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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
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
(项目批准号:
12&ZD140)
责任单位:
兰州大学
首席专家:
王冀青
工作简报
第03号
2014年1月1日
目录
(一)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赴英国调查、复制斯坦因档案
…………………………………………………………………………(02)
(二)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在英国复制斯坦因档案内容简介
…………………………………………………………………………(02)
(三)本项目课题组继续完善《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的内容
…………………………………………………………………………(06)
(四)本项目课题组成员参加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07)
(五)本项目课题组成员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07)
(六)本项目课题组成员参加“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
…………………………………………………………………………(07)
(七)课题组成员参加“中巴学术交流·犍陀罗文化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07)
(八)本项目课题组完成《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特林克勒尔往来通信研究》的初稿
…………………………………………………………………………(08)
(九)本项目与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及小岛康誉教授的合作
…………………………………………………………………………(08)
(十)本项目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7—12月间的其他学术活动
…………………………………………………………………………(08)
(十一)本项目于2013年7—12月间的媒体宣传工作
…………………………………………………………………………(09)
(十二)本项目课题组于2013年7—12月间发表的研究论文简介
…………………………………………………………………………(09)
(十三)本项目课题组于2013年7—12月间完成待发表的研究论文简介
…………………………………………………………………………(09)
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冀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2&ZD140),于2012年10月10日正式立项,于2012年12月3日在兰州大学举办了开题报告会。
现将本项目自2013年7月1日开始至2013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间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赴英国调查、复制斯坦因档案
应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总负责人苏珊·威特菲尔德博士邀请,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于2013年7月16日至8月15日间,赴英国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研究资料调查和搜集工作。
王冀青于2013年7月13日从兰州赴北京,于北京时间7月16日10时55分乘芬兰航空AY052航班离开北京,于伦敦时间7月16日17时抵达伦敦,下榻于伦敦大学丁维迪公寓。
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日拜会威特菲尔德,双方达成了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与英国“国际敦煌学项目”合作进行斯坦因档案数字化整理的意向,决定从2015年开始,通过彩色数字化摄影方式,复制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10万张斯坦因档案。
选定从2015年开始的原因,是因为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老馆舍自2008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开始闭馆重修,整个工程至2015年方能结束,当年恢复开馆。
在此之前,原藏于包德利图书馆西方写本部的斯坦因档案只能暂存于牛津大学的其他图书馆中,主要在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地下室中。
因该馆地方狭小,目前尚无法对斯坦因档案进行大规模摄影。
但考虑到“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定于2017年底完成,不能等到2015年后再进行拍摄,此前亟需复制大量研究资料。
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21日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研究馆藏斯坦因档案,从7月22日开始转移直牛津大学整理、研究斯坦因档案。
通过“国际敦煌学项目”的介绍,王冀青得以进入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地下室,对斯坦因档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复制。
7月22日至8月14日,在每个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六),王冀青每日于上午8时30分开馆时入馆,到傍晚19时30分闭馆时出馆,快速将馆藏斯坦因档案全部过目一遍,同时进行复制。
王冀青曾于1995年3—11月在包德利图书馆对这批斯坦因档案进行过全面的调查与整理,熟悉其内容和卷宗编号情况,故得以快速浏览和复制。
这次访英期间,王冀青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亲自复制和委托复制的方式,一共复制了档案资料3.5万张。
再加上王冀青于1989年、1995年、2000年3次在英国大规模复制的大约1万张斯坦因档案,现掌握的资料基本上可满足“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的需要。
(已复制资料内容另节汇报。
)完成在牛津大学的资料复制工作后,王冀青于伦敦时间2013年8月15日8时20分乘芬兰航空AY832航班离开英国伦敦,于北京时间8月16日早晨6时30分抵达北京。
(二)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在英国复制斯坦因档案内容简介
2013年7—8月,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复制斯坦因档案共约3.5万张,涵盖了9大部分,大致内容简介如下。
第1部分“斯坦因与阿伦夫妇之间的通信”,包括3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号)。
绝大多数是189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给好友帕西·阿伦及其夫人海伦·阿伦写去的信及随信寄去的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的信、文件或照片等)。
还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12号和斯坦因手稿第35号)是阿伦致斯坦因的信。
阿伦是斯坦因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始于1897年。
斯坦因第一次给阿伦写信的时间是在1898年8月,从此以后,斯坦因与阿伦夫妇之间的通信如流水不断。
1902年10月斯坦因的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去世后,斯坦因将原本归他哥哥保存的旅行日记、考察“个人自述”(游记)及其他重要文件等都改寄给已安居英国牛津的阿伦保存,以期自己在遭遇不测后这批重要的资料仍可保存在牛津以备后人利用。
此后双方的通信更加频繁,基本上是斯坦因每周给阿伦夫妇写一封信,而阿伦夫妇每两周给斯坦因写一封信,数十年如一日。
1933年帕西·阿伦去世后,斯坦因与海伦·阿伦之间的通信关系一如既往,直到1943年斯坦因去世时为止。
阿伦夫妇虽然不是东方学家,但由于他们和斯坦因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他们对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工作始终给与了大力的帮助。
斯坦因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由帕西·阿伦协助校对的。
斯坦因自1902年以后也将阿伦夫妇在牛津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后方基地。
斯坦因生前选定的遗嘱执行人和遗产托管人共有3位,其中就有海伦·阿伦和她的哥哥路易斯·阿伦。
不过,阿伦夫妇对斯坦因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替斯坦因完整地保存下他在45年间写来的数千封信和大量的珍贵考察资料。
阿伦夫妇保存下来的这批斯坦因书信是后人研究斯坦因生平、思想、考察考古详情的重要原始材料,是任何一位斯坦因传记作家和亚洲考古史研究家都不能忽略的资料宝库。
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共3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号)中,绝大部分都是斯坦因写给阿伦夫妇的信及原信中附寄的有关文件、照片或他人写给斯坦因的信。
第2部分“斯坦因与安德鲁斯之间的通信”,包括27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6—62号)。
绝大多数是189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与好友弗里德里克·安德鲁斯之间的互通信件及其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或安德鲁斯的信、文件或照片等)。
还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61—62号)是安德鲁斯的个人档案,形成了于1894年至1953年间。
安德鲁斯是英国著名美术史家和中亚文物研究专家,于1890年在英属印度拉合尔与斯坦因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终生友谊(止于1943年斯坦因去世时)。
安德鲁斯和斯坦因相识后,两人共同致力于亚洲考察与考古活动。
而安德鲁斯在支持与协助斯坦因进行亚洲考察与考古的同时,使自己也成为研究亚洲文物(尤其是中亚文物)的专家与权威。
斯坦因于1901年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返回伦敦后,便敦请大英博物院聘请安德鲁斯为临时助理,负责为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一份完整的注记目录。
从1908年至1913年,安德鲁斯协助大英博物院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注记目录。
1917年至1922年,安德鲁斯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了注记目录。
1923年安德鲁斯返回伦敦定居后,经常赴英国博物馆协助对斯坦因搜集品的整理工作,并协助斯坦因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和四次伊朗考察;同时他也经常赴印度新德里,在新成立的中亚文物博物馆(现称印度国家博物馆)负责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壁画、丝织品等文物的整理、编目与修复工作。
由于斯坦因和安德鲁斯之间的友谊关系主要是通过上述学术合作而体现出来的,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互通信件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以及所获文物的整理研究史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通信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斯坦因致安德鲁斯的信和安德鲁斯致斯坦因的信全部混放在一起,而且皆为原件,这对参照研究来说是有方便之利的。
第3部分“斯坦因的综合通信”,包括51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63—113号)。
绝大多数是1891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和除帕西·阿伦、海伦·阿伦、弗里德里克·安德鲁斯以及斯坦因家族成员之外的其他个人、团体与机构之间的通信及附件。
研究斯坦因的综合通信,对于我们了解斯坦因的生平、思想、学术活动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大有好处。
而研究斯坦因与其中有关学者们之间的通信,对于我们了解斯坦因亚洲考察所获文物(尤其是中亚敦煌文物)的整理考释历史与内情,甚至对于我们了解文物本身的特点,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斯坦因综合通信是世界上保存最集中、最全面的一批斯坦因通信,可以做为今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斯坦因通信这一项工作的基础。
这部分通信按照通信对象的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主要包括阿夫拉兹古尔·汗、约翰·阿兰、路易斯·阿伦、乔治·德·阿尔玛西、罗阇·阿玛尔·辛格、弗里德里克·卡尔·安德列斯、爱德华·弗农·阿诺尔德、托玛斯·霍克·阿诺尔德、托玛斯·阿什比、芬顿·约翰·爱尔默、哈罗尔德·瓦尔特·贝利、欧文·巴克塔伊、亨利·贝尔福、日诺·巴罗夫、威里·邦格、亚瑟·达西·戈登·拜内尔曼、加尔革答浸礼会传教站出版社、莱昂内尔·大卫·巴尔奈特、艾德蒙德·乔治·巴罗、马里埃·艾铁尼·奥古斯特·巴特、莱斯里埃·爱里克·巴顿、拉约斯·巴图兹、格特鲁德·玛格丽特·罗西安·贝尔、艾米尔·奔沃尼斯特、伯恩哈德·贝兰森、詹姆斯·伯瑞、阿尔伯特·伯兹维斯齐、罗伯特·劳伦斯·宾雍、瓦尔特·克拉伦斯·布莱克、巴昔尔·费罗特·布莱凯特、丹尼斯·布鲁克·布来克维、布莱克尼、朱里斯·布罗克、莫里斯·布鲁姆费尔德、霍拉提奥·诺曼·波尔顿、奥古斯特·波耶、丹尼斯·德·索默雷兹·布莱、弗朗克·赫尔伯特·布朗、伊达·梅·布朗、珀西·布朗、詹姆斯·布莱斯、查尔斯·爱德华·布克兰、威廉·赫朋·布克勒、约翰·乔治·比累尔、詹姆斯·布尔吉斯、西德尼·格拉尔德·布拉德、托玛斯·布娄、史蒂芬·伍顿·卜士礼)、斯宾塞·哈尔考特·巴特勒、约瑟夫·奥斯汀·张伯伦、爱德华·沙畹、亚瑟·赫尔伯特·丘琪、格拉尔德·莱斯里埃·马金斯·克劳森、约翰·考特曼、西德尼·考尔文、托玛斯·威廉·考尔贝特、亨利·考狄埃、詹姆斯·苏瑟兰·考顿、塞缪尔·库林、亚瑟·厄恩斯特·寇莱、奥斯伯特·古依·斯坦霍普·克劳福德、约翰·葛斯特·库明、弗朗兹·瓦勒里·马里埃·库蒙特、乔治·坎宁汉、乔治·那先尼尔·寇松、奥尔蒙德·马多克·达尔顿、道格拉斯·弗里德里克·多森、哈洛尔德·亚瑟·迪恩、菲力波·德·菲力皮、海尔木特·德·太拉、约翰·艾尔福德·迪基、马赛尔·奥古斯特·迪欧拉弗依、詹姆斯·麦克隆·多耶、约翰·波希瓦尔·德鲁普、爱德梅-阿尔芳斯·德鲁因、西奥多·杜卡、莱昂内尔·查尔斯·敦斯特维尔、弗兰克林·艾哲顿、赛西尔·约翰·艾德蒙兹、厄尔京·米尔斯有限公司、吉尔伯特·约翰·穆莱·埃里奥特、查德森·伊万斯、玛丽·阿克沃斯·爱沃舍德、卡洛里·拉约斯·法布里、奥托·冯·法尔克、约翰·帕西·法拉尔、保罗·菲克勒、亨里克·冯·菲克尔、路易斯·菲诺特、丹尼斯·菲兹帕特里克、威廉·福斯特、阿尔弗莱·查尔斯·奥古斯特·福色尔、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鲁道尔夫·奥托·弗兰克、亨利·法兰克福、斯图亚特·米特福德·弗雷泽、罗杰·埃里奥特·弗莱、西奥多·福赫斯、阿罗伊斯·安顿·福赫勒、里查德·卡尔·加尔贝、爱德华·诺曼·加尔迪奈尔、帕西·加德纳、威廉·路德维希·盖格尔、卡尔·弗里德里克·格尔德纳、罗曼·吉尔什曼、迈克尔·卡夫纳·吉列、亨利·哈沃沙姆·戈德里-奥斯汀、伊格纳克·戈尔德齐赫尔、伊斯莱尔·戈兰兹、巴昔尔·约翰·古尔德、罗伯特·格拉加尔、乔治·亚伯拉罕·格列尔森、比拉加·桑卡尔·古哈、威廉·马尔考姆·海利、居拉·哈拉兹、亨利·劳伦斯·豪顿、威廉·鲁珀特·海伊、爱德华·海伍德、阿尔伯特·赫尔曼、约翰尼斯·赫太尔、厄恩斯特·艾米尔·赫兹弗尔德、乔治·弗朗西斯·希尔、阿尔弗莱·希勒布兰德、亚瑟·罗伯特·欣克斯、罗伯特·查尔斯·亚瑟·斯坦莱·霍巴特、艾德蒙德·亚瑟·朋森比·霍布代、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大卫·乔治·霍加尔特、亚瑟·莫里斯·伍德沃德、大卫·乔治·霍加尔特、托玛斯·威廉·霍尔德尼斯、提奥菲勒·霍莫勒、大卫·胡珀、莱昂内尔·查尔斯·霍普金斯、约翰·厄恩斯特·布特里·霍特森、欧仁·胡儿兹齐、丹齐尔·查尔斯·耶尔夫·伊伯村、威廉·欧万、弗拉季米尔·阿列克赛维奇·伊万诺夫、赫尔曼·雅古比、约翰·德·莫宁斯·约翰逊、阿托尔·乔伊斯、卡什·拉姆、高文·阔尔、哈里·基尚·阔尔、亚瑟·凯斯、约翰·斯考特·凯尔悌、阿尔弗莱·肯兴顿、弗里德里克·乔治·肯雍、鲁道尔夫·考伯特、约翰·吉尔伯特·莱斯维特、休·特莱弗·兰布里克、沃尔夫冈·楞茨、里查德·文·利文斯通、乔治·安布罗塞·劳埃德、托姆·乔治·朗斯塔夫、大卫·洛克哈特·罗伯特森·罗里梅尔、爱德温·兰德西尔·鲁特延斯、阿尔弗莱·科明·李敖、查尔斯·詹姆斯·李敖、詹姆斯·布劳德伍德·李敖、罗伯特·阿道尔夫斯·李敖、路易斯·休伯特·冈萨尔夫·李奥提、爱德华·道格拉斯·麦克拉干、罗伯特·斯梅顿·麦克拉干、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乔治·弗莱切尔·麦克蒙、约翰·娄德·马菲、拉尔夫·范·德曼·马格芬、亚瑟·詹姆斯·马松、赫尔伯特·约翰·梅纳德、威廉·鲁道尔夫·亨利·默克、戈特福里德·默兹巴切尔、凯耶斯·梅特卡尔夫、菲力蒲·约翰·迈尔斯、约翰·亚历山大·米尔内、艾里斯·霍维尔·敏斯、弗拉季米尔·米诺尔斯基、吉奥弗雷·马克卡伊·莫兰特、乔治·瓦伦汀·摩根斯提尔尼、约翰·林顿·米勒斯、弗里德约夫·南森、威廉·瓦累·诺曼、亚瑟·莱昂内尔·普·诺林顿、迈克尔·弗朗西斯·奥德维尔、赫尔曼·奥登堡、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查尔斯·伊夫林·阿尔布斯诺特·威廉·奥尔德海姆、弗里德里克·艾登·帕吉特尔、阿尔布莱特·朋克、斯图亚特·皮高特、安东尼·波伊德巴德、亚瑟·乌潘·波普、弗朗西斯·贝维尔·普里多、威廉·普林茨、赫尔伯特·尼尔·兰杜尔、威廉·亨利·拉提干、查尔斯·赫丘勒斯·雷德、汉斯·雷切尔特、威里·里奇默·里克默斯、查尔斯·亚瑟·罗埃、霍拉斯·亚瑟·娄斯、简尼特·安妮·罗斯、米海尔·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切夫、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俄国地质学会、迈克尔·厄恩尼斯特·赛德勒、拉伊·巴哈杜尔·达雅·拉姆·萨赫尼、阿尔弗莱·萨尔蒙尼、弗里德里克·萨勒、鲁西安·舍尔曼、雷奥波尔德·冯·施罗德、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克·赛波尔德、乔治·克拉克·辛普森、詹姆斯·罗伯特·敦洛普·史密斯、文森特·亚瑟·史密斯、威廉·约翰逊·索拉斯、亚历山大·蒙塔格·斯托、齐格蒙·扎卡尔、卡尔曼·齐里、瓦尔特·斯坦莱·塔尔伯特、威廉·伍德索波·塔恩、保尔·泰来基、雷吉纳尔德·坎贝尔·汤普森、威廉·路德维希·彼得·汤姆森、马修斯·尼耶布尔·托德、艾米尔·托尔代、旅行与探险社、卡尔·特鲁伯奈尔、亨利·艾德蒙德·桂塞·廷代尔、阿明·梵伯雷、居拉·维格、乔治·维罗、阿兰·约翰·贝亚德·瓦斯、约翰尼斯·瓦尔瑟、托玛斯·罗伯特·约翰·瓦德、阿齐巴尔德·珀西瓦尔·瓦维尔、阿尔布莱特·韦伯、爱德华·奥里弗·惠勒、朱里尤斯·李特尔·冯·维也斯奈尔、詹姆斯·威尔逊、莫里兹·温特尼兹、约翰·巴里·伍德、查尔斯·莱昂纳德·伍雷、阿尔弗莱·库珀·乌尔奈尔、阿米·弗兰茜丝·玉儿、泰米斯托克尔·扎米特等400多人。
第4部分“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包括1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14—128号)。
绝大多数是1870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及附件。
主要用德语写成。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斯坦因与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主要是斯坦因与其父亲那先·斯坦因、母亲安娜·斯坦因、舅舅伊格那兹·希尔施勒和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一家之间的通信。
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对于研究斯坦因的早期生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5部分“斯坦因的个人笔记和日记”,包括13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29—266号)。
绝大多数是188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本人写成的各种笔记和日记。
主要分为以下4大类:
(1)斯坦因本人写成的各种杂记录(包括记入各种杂内容的小本子和袖珍笔记簿);
(2)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3)斯坦因的私人日记;(4)斯坦因在旅行与考察过程中所写的“个人自述”(游记)。
斯坦因所写的各种杂记录本,尤其是他的袖珍笔记簿,往往是他写作旅行与考古日记、私人日记和“个人自述”的依据;但因为是随手所记,往往又是杂乱无章的,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来说,其利用价值并不很高。
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则是研究斯坦因亚洲考察活动的最重要的一种资料,是斯坦因撰定并出版的考察报告与“个人自述”的基础。
旅行与考古日记中所记的一些细节,在出版了的考察报告或“个人自述”中有时被隐讳不提,这种现象多见于斯坦因的中亚考察。
对于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只撰写了考察报告,而未撰写“个人自述”(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与考古日记可以弥补记时、记事方面的不足。
还有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既未撰写考察报告,又未撰写“个人自述”(如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
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与考古日记是学者们了解并研究这些考察行程及考古发掘的惟一依据。
第6部分“斯坦因的各种杂文件”,包括1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267—284号)。
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写成的、使用过的或与斯坦因的生活、考察有关的各种杂文件。
从内容上看,这一部分是杂乱无章的;有斯坦因编写的各种杂目录,有与斯坦因的职务及薪金等有关的各种杂文件,有从其它部分的手稿上散落下来的残页,有斯坦因曾使用阅读过的一些他人所撰文稿,有斯坦因与他人之间的一些杂通信,有斯坦因保存的一些大尺寸文件,等等。
给人的印象是,这一部分手稿或是在其它部分手稿被整理编页之后残剩下来的或新出现的杂文件。
对于这一部分中所包括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必须结合其它各有关部分。
第7部分“斯坦因的考察文件和账簿”,包括93组手稿(斯坦因手搞第285—377号)。
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前后及考察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与考察有关的文件和帐簿。
主要分为以下5大类:
(1)在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的准备、实施或善后阶段形成的各种官、私文件;
(2)斯坦因或其考察队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做的一部分杂记录;(3)与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有关的汉文文件和通信;(4)斯坦因就考察等事与印度测量局、印度考古局等英属印度政府部门之间的通信;(5)斯坦因在考察前后及考察过程中留下的各种帐簿。
在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的准备、实施或善后阶段形成的各种官、私文件是我们研究斯坦因考察全过程的重要依据。
斯坦因的历次考察,从筹划申请到报告书的出版,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总会产生大量的官、私文件。
我们在研究斯坦因的野外考察活动时,主要应依据他的旅行与考古日记;但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准备与善后过程时,则应主要依据这一部分中包括的各种有关官、私文件,因为斯坦因的私人日记往往记载片面,仅记其个人的想法或所知所见。
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全过程时,必须将这一部分中的斯坦因考察文件与第五部分中的斯坦因日记以及其它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方可究其始终,窥其真相。
斯坦因的日记式帐簿是我们研究斯坦因亚洲考察的又一批集中资料源。
以斯坦因的中亚考察为例,我们从斯坦因每日详细记录的支出帐目中可以透过其条目看出斯坦因每日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查到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期间历次购买文物的数量和价钱;这些都可以弥补斯坦因旅行与考古日记的不足。
第8部分“斯坦因的文稿、出版物草稿及与出版物有关的文件”,包括49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78—426号)。
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撰写的著作文稿、出版物草稿以及与著作的写作及出版有关的各种文件。
斯坦因一生著述颇丰,绝大部分在他生前便得以发表或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原稿大都收藏于它处。
不过,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也藏有一些斯坦因出版物的草稿,这些草稿和正式出版物之间无论在结构或在文字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我们研究斯坦因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一小批斯坦因生前未刊的文稿。
这一部分中数目最多的是斯坦因为著述而写作的名称札记、方案等,以及为著作的出版而与有关机构或个人之间的通信及往来文件。
这一部分中还收藏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它们是做为斯坦因著作的附录原稿或是斯坦因写作时的参考资料而被收藏在这里的。
第9部分“斯坦因的考察地图目录与考察照片等”,包括32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427—458号)。
绝大多数是188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也包括一些他人的照片、与摄影有关的记录以及文件等;还包括斯坦因在历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所绘制地图的卡片目录和其它一些杂文件。
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曾拍摄有大量的照片,主要与考古学有关,是研究斯坦因考察与亚洲考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些考察照片及其底片(大部分是玻璃底片)现在大都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院、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等机构,而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考察照片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绘制的普通地图、地形图、线路图、遗址平面图等是研究斯坦因考察与亚洲考古史、亚洲地理测量史的另一批重要参考资料。
(三)本项目课题组继续完善《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的内容
王冀青于2013年8月回国后,根据他于2013年7—8月在牛津大学调查、复制的资料,不断丰富《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的内容。
根据现有资料,计划将解说的内容由原来的卷宗号细化至页码。
今后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将不断增补。
到2017年12月本项目结项时,争取达到完美程度,最后交付出版。
(四)本项目课题组成员参加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2013年7月12日,王冀青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楠博士来函说,由她担任项目负责人、王冀青、朱玉麒等作为项目组成员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已获批立项。
王冀青主要承担伯希和与英国人之间往来通信的研究。
研究过程中,王冀青将对斯坦因与伯希和之间的往来通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完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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