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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
当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
当代东方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广大地区的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取得全面胜利,首先是亚洲许多国家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鼓舞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随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
这是东方民族意识大觉醒的年代,也是在自力更生原则下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历史阶段。
同时也是新的民族文学获得大发展的时期。
一、当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
战后至今的几十年,是东方社会、文化转型变革的几十年。
相似的历史遭遇,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使当代东方社会、文化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殖民体系彻底崩溃。
东方民族经过现代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之间相互内耗,削弱了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且在参战中东方民众得到锻炼。
这样在二战后的20余年里,东方民族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独立,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当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在亚洲取得胜利。
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战中的1944年摆脱法国殖民独立,随后菲律宾、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印尼、印度支那等国家都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独立。
60、70年代,非洲地区的民族也陆续摆脱殖民统治,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
到80年代,除个别地区外,世界殖民地几乎全部获得解放,不仅赶走了原殖民主义者,也结束二战后的托管制,改变半自治和自治地位,建立新的主权国家。
有西方学者描述:
“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大部分殖民地。
1944年至1970年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欧洲人在海外却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以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了。
”
第二、团结合作,重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东方新生的独立国家在战后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明确意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东方国家深深感到: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国际力量,要巩固民族地位、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国际力量。
东方国家战后的团结合作有不同层次。
首先是区域性合作组织。
如“阿拉伯国家组织”(1945年创建)、“东南亚国家联盟”(1961年创建)、“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创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年创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创建)等。
其次是世界性规模的合作。
1955年在印尼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29个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与会,会议讨论了东方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的形势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要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十项原则。
随后在美、苏两霸冷战对峙的格局下,东方国家联合欧美的发展中国家,将亚非会议精神弘扬光大为“不结盟运动”(1961年开始到199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达132个。
)进而发展为“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开始),提出经济发展的“南北对话”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些表明,东方国家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合作与发展,已成为与原殖民国平等对话的重要政治力量。
第三、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与民族发展的艰难。
东方各国独立后,面临种种复杂的现实矛盾。
东方社会是在西方冲击下进入现代历程,不是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自然步入现代世界。
独立前,在反帝反殖的目标下,东方社会的固有矛盾没有暴露,一旦赶走了殖民统治者,作为主权国家来运作和管理,各种矛盾充分表现出来。
加上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各种后患和当代国际局势的复杂,使东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加剧。
在经济方面,东方国家经济落后,现代化的经济成为和原始经济成为并存,民族资本弱小,缺乏先进的科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附西方发达国家。
政治上,东方专制独裁与民族力量的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纠纷、政党冲突等都比较严重。
东方国家与国家之争的利益冲突,边界纷争也常常导致兵戎相见。
文化上,新旧文化冲突、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依然存在,普通民众的教育程度不高,国民的整体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如此,东方各国在民族独立后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探索着适合各自传统和现实的发展道路,有痛苦、有教训,也有成功、有欢乐,虽然艰难,但确实在向前发展。
第四、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整合。
东方许多民族国家政治独立后,其思想家、政治家们出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考虑提出许多清算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以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方式探索新的民族文化建设的思想和方略。
如印度尼赫鲁谋求巩固政治独立,实现“印度人化”,改革发展印度传统文化的思想;埃及纳赛尔维护民族独立,实行社会全面改革、寻求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和不结盟思想;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建国五原则”理论;加纳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利比亚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南非曼德拉的“种族平等”理论等等,它们都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当然,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不自觉到自觉,有零散到体系化。
20世纪80、90年代,以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阿里夫·德里克、艾贾兹·阿赫默德的理论是后殖民理论的自觉形态,产生了“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一套核心概念。
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原殖民地本土理论家的思考和探索。
后殖民理论的实质是探索世界殖民体系解体后,原殖民地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二、东方当代文学主要成果
(一)日本与东亚地区的文学
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学比较混乱,不同的政治倾向、文学主张、艺术流派同时并存。
主要有:
(1)一些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他们很快在文坛复出。
如志贺直哉、正宗白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他们创作了一批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
(2)以战前的无产阶级作家为中心扩大的民主主义文学,秋田雨雀、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人于1946年底组成“新日本文学会”,编辑出版《新日本文学》杂志。
他们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文化,建立民主主义文学。
这一流派创作的重要收获是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06—1947)和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1953)等。
(3)以坂口安吾、太宰治、石川淳、织田作之助等人为代表的“无赖派”(又称“新戏作派”),他们以颓废、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现实和人生,表现了战后动乱现实中人们的消极情绪。
(4)以舟桥圣一、丹羽文雄、石坂洋次郎、狮子文六等为代表的“风俗小说”。
(5)以上林晓、檀一雄、尾崎一雄等人为代表的“私小说”创作。
(6)“战后派”,“战后派”是围绕《近代文学》杂志的一批战后登上文坛的作家,又称“近代文学派”,他们主张艺术自由、反对政治对文学的束缚,强调表现自我。
他们创作的内容重点在揭露社会的否定面,描写战争的创伤。
“战后派”的代表作家有野间宏(1915—1991)、大冈升平(1909—1988)、填谷雄高(1910—)、安部公房(1924—1979)、梅崎春生(1915—1965)、椎名麟三(1911—1973)、武田泰淳(1912—1976)、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30余位战后作家。
战后派理论家本多秋五概括其特点:
1)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敏锐的问题意识;2)作品内容多表现出一种存在主义倾向;3)对传统的日本现实主义作了否定之否定式的扬弃;4)表现视野较以往更加扩大。
“战后派”的文学支配着50年代的日本文坛,60年代还有很大影响。
“战后派”之后活跃文坛的一批作家称为“第三批新人”,主要包括安冈章太郎(1920—)、吉行淳之介(1924—)、小岛信夫(1915—)和远藤周作(1923—)等,他们的主要创作在60年代。
60、70年代活跃文坛的是“作为人派”和“内向一代”。
前者以高桥和巳(1931—1971)、开高键(1930—1998)、小田实(1932—)、柴田翔(1935—)等为代表,他们共同编辑杂志《作为人》,其创作关注社会政治,表现现实社会中人的现实处境。
后者的代表作家有古井由吉(1937—),后藤明生(1932—)、阿部昭(1934—1989)等,他们的创作回避现实问题,在自我世界中寻求慰籍。
此外,60、70年代活跃文坛的还有一批女性作家,如有吉佐和子(1931—1984)、山崎丰子(1924—),曾野绫子(1931—)等。
80、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是村上春树(1945—),他的创作表现都市年青一代的自我寻求。
代表当代日本文学成就的作家是井上靖、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和大江健三郎。
井上靖(1907—1991)战前和战中是报社记者,50年代开始创作,写过诗歌和剧本,以小说成就最大。
他的小说题材广泛,思想深刻。
成名作《斗牛》(1949)以《大阪新晚报》编辑部主任津上热心组织斗牛大会,最终失败的故事,表现现代人的内心孤独。
这是贯穿他全部创作的主题。
但他笔下人物不是孤独而消沉,而是在孤独中积极寻求人生的意义。
富于现实意义的《夜声》(1967)描写一位研究《万叶集》的学者把诗集吟咏的山川之美当作理想,以现实遭到破坏与过去的对比,井上受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取材中国历史的系列小说,如《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苍狼》(1959)、《敦煌》(1959)、《孔子》(1987)等,往往以诗人的丰富想象力,把史实与虚构故事有机结合,渗透着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性把握。
“井上靖的文学功绩,主要在于他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继承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民族气质,而且博采现代多流派的手法。
他的小说既重视叙事,又注重心理分析,既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又有诗的质素,选择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新世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安部公房(1924—1993)是当代日本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
他的创作艺术上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思想上与西方存在主义一脉相承。
处女作《终点的道标》(1948)描写主人公离开故乡,流浪满洲,误入匪窝,在这样的情节框架中隐喻认得生存境遇。
《墙》(1951)的主人公卡尔玛忘却了自己的名字,而要接受审判,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自后变成了一堵墙。
这是对现实使人异化为非人的艺术表现。
代表作《砂女》(1962)写一男子在沙丘采集昆虫标本却误入沙穴,为逃离沙村,他不断与沙子作斗争。
小说中主人公与沙子的搏斗,隐寓着生存混乱现实中的人,必须在孤独中做出某种努力,才能寻找到自我的存在。
《燃烧的地图》(1967)写都市某男子突然失踪,受其妻委托去寻早男子的侦探也迷失在没有地图的都市里。
小说意在揭示:
现代社会发展的模式化,以牺牲人的自我和个性为代价。
安部公房的作品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以变形和隐喻表现人的存在危机,富于抽象性和创造性。
三岛由纪夫(1925—1970)战后走上文坛,成名作是《假面告白》(1948),小说用男性同性恋题材探讨性意识在人的存在中的意义。
随后创作的《爱的饥渴》(1950)如《禁色》(1951—1953)进一步深化了“男性魅力”的主题。
1951年,三岛由纪夫出访欧美,对希腊古典文化异常崇拜,向往古希腊富于生命力的男性肉体美和清澄的知性,进而影响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
之后创作的《仲夏之死》(1952)、《潮骚》(1954)和《全阁寺》(1956)、《午后曳航》(1963)等几部具有唯美色彩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为了“美”而不顾一切,直至死亡,展示人直面宿命的孤独之美和直面死亡之美。
《全阁寺》是三岛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以1950年一寺僧纵火焚烧国宝全阁寺的文件为素材,表达战后日本人对日本传统既爱又恨的普遍社会心态,同时凝铸了三岛独特的美学观和人生理念,艺术地表现了美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的悲剧性关系。
60年代,三岛由对男性的力之美进而发展到尚武,向军国主义发展,在短篇小说《忧国》(1961)、《十月菊》(1961)、《英灵之声》(1966)和评论《太阳与铁》(1965—1968)、《文化防卫论》(1969)等作品中表现了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
三岛最后的杰作是4卷的《丰饶之海》(1965—1970)、,《春雪》(1965)这是集三岛的文学、美学之大成的作品,三岛自己曾说:
“我将《丰饶之海》构思成四部曲,第一部《春雪》是王朝式的恋爱小说,既写所谓柔肠纤细的小说或和魂;第二部《奔马》是激越的行动小说,既写所谓的威武刚强或养魂;第三部《晓寺》是具有异国情调色彩的心理小说,既写所谓奇魂;第四部(题未定)取材于时间流逝的某一点上的事象的跟踪追迹小说,导向所谓幸魂”。
总之,三岛由纪夫努力将日本传统文学的纤细感性之美与希腊古典文学的力度与知性加以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富于才情,风格多样。
虽然他的军国主义倾向是他剖腹自杀(1970),但他的文学探索精神与成就是公认的。
大江健三郎(1935—)大学阶段开始文学创作,以“学生作家”的身份登文坛,1957年以中篇小说《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
他受存在主义“介人文学”理论和梅勒小说“性+暴力”模式的影响,大江早期创作了一批“性+政治”的小说,如《我们的性世界》(1959)、《性的人》(1963)等。
在这些作品中,大江把性作为政治的暗喻,作为表现人的存在状态的表征,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人的荒诞存在挑战。
1963年有两件事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即长子大江光出生;去广岛参加原子弹爆炸的调查,走访了许多幸存者和受害者。
长子大江光的痴呆与弱智的生存状况和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所标志的人类脆弱的生存状态都与“死”相联系。
大江从存在主义哲学层面来看待这两件事,并上升到人类生存处境的高度加以思考,创作了《个人的体验》、《残疾儿童》、《广岛札记》、《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等一系列作品,由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转化为人道主义的人类关怀。
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通过主人公鹰四、蜜三郎、菜采子在陷入虚无彷徨、精神危机之际,从东京的“中心文化”中回到四国故乡森林山村的“边缘文化”去寻根的过程,从社会表层到人类心灵深层剖析了当今世界的荒诞和人类的生存困境,试图为人类找出一条超越“心灵地狱”的途径。
在社会层面上,作品以当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矛盾重重的现实为背景,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民族、特别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生存危机和精神探索。
在哲学层面上,作品从融东方的自然神论和西方的存在主义为一炉的理性思维的高度,生动而形象地“呼唤”人类的新生与新生活,追求荒诞世界中的和谐、人性、人道与爱。
在心理层面上,作品通过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为达到新生而历经的“边缘寻根—自我复审—超越地狱”三阶段,象征现代人类生存与新生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
整部长篇小说把历史与当代、城市与乡村、神话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行动与思索、心灵与社会、政治与乱伦、暴力与足球、严肃与荒诞、英雄与懦夫等等融为一体,构思博大精深,思想丰富复杂,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朽的精神价值。
1945年朝鲜解放,南北对峙。
北朝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了一批描写解放战争和工农业建设的作品。
南朝50年代有“战后派”,60年代有“新感觉派”。
金承钰(1940-)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基调抑郁灰暗,《汉城:
1960年冬》(1965)是他的代表作。
(二)印度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文学
印度当代文学首先是一批独立以前已取得成就的老作家显示出坚实的实绩。
这些作家如印第语作家耶谢巴尔(1903—1976)、介南德·古马尔(1905—1988)、孟加拉语作家达拉辛格儿·班纳吉(1898—1971)、英语作家R·K·纳拉扬(1907—)、安纳德(1905—)、拉贾·拉沃(1909—)等。
他们在50、60年代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独立前后走上文坛,60、70年代活跃文坛的作家形成两大文学思潮: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
印度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包括“新诗派”、“新小说派”和“非诗派”、“非小说派”等流派。
“新诗派”是独立前以阿格叶耶(1911—1987)为代表的“试验诗派”的发展,代表诗人是卡纳达语诗人高卡克(1909—)、阿萨姆语诗人普甘(1933—)、印地语诗人达马维尔·巴拉蒂(1926—)、奥里萨语诗人若德劳伊(1916—)等。
“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是格姆莱什瓦尔(1932—)、拉金德尔、亚德沃(1929—)、莫汉·拉盖什(1925—1972)和尼尔默尔·沃尔马(1929—)等。
他们的创作标榜为“新”,是用来区别印度的传统文学,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意识流等方法,表现新的时代问题和情感体验。
70、80年代,一批更年轻的作家诗人活跃文坛,标榜“非诗派”和“非小说派”,代表性作家、诗人是夏格迪·查特吉(1933—)、拉杰格黙尔·乔杜里(1929—1967)、杜米尔(1936—1975)、杰杜尔瓦迪(1933—)等人,他们把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和性欲描写推到极端,着力表现病态性爱和孤独、焦虑、绝望的意识。
印度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边区文学”和“社会现实小说”。
“边区文学”从50年代获得发展,以乡村为背景,运用方言土语,展示传统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命运和前景,意在弘杨本土文明,抵制西方文明的侵袭。
代表作家作品有印地语作家雷努(1921—1977)的《肮脏的边区》(1954)、古吉特拉语作家伯代尔(1913—1988)的《男人拥有的世界》(1947)、马提拉语作家本德赛(1913—)的《车轮》(1962)、卡纳达语作家古尔迦尔尼(1910—1984)的《乡村史诗》(1957)、奥里萨语作家莫汉蒂(1914—)的《肥沃的土地》(1964)等。
“社会现实小说”的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现实问题,但不是以政治说教道德训誡为目的,以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
这类小说重要的有乌尔都语作家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的《当田野醒来的时候》(1952)、奥里萨作家苏楞德拉·莫汉蒂(1922—)的《黑暗的地平线》(1964)、泰米尔语作家阿基兰(1922—1988)的《画中女》(1968)、卡纳达语作家阿南塔穆尔迪(1932—)的《葬礼》(1965)、印地语作家莫亨·拉格希(1925—1972)的《关闭的暗室》(1961)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文学出现回归乡村,回归传统的趋势,从总体上看,60、70年代势头健旺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衰退。
代表当代印度文学成就的作家是耶谢巴尔、阿格叶耶、阿基兰和钱达尔等人。
耶谢巴尔(1903—1976)用印地语创作。
独立前他曾组织抗英地下武装组织,曾几次被捕入狱。
独立前创作的《大哥同志》(1941)、《叛国者》(1943)、《党员同志》(1946)等中、长篇小说中塑造了由个人反抗而觉悟、组织群众斗争的工人、共产党员形象,在印度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1960年发表的《虚假的事实》以广阔的背景,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末印度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保守和进步、封建等级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艺术形象和艺术画面探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
阿格叶耶(1911—1987)是印度当代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他从小热爱文学,青年时期参加的反殖民族运动而被捕(1930—1934),出狱后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报刊,二战中参加盟军。
印度独立后专职文学创作和编辑文学刊物。
他是“实验诗派”和“新诗派”的领袖人物,一生创作了17部诗集,3部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集和9部散文、文艺评论文集。
他的诗作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象征和梦幻的方式抒发瞬间的真情实感,探索生命存在的价值。
他的代表性诗集是《庭院的门槛》(1961)和《摆渡几回》(1967)。
他的小说创作开创了印地语心理小说的传统,“往往采用回忆倒叙、自由联想、梦幻暗示等手段,揭示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他还采用象征艺术手法,赋予事物以象征寓言和心理意义。
”
阿基兰(1922—1988)是印度当代泰米尔语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了18部中、长篇小说,200余篇短篇小说和一些剧本、散文作品。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女人》(1945)、《金花》(1963),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新的洪流》(1964)、《美人灯》(1957—1958)、《画中女》(1968),历史小说《万卡之子》(1963)、《丹凤眼》(1968)。
《女人》是阿基兰的成名作,小说在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波折与斗争生活,表现印度知识分子族意识觉醒,歌颂反帝反殖的爱国热情。
代表作《画中女》通过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表现独立后印度社会风貌和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歌颂为献身艺术的事业心,鞭挞唯利是图的丑恶灵魂,也揭示了印度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蕴含着作家对新的民族化建设的深沉思考。
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表现了当代印度社会的众多方面,艺术站选材精当,结构严谨,善用比喻和拟人手法,生动引人。
钱达尔(1914—1977)是印度当代乌尔都语文学的代表作家。
他一生创作丰硕,计有中、长篇小说30部、短篇小说400余篇,电影剧本30余种。
独立前,钱达尔是“进步文学运动”的中坚,小说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中篇小说《失败》(1945)是早期的代表作。
独立后以现实主义的描写,表现当代印度中下层民众严峻现实生活,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揭露批判现实中的伪善丑恶,歌颂正义善良、勇敢等高尚情操和品性。
中篇小说《当田野醒来的时候》(1952)是后期的代表作。
《失败》以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情节主线,但它不只是停留于爱情悲剧的描写,而是在爱情悲剧的展示中,渗透着对民族传统的反思,以现代的人性意识烛照民族文化的不同层面,体现出深厚的思想内涵。
《当田野醒来的时候》反映的是印度独立后农民的土地问题,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却得不到土地。
小说的主体是农民暴动的青年领袖拉奥被处死前一晚的回忆;农民面临的经济困境;他与一位部落女子的情爱;农民暴动的情景;政府处死他的原因等。
小说结尾富于象征意义:
拉奥穿上全村农妇连夜为他赶制的红衬衫,胸前绣有镰刀、锤子和麦穗,迎着冉冉升起的旭日,毅然走上刑场。
民众的自发行为和旭日的象征,预示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觉醒。
钱达尔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也是紧扣时代精神,揭示时代问题,敏锐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和诗情画意构成他短篇小说的基本品格,他因此获得乌尔都语“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
南亚、东南亚地区代文学的重要作家还有斯里兰卡的魏克拉玛辛诃、泰国的克立·巴默、缅甸的吴登佩敏和印尼的普拉姆迪亚。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1891—1976)是斯里兰卡最杰出的作家,他创作了十几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4个剧本、1部诗集和27种文学文化论著。
其代表作“三部曲”(《家乡巨变》1944、《时代终结》1949、《争斗时代》1957)以一家四代人的经历和变化,形象生动地展现斯里兰卡社会的深刻变化。
克立·巴莫(1911—1995)曾任泰国的政府部长、总理之职,也是著名作家。
他学识渊博,经历丰富。
他的代表作《四朝代》(1953)描写一个贵族之家的兴衰,交织穿插宫廷的变化,描述曼谷王朝五世至八世(1868—1946)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型变革,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感人。
吴佩派敏(1914—1978)是缅甸当代著名作家,他从30年代开始创作。
成名作是《摩登和尚》(1937),小说暴露佛门黑暗,揭露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的尼姑和尚,具有反封建反愚昧的意义。
其代表作《旭日冉冉》(1958)描写大学生丁吞在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断成长的情节主线,同时展现1938至1942年缅甸独立运动的广阔画面,小说规模宏大,塑造了从政但领袖到失业工人的各阶层人物形象,叙述生动,富于民族特色。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是印尼独立后最重要的作家,创作于50年代的《追捕》、《游击队之家》表现了印尼人民的反帝斗争生活。
其代表作是“布鲁岛四部曲”:
《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小说以恢宏的规模,艺术地表现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过程。
(三)埃及和西亚、北非地区的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亚、北非阿拉伯各国文学发展很快,50年代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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