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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及外交战略
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及外交战略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明确俄罗斯经济制度已向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政治制度已向多党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过渡,特别是普京执政八年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把握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有利与不利条件。
具体而言,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以下主要问题:
(一)苏联的解体及其重大影响
(二)俄罗斯的转型与振兴
(三)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
二、主要内容提示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了加速科技、经济发展和实行改革的主张,推行“加速发展战略”,试图力挽苏联的颓势。
但由于苏联多年形成的传统经济体制根深蒂固,苏联党政领导对旧体制弊端缺乏深刻的认识,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推进改革。
到1987年,苏联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流于空谈,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和成效。
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了“新政治思维”,作为对苏联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官僚社会主义”,用同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取代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确定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为之奋斗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及“人道主义”却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使苏联社会陷入全面危机。
社会剧烈动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和势力空前猖獗,党内反对派和社会上的反政府组织聚集在一起争夺政治权力,使国家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国家预算赤字和内外债惊人增长,通货膨胀严重,消费品缺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矛盾日趋激烈,民族冲突不断升级,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同时高涨。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最终把苏联的党和国家引向亡党亡国的深渊。
1990年3月,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先后发表独立宣言。
三国独立之举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引起连锁反应,这些国家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联盟濒临崩溃的边缘。
(二)“8.19”事件的失败和俄罗斯的再生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维护联盟统一。
但是,事与愿违,“8.19事件”不仅未能挽救苏联,而且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8.19”事件失败之后叶利钦夺取了大权,控制了局势。
1991年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这给了联盟致命的一击。
到1991年12月16日,苏联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外均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
”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独立国家的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布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锤红旗落地,取代它的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起。
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继承了苏联的主要遗产。
在经济上俄罗斯继承了苏联76.23%的国土,52%的人口,一半以上的自然资源和60%的综合能力。
在军事上,俄罗斯获得了苏联75%的部队,80%的战略力量,50%的武器装备,70%的军工生产企业,并排他性地继承了苏联的核大国地位。
在政治上,俄罗斯不仅接管了苏联中央所有机关,而且继承了苏联的政治大国地位。
俄罗斯取代苏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所有这些为俄罗斯重振雄风,谋求世界强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三)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世界大国苏联,其解体是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
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有苏联国家内部深层次的原因,又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经济的原因。
总之,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长期潜伏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无数个力的作用的结果,最后形成一个总的合力,这就是历史事件。
(这是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第一,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集团在改革路线和方针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力量和决定因素,是苏联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在苏共内部,而党内的问题则在于领袖集团。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体制和党内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位了,不改就会束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也就是改革势成必然,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改革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方法。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此显得尤其重要。
但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解体的导火索。
戈氏的错误路线使苏联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大国的分崩离析。
他上台后,提出要对苏联的“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革”,推行“公开性”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使改革偏离甚至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实行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共产党在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失去了应有的反击条件和能力;否定自己的历史,为反动势力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借口“革新”,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导致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战斗力。
最终搞垮了苏联共产党,搞垮了苏联。
第二,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是,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过分集权。
这种政治经济体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发展过程中这种体制在变动的时代背景中并没有作出积极的调整,其积弊在屡次的改革中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造成越积越多的积重难返的局面。
具体而言,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单一公有制,完全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对个体经济加以限制和排斥;实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中央设立许多部,企业是国家各部门的附属物,没有任何自主权。
这就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生产效益低下,官僚主义严重,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由此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的局面。
政治体制方面,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机关,个人专断;实行自下而上的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法制不健全,不完备。
这就破坏或扭曲了民主集中制,产生了官僚主义下的各种特权和腐败问题等等,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执政党陷入深刻危机,严重脱离群众、动摇了生存基础。
第三,西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
从十月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以苏联为主要对象实行和平演变战略。
他们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摧垮一切异己政权,从思想上渗透,经济上诱导乃至制裁,政治和军事上施加压力等等手段促使其向资本主义转变。
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还通过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甚至直接插手内政来推动苏联的和平演变。
1989年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其实质就是在继续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通过“软进攻”从内部演变苏联,将其融入“国际大家庭”,使之成为“国际社会中新的一员”。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以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政策主张,恰好迎合了西方的需要,得到了西方的支持,为其对苏联实施和平渗透、和平颠覆与和平演变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最终促成苏联的演变和解体。
第四,错误的民族政策是苏联解体重要的外部原因。
苏联是一个由民族组成的联邦国家,民族问题历来十分复杂。
苏联时期一些错误的民族,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尊严,潜伏着不少民族矛盾。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舆论失控、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诱发了无政府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使长期以来在高压政策下掩盖的民族矛盾迅速暴露,急剧恶化。
民族间矛盾和独立要求严重动摇着联盟中央的根基,随着1990年波罗的海国家发布主权独立宣言和“8.19事件”的夭折,苏联民族矛盾和独立浪潮愈演愈烈,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在各共和国占了上风,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
第五,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随着苏联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大国欲望的膨胀,它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成为一个实施对外扩张的超级大国。
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到处伸手扩张,甚至多次发动直接的侵略战争,这不仅使其承担了巨额的军费开支,也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付出了沉重代价。
(四)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且还意味着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其中的教训极其深刻,给马克思主义者的警示令人深思。
在这里,我们可以适当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阐述。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列宁时期,苏联(俄)坚持把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在其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没能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各种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将实现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将遭受严重挫折。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始终把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要务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这种改革,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始终保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头等大事。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改革方向不正确会葬送社会主义,贫困和落后同样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反观战后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却严重滞后,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
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得到迅速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体现出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发生动摇。
而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却逐渐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动力。
由此,经济停滞与思想混乱为国内反对派势力的活跃和夺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同时,经济的停滞与思想混乱也促使民族矛盾激化,酿成了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最终引起政局的动荡、政权的坍塌和国家的解体。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要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反观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宗派活动严重,党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使党在突发事件面前惊慌失措,软弱无力。
而此前一些领导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独断专行,压制批评,纵容个人崇拜,严重破坏了党的声誉,使党失去威信,对党员和民众失去吸引力。
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缺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探索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真总结,在不断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最后只有抛弃马克思主义,倒向社会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社会主义也应当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强盛的必由之路和基本动力。
但是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结合起来,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
因为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的利益变动都比较大,人们的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种社会矛盾会比较激烈。
必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失去
(五)苏联解体的深远影响
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苏联解体使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换。
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和平、局部动荡的局面。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单边主义盛行;二是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受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峻挑战。
从此,世界格局进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
三是苏联解体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
(六)“休克疗法”及其后果
20世纪90年代初,在叶利钦的支持下,时任第一副总理的盖达尔组织实施了对俄罗斯经济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
其主要措施有:
迅速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迅速全面地实行私有化;实行紧缩货币财政政策,硬性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投放规模。
其中全面放开物价和迅速私有化是“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
物价放开和卢布汇率的统一是对俄罗斯旧体制的第一次大规模和实质性的冲击,由此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取消物价管制,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包括95%以上的消费品价格和8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不再由国家定价。
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价格杠杆并没有成为促进生产、准确反映市场信息的工具,反而成为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主要触媒。
贸易自由化是叶利钦签署的第一批改革法令之一。
但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领域的高度垄断,贸易自由化的贯彻实施并不顺利,障碍重重。
另外,在对外贸易方面,国家的干预仍然严重。
国家通过配额和关税等手段,对外贸实行管制。
俄传统上是个轻视经商、国内商业设施极端缺乏的国家,加上经济尚未稳定,因此,要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贸易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
私有化——俄罗斯的产权关系变革,一直被视为经济转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私有化即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或实行股份制。
1992年以后的俄私有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994年6月30日结束,为证券私有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公众用1992年10月1日政府无偿发放的每人l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购买股票或存入实际为投资公司的基金会。
据政府宣称,在第一阶段全国有70%的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约2万家大中型企业实现了股份制,约90%的大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约4000万人成为私有企业的股东。
但仍有200万到400万人未使用私有化证券,使私有化未达到预期目标。
在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中,国家在三年内仍占有51%的股份。
然而在私有化最初阶段,私有化并未给国家、集体和居民个人带来好处,已经私有化的企业绝大部分经济效益比不上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这严重背离了通过私有化促进生产和提高企业效益的原先设想。
第二阶段的私有化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为货币私有化阶段。
其主要内容是:
通过商业和投资竞买、拍卖,使每个企业找到具体的主人,同时达到既补充预算收入,又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目的。
这一阶段的改革政策实则是从前期的无偿发放改为有偿出让。
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经济转轨的国家,再加上在私有化进程的同时,整个政治经济形势都处于危机状态,从而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影响和干扰着私有化经济目标的实现。
首先,私有化没有真正改变所有制关系。
旧的官僚体制依然对生产系统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行政官僚与社会恶势力的勾结引起普遍的不满。
其次,私有化并未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反而导致了寡头集团的出现。
最后,私有化并未有效地促进生产效益的提高。
因此,从1991年以后,私有化进程明显放慢,国家参股大大加强,劳动集体所有制形式继续保留。
而私有化运动也受到国家杜马反对党团的监督。
总的来说,经过多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俄罗斯的市场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形成,用俄罗斯经济学博士利夫希茨的话来说:
在俄罗斯现在基本上是一系列市场在运作,可能它们暂时还不尽如人意,但它们毕竟是市场经济。
(七)从“休克”到稳定
如果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看,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大体经历了从“休克疗法”到稳定的转换。
俄罗斯的改革起步于“休克疗法”的激烈震荡,传统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家急剧地缩减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凭政治领导人物的威信在进行运作;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政策运作机制陷于普遍的无序状态。
对于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俄罗斯国内和国际社会褒贬不一。
支持者认为,经济市场化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不应人为地拖延两种体制和结构并存的局面。
同时,经济和社会变革,必然会伴随着动荡与破坏,这不能成为评价一种改革方式优劣的主要依据。
反对者认为,“休克疗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专家顾问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控制下进行的。
按照阿巴尔金等人的观点,激进改革造成的持续衰退,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休克疗法”根本未顾及俄工业发展的规模、科技发展的潜能、文化传统的丰厚、干部教育和专业水准以及它在国际上所有的独特地缘政治条件。
此外,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莱因、列昂惕夫、托宾等人也对激进改革大体上持消极态度。
从1995年4月起,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入稳定阶段,以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的新内阁决定放弃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调整政策。
财政金融政策向生产方面倾斜,重点扶持能源、农业等基础部门和轻工、食品等消费品的生产,放慢军工转产的进程,争取军火出口的增加。
更注重社会政策,向贫困者多提供补助等,以维护社会安定,更多地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以使改革同整个社会的承受力相适应。
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趋于稳定。
1997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9%,工业产值增长了2%,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约为11%,卢布汇率基本稳定,居民实际收入有所增长。
但是,这种经济形势的好转没有持续下去。
1998年8月爆发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卢布汇率剧跌,通胀率再次攀升,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由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
他上台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
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政策把解决社会问题和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同时进一步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进一步改变以往的私有化政策。
普里马科夫认为,以往的私有化政策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又未能提高企业的效率。
政府应该把提高企业效率作为私有化的目标。
(2)克服对外经贸的盲目性,注重发展民族经济。
自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
普里马科夫政府则强调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
(3)稳定金融,调整宏观政策,一方面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
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发行货币的手段,但是控制发行数量,并且尽量将所发行的资金用于经济目的。
(4)政府采取措施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里马科夫政府努力保证对粮食、能源和其他重要消费品的供应。
此外,政府还保证了按月发放联邦预算内拨款的工资、军饷和退休金,并且补发了以往的欠款,有效地遏制了人民生活贫困化的过程。
总的看来,普里马科夫政府对俄罗斯转轨以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所制定的政策也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危机,使社会矛盾不至于向更加尖锐化方向发展。
此后,斯捷帕申和普京先后出任总理,基本上继承了普里马科夫政府的主要政策。
(八)俄罗斯的政治转型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在原苏联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开始实行的。
在独立初期,俄罗斯政治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经过近十年时间的转型和变动,俄罗斯逐步建立了具有鲜明俄罗斯特色的总统集权制的国家政治制度。
俄罗斯独立之初,在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国内政局动荡不安。
一是群众的街头抗争、流血冲突不断。
二是民族矛盾凸现出来。
在俄罗斯众多中不少民族要求更多的自治权,有的民族甚至干脆要求独立,分离出去,终于在1994年爆发了车臣战争。
三是政权体制不顺,领导层内部政争不断,斗争激烈。
由于俄罗斯在1991年建立的总统制很不完善,总统与议会之间的职权划分很不明确,把本来就很复杂的俄罗斯政坛搅得不得安宁。
经过1992-1993年间总统同议会之间的激烈斗争,俄罗斯终于在1993年12月12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一部新宪法,并于12月25日生效,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总统集权制。
纷纷扰扰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转移到议会内进行。
1993年宪法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权力由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政府和法院共同行使。
具体权力分配情况如下:
(1)联邦总统。
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一届任期4年,同一人担任总统不得超过两届。
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
(2)联邦会议。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
它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
联邦委员会设178个议席,由89个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
一名来自联邦主体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联邦主体行政机关。
其主要职能是对国家杜马提出的法案进行复审,批准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等。
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立法机构,所有的法案必须先由国家杜马审理。
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名的政府总理有确认权;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有权提出弹劾总统的指控,但必须是在总统犯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国家杜马有450个议席,一半由全国225个选区各选一名代表产生,另一半席位由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按得票多少分配。
国家杜马议员每届任期4年。
国家杜马下设国际事务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等20多个委员会。
(3)联邦政府。
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是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机构。
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联邦部长组成。
联邦政府的具体职权为:
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并保证其执行;实行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管理联邦财产;实施保障国家防御、国家安全和贯彻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措施;实施保障法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护财产和社会秩序及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等。
(4)司法权。
1993年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权由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最高仲裁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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