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室町时代室町幕府1336157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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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室町时代室町幕府13361573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むろまちじだい1336年-1573年),是日本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名称源自于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
足利尊氏对应后醍醐天皇的南朝建立了北朝,于1336年建立室町幕府。
两个朝廷对立的南北朝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1392年,最后被北朝统一。
以应仁之乱为契机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虽然战乱持续但内外通商繁盛,农业、工业技术也有所提高。
同时此时由于许多诸侯由于相互征战而灭,手下的武士流离失所,最后纷纷出海成为倭寇,袭击朝鲜和中国。
室町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明朝。
一、室町开端
二、幕府统治
三、幕府分裂
四、织丰当权
五、经济概况
六、文化
七、对外关系
一、室町开端
建武新政
室町时代的名分思想
镰仓幕府灭亡的次月,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重掌朝政,改元“建武”,并开始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武中兴”。
后醍醐天皇对宋学有研究,他赞成宋学“正君臣父子”,同时对平安时代的延喜(901-922)、天历(947-956)年间的天下一统的政治颇为向往。
为重现天皇一统天下的政局,他在重新执政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曾宣布过以下“新政”:
1、制订了《所领个别安堵法》,以挽救“士卒民庶”的贫困,安定社会人心。
宣布新“德政令”,以图恢复原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2、任命了新国司和新守护,企图恢复平安时期的知行国制,给权门世家以支配知行国的特权。
3、对幕府的有功之士进行奖赏。
4、整治国家机构,天皇实行亲政。
中央只设置直属于天皇的记录所(负责行政)、杂诉决断所(负责诉讼)、武者所(负责京都治安)、洼所(侍所)。
“建武新政”只不过是后醍醐天皇的理想,由于他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时代已与延喜、天历时期不同了,而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独立且实力颇强的武力的存在。
所以最终导致失败是必然的。
在具体执政过程中,朝廷重公卿轻武士以及政令多变、决策错误百出等等,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激化。
重建体制
随着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加深,从镰仓幕府倒戈的足利尊氏利用社会混乱和矛盾,决意重建
武士政治体制。
足利氏原是上野国豪族,而且更是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同族。
对此,后醍醐天皇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以及陆奥地区的北畠显家围歼足利尊氏,最后尊氏军击败朝廷军。
1335年,尊氏利用前往东国平定兵乱的机会,在镰仓竖起叛旗。
1336年1月攻入京都,3月,退出京都进军九州。
在九州恢复元气的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率军从海陆两路东上。
朝廷乃命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迎战于兵库。
1336年5月26日,尊氏、直义军与新田、楠木军在兵库凑川决战,新田、楠木军大败。
足利尊氏再次攻入京都,后醍醐天皇逃入比睿山,尊氏拥立光严之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并派直义围攻比睿山。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遂为尊氏所幽禁。
尊氏控制京都以后,自任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室町,并公布《建武式目》十七条作为施政纲领。
同年12月,后醍醐天皇得北畠亲房救助逃至吉野山,并宣布重开朝政。
自此京都光明天皇的朝廷称“北朝”,吉野后醍醐天皇的朝廷称“南朝”。
五十七年间,日本南北两朝对峙,进入内乱时期。
二、幕府统治
统一南北朝
以1336年11月7日公布的《建武式目》为标志,拉开了足利幕府的统治序幕。
《建武式目》是当时调整道德行为的一种规范,它的很多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要求,为足利氏能够最终击败南朝奠定了基础。
幕府成立后,曾先后压制南朝势力,平定接踵而来的“土岐氏之乱”(1391年)与“明德之乱”(1391年12月)。
但幕府内部就如何对待皇室、贵族等政策方面发生分歧。
足利直义与幕府执事高师直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越演越烈,以至1350年2月足利直义背叛北朝,投奔南朝。
1351年1月,直义率南朝军大败北朝军。
2月足利尊氏与直义兄弟和好。
不久又因关于南北统一的主张不同,兄弟再次反目。
1352年2月,尊氏在镰仓杀死了直义。
1358年4月,足利尊氏病故,同年12月,足利义诠任幕府第二代将军。
1367年11月,足利义满就任第三代将军。
而日本真正得以树立稍微安定的政权,是在1392年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
义满执政后,对社寺势力进行抑制,尤其是对实力较强的守护,不失时机地给予打击。
1390年削弱大守护土岐氏势力,1391年镇压了山名氏势力,1399年平定了拥六国守护之职的大内氏势力等。
在此期间,义满促进了南北的统一。
军统政务
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将军综理一切政务。
其下设“管领”,以辅佐将军,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担任,谓之“三管领”。
管领之下有侍所、问注所,政所等机构,而以侍所最为重要。
侍所的首长称“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极、赤松四氏担任,谓之“四职”,负责御家人的统治与行政诉讼。
“问注所”的首长称“执事”,此机构除保管幕府的记录、文件外,也负责文书的误谬、伪证以及证件遗失等诉讼的审理工作,执事由三善氏子孙世袭。
政所首长也称“执事”,此机构与镰仓幕府的政所有所区别,它只主持幕府财政,审理有关买卖、借贷、质押等方面问题。
最初执事一职由二阶堂氏担任,后来则由伊势氏世袭。
虽有“执事代”辅佐,但伊势氏却又别置“政所代”,使之负责实务,由蜷川氏世袭这一职位。
此外又与前代一样设有“平定众”、“引付众”。
地方管制
地方上,在镰仓方面设有“关东御所”,其下有“关东管领”。
关东御所原由尊氏长子义诠负责,后来改有次子基氏及其子孙世袭。
除守护由将军任免外,其它关东方面的事物均委诸“关东管领”。
关东御所下设有“关东管领”、“平定众”、“引付方”、“政所”、“问注所”、“侍所”等,几乎与幕府相同。
在九州设有“九州探题”,东北地方设有“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
与镰仓幕府一样,在诸国置“守护”和“地头”,惟其性质两者有异。
镰仓幕府的守护与地头都是幕府将军的御家人,两者之间形成主从关系。
室町时代守护大多由足利氏同族和有力家臣担任。
他们一方面拥有裁判诉讼、处理无主田地、征收税款、催促兵役的权利,同时不断侵吞庄园,将领国的国人变成自己的家臣团,逐渐发展为守护领国的守护大名。
在财政方面,由于室町幕府对守护、地头的统治并不彻底,所以其经济主要来源于分散各地的约二百余处的直辖地“御料所”,由将军近臣“近习”、“奉公众”以“代官”身份负责管理,并代征“年贡米”、“年贡钱”,作为将军家的生活费用与“代官”的俸禄。
必要时,虽也向诸国守护、地头课税,但他们未必从命。
因此不得不在畿内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征收“关钱”,或在渡口收取“津料”。
并且对京都内外的“土仓”(当铺)与“酒屋”(酒坊)课征“仓役”、“酒屋役”。
还经各地守护、地头向“公田”征收“段钱”,向“在家”之民征收“栋别钱”。
如临时有事而经费不足时,也向“有德人”(富豪)告贷。
所以室町幕府的财政自始至终很不稳定。
为了解决经济拮据问题,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也逐渐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
此起彼伏的“一揆”
在长期的动乱中,广大的下层农民受害最深,因此在室町时代,农民反抗官府和统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种斗争称为“一揆”。
它又可分为土一揆和国一揆。
最重要的一揆是自1428年开始的“德政一揆”。
这一年的9月18日,近江国醍醐乡的农民起义,以德政为口号,得到了广泛响应。
当时“天下土民蜂起,号德政令,破却酒屋土仓。
寺院等、杂物等(恣)盗取之。
借钱等悉破之。
管领成败之。
凡亡国之基不可过之。
日本开(白)国以来土民蜂起是初也。
”
1441年8月,德政一揆规模更趋扩大,郊外数万农民包围京都,城内到处是“不交出债务,可放火焚烧”的布告,幕府不得不颁布“德政令”,宣布取消农民一切债务。
九月十四日,幕府进一步发布“一国平均德政令”,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一切债务全部废除。
1485年12月,山城国发生一揆,主要是因为“应仁之乱”后,东军的畠山政长同西军的畠山义就以山城为中心展开了战斗,战场所在地的国人和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强烈要求两军撤出。
在这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中,国人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了自治,维持了八年的统治。
1488年6月,加贺(石川县)的国人、农民以宗教一向宗的教义为组织基础,发生了“一向一揆”,打跨了守护大名,控制该国,实行了将近百年的自治。
以上这种国人和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官府的一揆活动,与自治地缘组织的兴起有关,但是,民众政治上的觉醒是一揆不断产生的根本原因。
农村自治体
大名主阶层本是庄园体制中直接控制庄民的最基层剥削者。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高利贷剥削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名主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出卖名田和名主职。
这样,很多旧的大名主就沦落为小名主、自耕农或一般庄民。
而新出现的名主占地面积少则一、二反,多则数町,所以他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名主,他们从旧名主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就是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已。
名主阶层已徒有虚名,名田也名存实亡了。
中世纪以后,劳动力强的租佃农在劳动之余热心开垦庄园内的荒野,这些被开垦的土地虽然仍受着领主约束,但在一定年限内允许免纳年贡和赋役,并允许开垦者自由买卖耕作权,所以,实际上成了农民的私田。
这样就出现了一批自耕农。
另外,名主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大批小名主、小百姓,他们也是自耕农的一部分。
为了战乱时的自卫,对付领主额外的要求,同时也为争取、保护自己共同利用的山林与水源,这一时期的农村便逐渐加强团结,形成了自治的农村体制——“惣”。
它实质上是庄园制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体制,既是生产上的协议机构,又是农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三、幕府分裂
基本介绍
1467年,围绕将军继承问题,幕府内部形成分裂,细川氏与山名氏两大名的倾轧白热化。
以细川胜元为统率的16万东军挟天皇、将军与以山名持丰、大内政弘为首的11万西军在京都展开大战。
势均力敌的两支大军经过十一年的持久战,难决雌雄。
及至胜元、持丰两氏相继病死,政弘返回周防,双方部队才开始撤去。
长期的战争使得当时的京都百疮千孔,荒芜人烟,一些巨刹、邸宅多数为战火所毁。
公卿们因为不堪生命之危险与经济之困窘,大多逃离京都,避难于地方。
至此幕府权威完全扫地。
当时的将军义政无意于政治,不仅在战乱中大兴土木,营造别墅银阁寺,还在戈矛声中饮酒作乐,过着风雅生活。
其子义尚继位后,曾想重整幕府威势,却于亲征近江的六角高赖时阵亡。
于是幕府之势已是风前之烛,岌岌可危名存实亡了。
在战国时代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守护代、国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们皆以实力而成了大名,并且竞相把分国领地纷纷扩大,相继各霸一方,成了战国大名,从而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此后的日本更是战火不停。
主要大名
关东
北条早云(1432-1519)、北条氏康(1515-1571)、佐竹义重(1547-1612)
北陆
朝仓孝景(1428-1481)、上杉谦信(1530-1578)、朝仓义景(1533-1573)
甲信
武田信玄(1521-1573)、武田胜赖(1546-1582)
东海
斋藤道三(1494-1556)、今川义元(1519-1560)、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德川家康(1542-1616)
近江
浅井长政(1545-1573)
中国
毛利元就(1497-1571)、大内义隆(1507-1551)
四国
长宗我部元亲(1538-1599)
九州
岛津贵久(1514-1571)、大友宗麟(1530-1587)
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国,并能不断扩大领土,战国大名们对各自统领的领国实行有效的治国之策。
首先设法安定民生,并以此为前提谋求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都采取了严厉的法治主义。
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分国法、国法、家法、壁书等。
制定此种法令的目的在于:
(1)使大名的权威具有绝对性;
(2)严格管制其家臣团与农民;(3)家臣团的婚姻、继承、通信采用许可制;(4)与“国”外的交通作严格限制;(5)严厉执行维持治安上的刑罚,并使其领国内的民众彻底了解其战时体制下的独裁政治方针。
分国法中比较著名的有伊达氏《尘芥集》、物田氏的《信玄家法》、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北条氏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大内氏的《大内家壁书》、长宗我部氏的《元亲百条》等等。
其次战国大名们还采取安抚农民的措施,如谋求人口增长、整顿税务制、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等,以安定民心,增加国的收入,增强武力,巩固统治。
四、织丰当权
战乱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世,在此严酷的情势下首先走上统一全国之路的是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诞生于尾张“守护代”之家,自1560年5月,在桶狭间击败今川氏后,以破竹之势兼并四邻各国。
自从鸟铳传到日本以后,织田信长是最早利用这种新式武器,并在战场上数次击败强敌而崭露头角的人物。
他一方面从事征战,一方面又为货畅其流实施“乐市”、“乐座”,并废除庄园,保护新来的基督教。
正当信长取得节节胜利、扩大势力的时候,他先后接到京都的天皇和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的请求,请他保护皇室和幕府的权势。
因此,信长于1568年9月进入京都,挟天皇和将军而号令天下,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在控制近畿地区后,信长开始西征。
1582年派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西攻。
受秀吉紧急求援,信长率军前往援助,不料在行军途中被部下明智光秀所害(本能寺之变),年仅49岁。
信长一生短暂,却为日本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织田信长的事业由其部将丰臣秀吉所继承。
秀吉诞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足轻”家,初名木下藤吉郎。
投奔织田后逐渐被提拔为部将,以其独特的手腕怀柔地方土豪。
因仰慕柴田胜家、丹羽长秀二武将,乃各取二将姓中一字为己姓,称羽柴。
在织田信长的统一战争中,建树很多。
1569年受信长之命,作为京都守护,长驻京都。
信长决定西征后,秀吉率兵前往中国地方,费五年岁月经营播磨、备前、美作、但马、因幡五国。
1582年5月西征,攻入备中国,肉搏高松城。
毛利氏获秀吉大军来临的消息后,曾遣使谋和,但秀吉不允。
后受毛利氏军和小早川氏军围攻,形势十分紧急,遂向信长求援,不料信长遇难。
秀吉获此噩耗后严加保密,首先同意毛利氏的议和,并与之缔结和约。
之后迅速动身征讨明智光秀,光秀败退,被土民所杀。
之后秀吉被任命为左近卫少将,以强田信长的后继者自居,引起柴田胜家和信长的三子信孝等人的不满,欲与之抗衡。
1583年4月秀吉率军与柴田胜家军决战于近江的贱岳山麓,结果,柴田军大败,柴田胜家自尽,柴田家灭亡,织田信孝也自杀。
秀吉的作为使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感到不满,故与德川家康联手反抗秀吉。
1584年4月,两军在尾张国长久手发生激战,秀吉军败北。
11月,两军又在小牧山地区会战,胜负难分。
秀吉分别与信雄和家康和谈,最后达成言和协议,家康乃以其子秀康为人质,“小牧·长久手之役”于是结束。
此后,秀吉采用文武兼用的手段,统一了织田信长诸家臣的势力,确立了领导地位。
1585年7月,秀吉任关白,改姓藤原。
次年12月,升为太政大臣,天皇赐姓丰臣。
1587年平定了九州,实现了除陆奥以外的全国统一。
丰臣秀吉的统治之策
1582年信长死后,其遗业由秀吉来推行。
秀吉在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之后,
便开始实行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
一是强行兵农分离政策,丈量全国土地,将农民系于各自土地上,把农民私藏的刀剑全部征收。
1588年发布了《刀狩令》,对人民的行为加以种种限制;二是在1597年施行《太閤检地》政策。
通过丈量,使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统一全国度量衡。
除以上各种政策外,秀吉还下令金、银矿归公,并将此金、银投资于海外贸易,曾数次以大量银子购买丝绵。
秀吉于1587年征讨九州的同时,对侵略朝鲜已有具体准备,并欲使博多成为对明贸易的转口港而促其繁荣。
同年,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声称基督教为邪教,应予禁止。
但又让外国黑船入港来日交易,这一切乃是秀吉重视海外贸易以积储侵略力量的表现。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对外就开始了他的扩张主义政策。
早在1585年9月,他就曾经表明欲入侵明朝之意。
1587年6月,当秀吉结束九州之役之后,他入侵大陆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
秀吉的具体构想是:
在占领朝鲜之后,自己渡海至中国,“居留”宁波,然后占领印度;派丰臣秀次占领北京,然后拟在1594年迁都北京。
秀吉要当亚洲太上皇的美梦,为了实现霸占亚洲的美梦,他先后对朝鲜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即1592年的“文禄之役”和1597年的“庆长之役”。
遭到中朝联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最后以失败告终。
丰臣秀吉忧郁成疾,最后于1598年8月18日,带着他的扩张主义美梦呜呼而去。
丰臣秀吉在政治舞台上的迅速消逝,并不是他在国内政策的失败,主要在于他对外政策的错误,即妄图侵占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亚洲,建立丰臣氏的亚洲王国。
五、经济概况
农业
在室町时期,农业仍居各种产业之首,并且又因农民生活的提高,一些原为隶属民的“下人”、“所从”等因获得解放,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而随之的技术进步、农具改良、肥料种类多样化、商品作物需要量增加等因素,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弥补了不少因战乱而带来的损失。
随着地租由劳役、杂徭形式改为实物以后,农村的各种产品加工业也兴盛起来,并且因技术人员增加与产品需求量扩大,手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农耕器具制作、住宅建筑方面,除了为领主服务外,还能够满足一般农民的需要。
原来属于公卿、神社、寺院的手工业者也开始独立生产一般社会人士所需的产品,各地也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中心。
工业
在工业方面,需要量最大、技术工人最多的首推冶炼、铸造、纺织三方面。
其中冶炼、铸造不仅供应农民所需的劳动工具,也是各类兵器的生产地。
除此以外,由他们制造的刀剑还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在纺织业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麻与绢。
“应仁之乱”前的京都曾是纺织业的中心,京都西阵的丝织业已全国有名。
手工业
随着手工业的发达,产品的增加,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日趋频繁。
农村集市也从临时变为定期,一向每月三次的定期市场——“三斋市”从室町时代中期开始,改为每月六次的“六斋市”。
市场上出现了专卖特定商品的摊位——市座。
市场管理也有原来的领主变为“町人”,建立了“乐市”,撤去了市场税与具有独占性的贩卖坐席。
随着定期市场的普及,出现了常设的零售店,商人也正式成为一种崭新的职业。
滥觞于平安末期的“座”,经过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已是非常普及,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多。
这种行业协会在商品买卖、关卡自由通行方面均享有特权。
由于“座”的普及与发达,行业种类也随之增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促进了商品质量的提高。
“应仁之乱”后,随着入“座”商人的增多,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协会便成为自由通商的障碍。
在战国时期,由于武士势力增大,“座”的性质已有改变,助长了“座众”的自由化。
迄止近世,则因“乐市”、“乐座”运动而大部分“座”都已解散。
运输业
室町时期的交通因商业活动的隆盛而快速发展,并且在都市附近出现专门为顾客搬运商品的运输业“马借”、“车借”。
海上交通出现了驳船,容积达千石的也不少。
在陆上,除一般商旅往来外,一般民众出外旅行,特别是巡礼神社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室町时期都市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以大名所居城堡为中心形成了集政治、经济一体的城下町;
(2)随着港埠发展,形成港湾都市——港町;(3)随着宗教民众化而以寺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都市——门前町;(4)因驿站而发展起来的都市——宿场町;(5)因商业活动昌盛而兴起的经济都市——市场町。
当时的大都市则有政治都市京都、镰仓,宗教都市奈良等。
六、文化
朱子学
室町文化是日本国内诸种文化融汇而成。
在这一时代,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
此外,国人、农民乃至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后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喜好钻研佛教与儒学。
在玄惠法印进入宫廷讲授儒学之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传授重义理的朱子学。
后醍醐天皇对朱子学的看重是有其长远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学的名分论为号召,鼓动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际,夺回已失去的权利。
后醍醐天皇不仅在宫中宣扬朱子学,而且利用儒学讲坛作为掩护,纠合亲信秘密进行倒幕的组织准备。
所以说,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系。
北畠亲房是忠于南朝的重臣。
他在后醍醐天皇病逝后的1339年写成了《神皇正统记》,其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南朝统治的正统性。
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皇统连绵是日本乃神国的体现,皇室正统的来源在于其祖先就是神。
书中“以有德者继承为正统”的观点,也是受别国思想影响的结果。
参与足利尊氏施政性纲领《建武式目》制订的人,有原镰仓幕府的“平定众”是圆、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卫门、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布施彦三郎入道,儒学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师等。
《建武式目》主要内容有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以及选贤者任官等等,显然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五山文学
自从平安时代以公卿为中心的儒学式微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禅林儒学。
因佛教经典都是以汉文书写,所以汉学乃成为僧侣的必修课程。
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乃是以探讨性理之学的宋学为主。
禅僧兼学宋学,除了传播禅宗的需要外,还出自禅宗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
禅林的日用文书多用汉字“骈文”体。
这种骈俪体的四六文,经常要引经据典,除引用禅宗语录外,还引用大量儒典、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学作品。
要应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禅僧不仅要学会写四六骈文,还要熟记许多经典。
因此,五山汉文学空前兴隆。
当时五山禅林颇与中国相似,尤崇尚华风生活,其所撰的诗文也有与元明文人并驾齐驱者。
武士文化
北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满建于京都的金阁,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公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两相兼容。
同时,它又受到来自明朝的深刻影响。
在这种文化中,既包含当时将军、守护等上层阶级的趋向,也反映了从前代开始同大陆有着密切交流的临济宗受到幕府的保护,被将军家确立为“五山之制”而日渐隆盛的史实。
东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政在京都左京区建造的银阁。
银阁系两层建筑,下层为书造,上层为唐风楼。
东山文化继承了北山文化的传统,但较之北山文化的华丽色彩,它更尊重风雅处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安土、桃山文化
世俗文化
御伽草子这类作品以老若妇孺为对象,多为通俗易懂的短文,内容大抵是拟人化的神话、传说、童谣、怪谈之类,宣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就能出人头地,反映了庶民的呼声与祈望。
连歌最初属于和歌之余技,因其题材表现新鲜、自由,后来独立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民众文艺,为江户时代俳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12世纪前后,日本形成猿乐,到了室町时期经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改良创新,演化为能乐。
能乐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复合艺术,至今依然保留一些别国文化的要素,其将近三分之一的曲目取自别国题材。
与能乐相比,狂言的庶民性就更为明显,题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滑稽可笑,追求一种诙谐、通俗、娱乐的效果,往往与能乐同台演出。
贵族文化
日本茶起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国茶,而中国茶的东传可以追溯到遣唐使时代,然而饮茶习俗真正在日本流行,得益于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1211年)。
16世纪千利休倡导“佗茶”,日本独特的茶道才成型。
日本茶道崇尚“和敬清寂”的境界,茶室基本属于书院样式。
建筑的典型是城郭,它的特点是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除防御工事外,其外围有数道护城壕与石垣高筑,雄伟壮丽,它是城主权利的象征,其代表为天主阁。
二是住宅的建筑,则流行“书院造”,聚乐第、大德寺唐门可为其代表。
南蛮文化
室町时代后期,整个世界正处在大航海时期,因此,日本与西方的相遇是必然的。
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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