事的发生地——庐山,就是一个国家符号,是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化或者说物化。
影片中一开始就讲到周家人对祖国的向往,当得知《中美联合公报》时,周芸高兴得说: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祖国了!
”电影中不断通过周芸的语言突出周父对庐山秀丽风景的热爱对庐山传统文化如:
诗歌、古建筑、庙宇等等因素的热爱,都是将祖国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庐山。
周芸说: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到了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通过对庐山的描写,透露出华人对祖国的向往,祖国这一概念在他们内心是博大而美好的。
这时,国家的概念就愈加清晰了。
如果说前面的一系列符号都是为了凸现海外华人、国民党将军的国家认同感。
那么对于周芸和耿桦一起读“Ilovemymotherland”,以及他们激动的心情更是要突出,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其他地方,所有的华人对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如此的相同而且深刻,这就完成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在人们脑海中想象的实现,这就是符号的巨大作用。
电影中其他的一些细节,都能让人很明显的感觉到电影不断地致力于展现有关国家认同的各种符号。
包括男女主角的共同的专业背景“建筑学”都有着深厚的国家意义,从他们对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来。
耿桦说:
“想是想去清华大学学建筑,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
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而周芸则说:
“爸爸说他打了多年的内战,不知道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两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表达出一个心愿:
建设祖国。
还有男主角耿桦所做的钢笔画——庐山下面的“现代化”建筑组成的城市,通过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对白我们知道,这代表着他们“未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出力的志愿。
”这使得这段爱情充满着国家认同的色彩,同时他们的身份在对观众强调:
两党人士以共同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抛弃恩怨,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走在一起。
影片通过各种有关于国际认同符号的展现来促使我们对国家形象的理解,在观众脑海中完成既定的关于国家的想象。
下面我们将分析《庐山恋》建构起国家认同的具体途径:
从对思乡情节、故土情结紧密联系,到将民族认同与传统文化以及秀丽的自然风景联系,还有通过不断的共时性的创造,通过民族共同承认的使命感——祖国繁荣和现代化建设的表达,此创造出一种民族认同的话语,完成一种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电影中,还通过对白和场景情节的安排,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对历史和当时时局以及未来进行了阐述,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时间观和历史观:
在共产党为主体民族国家语境下,两党抛弃个人恩怨得失,共同为现代化国家建设而奉献力量。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2003:
6)身居美国的国民党老将军周振武为何还能对相隔万里的祖国念念不忘,这正是基于一种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而这种现象一开始是对思乡情节、故土情结紧密联系起来的。
《庐山恋》描述周振武一家在美国的场景时,就用了一个明显的镜头特写,突出周振武的烟盒“中华”标志,当他看到烟盒时,立马显露出思乡的情怀。
周振武说“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
”透露出一种对故土的宿命感。
同时接下来他的话语将这种思乡感情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他说: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隐隐于怀。
”而女儿这时候的话更是进一步点题:
“爸爸,你又想念祖国了!
”电影的主题曲《飞向远方的故乡》也唱到:
“大雁阿,大雁!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飞啊,飞啊,飞向那远方的故乡……”也一开始就为电影奠定了思乡的情调。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影清晰的指向,从思乡到民族传统再到对祖国的思念,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的主题就凸现出来。
这种安排有其逻辑性,为何“民族”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赴后继为之献身,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
(安德森,2003:
139)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
(安德森,2003:
14)这种思乡情怀正是民族认同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
甚至周筠在庐山时说道: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到了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
在《庐山恋》中,民族认同将传统文化以及秀丽的自然风景联系起来。
安德森认为这种政治爱的某些性质可以从语言描述其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解读出来:
从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祖国,motherland),或者是关于故乡词汇去解读。
这些词汇都指某种人们与之有自然联系的事物。
正如我们在稍早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
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
而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的东西。
(安德森,2003:
139)风景秀丽的庐山在电影中就作为一个祖国象征而存在,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具体化,将民族认同和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紧密联系起来。
同时在《庐山恋》中,周筠到庐山旅游的原因,正是因为其父周振武对庐山的深厚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源于身居海外华侨的思乡之情。
影片中周筠在游览庐山时,不断有其父亲对庐山传统文化的介绍,如:
白鹿洞书院、花径等等。
影片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位侨居海外的国民党将军心中的重要地位。
这点特别体现在白居易诗歌的两次出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一次是出现在周筠在庐山参观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美国周振武家里的墙壁的字幅上。
而电影进一步点题的技法是:
周振武在凝视这幅字画的同时,露出思乡的表情,插曲《啊故乡》同时想起。
对传统文化展示、特别是传统诗歌的不断出场,还是为了揭示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这一基础。
安德森认为,语言几乎比当代社会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显得更根深蒂固。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的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
(安德森,2003:
140)影片中还包括对历史悠久的寺庙、御碑亭还有千年石拱桥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物的介绍,为民族认同创造出一种传统文化认同的语境,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而骄傲”的情怀。
民族认同在这种承认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更显自然。
但是盖尔纳一针见血的指出,“民族主义的神话颠倒了事实:
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构建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
”(盖尔纳,2002:
163)
想象的共同体基于一种创造的群体共时性。
安德森告诉我们,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像承载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
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
(安德森,2003:
178)《庐山恋》中通过诗歌、共同朗读和复数人称的方式,来体现和加深这种共同性体验,从而强化主题:
民族认同。
最明显的场景出现在两位主人公在庐山观日出的时候面对美景情不自禁的不断朗诵:
“Ilovemymotherland,Ilovethemorningofmymotherland.”同时两人的神色告诉观众,此时他们心中洋溢着的爱国之心是多么的深厚,而观众在这种共同朗读的过程中对祖国的热爱似乎也就能油然而生。
电影中的歌曲在建构民族认同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两位主人公在休息的时候,收音机响起的是插曲《啊,故乡!
》:
“每当明月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
那里有美丽的绿水青山,那里是抚育我生长的地方。
每当佳节来到,来到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
似看见故乡的鲜花盛开,似闻见故乡泥土的芳香。
啊,故乡,亲爱的故乡!
啊,故乡,可爱的故乡!
我愿化做那天上的白云,乘春风飘呀飘到你的身旁。
”
这时耿桦说道:
“这首歌真动人。
”而周筠的话更接近主题: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
”在那里是指在美国,更应该注意的是主语复数形式的运用:
“我们”。
“我们”的含义更加深远,可以是周筠一家,也可以是指所有在美国的华侨。
通过这句话,这首歌不仅仅在两位主人公之间形成了共时性的体验,而且在观众之间,甚至将海外的华侨也纳入到这种共同的情感之中。
安德森认为,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
一起的歌唱和朗诵,特别是唱国歌,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
(安德森,2003:
140)《庐山恋》作为电影文本将主题鲜明的诗、歌以共同朗诵或者共同欣赏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共同性民族情感的体验,暗示出祖国共同体在人们心中的存在。
《庐山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祖国昌盛的美好愿望联系起来。
一开始男主人公耿桦就以一位志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优秀青年身份出现。
耿桦的钢笔速写画就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他的画作上不仅仅有庐山,还有山下现实中没有的他自己想象的现代化城市建筑。
爱情主角耿桦和周筠的建筑学专业背景更体现出他们共有的志向:
建设祖国。
他们分别是这样阐述选择建筑学的原因,耿桦说:
“想是想去清华大学学建筑,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
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而周筠则是:
“爸爸说他打了多年的内战,不知道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虽然原因表述各不相同,但是途殊而归同,都表达了建设祖国的愿望。
在耿桦被传讯后还留言给周筠:
“希望你能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她所有的儿女作出应有的贡献。
”周筠感觉婚事无望也给耿桦留言:
“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画,能够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
”可以看出影片对这段爱情的安排始终与建设祖国紧密相连,似乎体现出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建设祖国现代化这一共同志向之上的。
耿烽在对周筠的话语中阐述了他抛弃旧怨、同意婚事的原因,那就是基于双方共同的爱国热忱和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
他说:
“我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跟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
耿峰欢迎他回来。
”最后耿烽与周振武相遇时说: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啦,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这句话进一步点题:
是共同的民族认同、民族使命感使得爱情得以圆满、两家仇恨得以化解。
盖尔纳认为当且只当两个人互相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换言之,民族创造了人;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
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
(盖尔纳,2002:
9)《庐山恋》中就将民族共同承认的使命感——祖国繁荣和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由此创造出一种民族认同的话语。
电影中,通过对白和场景情节的安排,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对历史和当时时局以及未来进行了阐述,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时间观和历史观。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阐述了他对民族主义语境下“线性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在民族主义语境下所建构出来的历史则旨在为有争议、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杜赞奇,2003)。
杜赞奇“线性历史”的概念主要是指出在民族主义语境下对于历史的刻意的建构而形成的单一的线性的历史。
那么在《庐山恋》中,对历史的阐述、对时局的概括甚至对于未来的憧憬都是统一于民族主义语境之下。
影片中通过话语对白、人物回忆等对共产党将军耿烽和国民党将军周振武的过去进行了阐述。
在耿烽的回忆中,两位将军是在大革命时期由紧密战友转而分道扬镳。
原因是耿烽坚信“国民党在我心里已经死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周振武认为“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我们仔细分析,两位老将军过去虽然对政治党派有着不同的选择,但都是立足于一点“救中国”这一民族主义语言之下。
这样就意味着无论过去历史如何,两人的民族认同是始终一致的。
在说道为何选择建筑学专业时,两位爱情主角的原因颇有意味。
周筠说:
“爸爸说他打了多年的内战,不知道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耿桦说道:
“想是想去清华大学学建筑,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
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从这里看出影片为两位老将军安排的对历史的不同感触,国民党将军是“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而共产党将军是“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可以看出影片对于历史的建构性阐述,将两种不同历史感触的人又统一于建设祖国这一点上。
周筠在给父亲的电报中说道:
“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他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
”这种女儿对父亲的评价性的话语更加明显就是影片强加给观众的历史观。
影片在1980年上映,当时的时局背景在影片中也有着阐述,同样是处于民族主义语境之下。
周筠第一次去庐山是刚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但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
影片中的周振武看到了回国的希望,派女儿回国游览庐山。
但是周筠的爱情却被文革对耿家的迫害而中断。
在第一次游览庐山离开的时候,周筠说道:
“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而赵科长说:
“哦,云雾太多,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实际上这是隐喻性的一段对话,短暂的云雾象征着文革,而庐山象征着祖国。
影片要表达的是,文革阻碍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向往,但是这只是短暂性。
进一步说,影片要告诉人们的是,国家的民族认同受到文革的损害。
于是5年过去文革结束后周筠重回庐山,第一句独白就是“离别5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
”这里又用复数人称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文革结束的喜悦,重新燃起对归国的希望。
而当周筠说道第一次游览庐山的遗憾时,耿桦说: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包括在电影上部分周筠离开时的大雨的描写,而后半部分始终是阳光明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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