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东北易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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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东北易帜

说起东北易帜，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是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是中央和地方相互妥协斗争的结果；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增强了蒋介石的反动独裁力量，从此张学良各方面与国民党蒋介石保持一致，不利于人民正义事业的发展，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只是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实质上是东北地方保护主义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而我则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冲破艰难险阻，所做出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英明决策，是他的唯一正确选择，他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称号！

一、东北易帜的历史背景：

皇姑屯事件

1、皇姑屯事件前的日奉关系

张作霖依靠日本的扶植，统一东北，成为雄据东三省的“东北王”。

紧接着，在日本的支持下，他打败直系军阀，消除内部叛乱（郭松龄倒戈事件），控制北京政权，势力扩展到华北，挺进上海，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统治者！

在这一过程中，他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支持，竟然答应日本人很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无耻要求！

但是，另一方面，张作霖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中国封建军阀头目，不甘心沦为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他对日本人的野蛮要求又采取“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策，能拖就拖，不能拖的“虽未公然拒绝，但也没有完全答应——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即使被迫答应时，也是私下应允，避免公开答复！

”[1]使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对于这一点，他颇为自豪，曾于1923年向美国孟禄博士炫耀：

“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

他一条也没得到！

”[2]

此外，张作霖又在筑路，修建葫芦岛港等问题上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渗透到东北，分享日本的既得利益，企图借英美势力与日本相抗衡！

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伐战争的打击下，政治声望一落千丈，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无利用价值，决定除掉他！

2、皇姑屯事件的爆发

1928年上半年，张作霖不顾日本的反对，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决定把大批奉军撤回关外，这不利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为此日本人一方面，以保护侨民为名悍然制造了“五三惨案”，阻止蒋介石的军队北伐；另一方面，于1928年5月7日，利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形势，逼迫张作霖签署“满蒙新五路协议”，遭到张作霖的拒绝！

随后，6月3日下午1点，又要挟其解决“满蒙悬案”，在“日张密约”上签字。

张作霖对日本人趁火打劫的行为，极为气愤！

推故说太忙，无暇接见日本使臣，“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

”6月4日，日使芳泽到张作霖处取文件，张作霖不予接见并在内室故意大骂：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

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

”[3]骂完以后，叫人将文件交给芳泽。

芳泽急忙回到公使馆后，发现张作霖只是在文件的抄本上，书写“阅”字，作为“同意之证据”！

他急忙打电话给张作霖，但此时，张作霖已乘车出关，令芳泽毫无办法！

日本军界的对华强硬派终于忍无可忍，于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在混乱中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进而占领沈阳，这就是皇姑屯事件。

在那危急的时刻，张学良临危不乱。

在军事部署完备以后，于6月17日装扮成伙夫模样，杂坐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内，秘密返奉。

回到奉天后，他秘不发丧，对外说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

等到继承父位，稳定大局以后，才为张作霖发丧，表现出了大智大勇的大将风范！

一时间东北何去何从？

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做傀儡式的“东北王”；还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的独立与统一，这一切的一切都落在年仅27岁的张学良的肩膀上！

二、冲破艰难险阻归顺国民政府

1、皇姑屯事件后东北的艰难局势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北的局势十分危急！

主帅被炸死东北军失去重心，人心涣散。

此时，东北军主要都在关内与北伐军作战，导致东北兵力空虚，而日本人的虎视眈眈使东北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此外连年的内战使东北财政支绌，奉票毛荒，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据载，1925年10月17日，奉票与现洋百元之比为229，12月5日为281，到1928年猛增到1510，[4]奉票的贬值使物价飞涨，1927年2月，猪肉每斤则达8元，玉米面亦2.20元，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罢工、罢课等各种反抗斗争不断，社会日益动荡不安。

奉系内部新老派系之间矛盾重重，意见不一。

面对东北的未来，一种主张与南京妥协，实现国家统一，其代表人物是张学良最倚重的“把叔”张作相；另一种意见也主张与南方妥协，但不是向蒋介石而是向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妥协，其代表人物是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他暗中与桂系的白崇禧勾结，互为谋事，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势力实现东北自治！

还有一种意见是以袁金铠（东北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主要代表，主张先巩固内部局势，并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认为与南京合并只能是为南方军阀作嫁衣，而反对东北易帜；第四种意见则是以张宗昌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主张继续战争，坚决反对东北易帜，并把军队集结于栾东一带，时刻准备反对易帜！

当时的南京政府内部对待奉系是战是和也意见不一。

首先是北方军阀极力主张消灭奉系势力，扫除自己北方的宿敌，代表人物是冯玉祥、阎锡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起初也主张用武力征服东北并废置张学良，而蒋介石在主张彻底消灭东北之声四起的情况下，也是举棋不定……国民党内部动荡不安，意见不一的局势，推迟了东北易帜的进行！

正如张学良所说：

“阻碍南北交好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态度暧昧，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张，他们内部不统一，不知何人何系在占支配地位。

因此，他们的态度天天在变！

”[5]

后来，因为南方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并且迅速发展，而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实力尚存，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困难重重。

此外，随着日本干涉易帜压力的增强，南方对东北的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

北伐军进占天津后，蒋、冯、阎、李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煞费苦心地说服党内主战者，决定以政治手段，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完成统一。

但是此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断督使张学良立即易帜，以实现全国“统一”，给东北易帜极大的压力。

东北易帜最大的阻力来自日本。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事政要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6月16日，18000名日本士兵在奉天城南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凯歌”《南满是我们的家乡》并先后派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关东军总司令冈村进行威逼利诱，承诺“1、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2、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6]日本极力阻挠东北易帜以利于对东北的侵略!

面对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张学良没有害怕，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为了拯救东北3000万人民免受日本的侵略，为了打破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他对东北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稳定了东北局势，克服了一切的压力和阻力，最终进行易帜！

2、张学良主政东北并易帜

（1）、张学良对外（东北以外）周旋以争取外部对易帜的支持

当时东北三省和张学良本人面临的问题太多，太多！

稳定内部是这位年轻统治者有所作为的基础，妥善处理与南京的关系也是刻不容缓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侵略行径，又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这几方面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都搅在了一起，年轻的统治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与南京的关系上：

素有爱国思想的张学良从东北和国家民族的双重考虑出发，认为要报仇雪恨，打破日本的侵略阴谋，全国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此他主张与南京联合进行易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皇姑屯事件前，他就已派代表与南京紧密磋商。

6月11日，奉方又以奉天省长刘尚清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意易帜，希望国民党勿再对奉方用兵。

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统一。

他在“贯彻和平统一”的通电中说：

“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方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

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绝无妨碍统一之意。

”[7]并于4日派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四人为正代表赴北平与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共识：

“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奉行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党务方面，东北先派人赴南方见习，再建党部，政治分会由其组织请委，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外交方面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处理。

”这样南北双方达成一致！

在对日关系上：

张学良深刻知道日本侵华的野心和目标，更不敢忽视日本在东北的实力。

正如一位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加文·麦柯马克，在评价张作霖拒绝日本的要求时说：

“与日本相比较而言，它的地位是脆弱的。

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势力更大。

”[8]

由此可见日本的势力之大，远非失去主帅，少帅新立的东北所能比拟的！

张学良更加知道“在他所统治的这块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是非之地，实行易帜这样的大事，如果得不到日本的谅解或默认而仓促行事，很可能会出现麻烦，甚至使自己迅速垮台！

”因此，张学良与日本人进行艰难的斗智斗勇，以取得日本对东北易帜的谅解，最低也是默认不干涉！

日本素有称霸世界之野心，侵占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是其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极力反对东北易帜。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面对东北易帜的热烈气氛，对张学良多次施压，一方面声称：

“张将军如果雄心远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

”企图挟东北以独立；另一方面，又威胁称：

“如果张将军要归顺国民党，俯首称臣，大日本也不会坐视”，[9]更无耻的是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竟然劝张学良当满洲的皇帝！

从6月下旬到7月，田中义一三次下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宣称：

如果张学良“轻与南方妥协，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

”，还十分露骨的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的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

”[10]。

对日本野蛮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张学良断然回答：

“……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为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在我个人方面则无能为力！

”[11]给予日本人以坚决的回击。

为了寻找有利时机更好的进行东北易帜，东北易帜被迫推迟。

日本人看到林久治郎的干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随后又采取种种手段继续干涉东北易帜。

8月5日，日本派张作霖的生前老友、有名的中国通林权助，为为张作霖吊唁专使。

8月9日，正式向张学良提出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林权助声称：

“如果东北当局不听日本政府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的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张学良则不卑不亢的说：

“贵方比如良友，南京政府譬如主人。

就理性而论，似当先听主方，然后容纳友见！

”在场的林久治郎则以命令的口吻公然威胁道：

“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张学良勃然责问林权助：

“这是什么意思！

”林权助见硬的不行，就马上换一套嘴脸，笑着说：

“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的利益打算……我们是绝对支持你的！

”张学良为了稳住日本人，装出同日本人修好的态度，说：

“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

”[12]张学良会后向蒋介石致电，叙述一切并提出：

“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13]的方针，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易帜。

此后，日本又以军事威胁相加。

8月10日，日军在奉天火车站陈兵示威；8月13日，日本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扬言要制造第二个“济南惨案”，为防不测，张学良不得不与蒋介石再次协商推迟东北易帜!

日本无理干涉东北易帜，极力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径，引起英美各国的不满而纷纷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以支持中国东三省的和平统一。

1926年6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称：

美国政府承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遵守1912年的《九国公约》，日本作为签约国亦应遵守。

1928年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幕瑞去朝鲜旅行途经沈阳时，借故停留一日，支持张学良易帜。

[14]随后，美国又派唐纳到沈阳做张学良的工作，促使张学良表示：

满洲是中国的领土，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1928年7月30日，英国议会下院辩论满洲问题时，外相张伯伦称：

“英国绝对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

”18日，英国记者辛博森在北平发表讲话，证实张作霖是被日本人所炸死，揭露日本阻碍中国统一的用心。

此外，张学良和蒋介石通过各种手段支持日本国内的在野党，反对田中内阁对中国的野蛮政策。

日本的在野党在蒋、张二人的支持下，抓住“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等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恶化中日关系，影响日本在华的长远利益，欲借机将田中内阁赶下台。

此外，英美两国相继同南京政府签定了“关税协定”，并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使中美、中英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也使田中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面临着国内更大的压力，这一切都为东北易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张学良整顿内部为易帜创造条件

就在进行着紧张的外部斗争的同时，张学良为了争取东北内部对易帜的支持，为了振兴东北抵抗日本的侵略，对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政治上：

统一东北各方面的意见，决心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惯用伎俩之一便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外加上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难浮众望，东北内部各集团在各自利益的趋使下，纷争不一，矛盾尖锐，这是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当时东北内部反对易帜主要是因为害怕日本人的武装干涉，害怕东北会被南京吞并，失去自主的地位，张学良这样劝说：

“换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清楚，就是要挟东北独立。

但要俯首听命与他，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的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

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

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军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对于以张宗昌为首的主战派则借他们通电反对易帜，进攻东北的机会，被张学良、蒋介石联手平息了。

张学良摆平内部的阻力，统一了意见，为易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上：

发展经济，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

张学良深知：

“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

”[15]因此，他在主政之初，便把经济建设作为其施政的中心，以达到既能“生产力日益发展”又保证“饷需益无竭蹶之忧”的目的！

a、要想富先修路。

抓经济建设要优先发展东北的交通事业，修建铁路与海港冲破日本对东北交通的垄断！

1928年7月30日，张学良组建东北交通委员会，直属由他兼任的保安总司令部，成为与东三省平行的机构。

它的职权由交通政治管理扩展到财务、工程建设和运输管理等方面！

这一机构的设立接管除南满、安奉两条路线以外所有的铁路，并参与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监督管理。

同时，张学良还确立了自建自营铁路的方针，决定：

“国营的由京奉路投资、省营的由省府投资、官商合办的由省府与民众投资”，抵制日本修筑满蒙新五路的无理要求，挤兑南满铁路，打破日本对中国铁路的垄断与控制！

此外，又决定由荷兰治港公司承建葫芦岛港并使之与铁路相连结，大力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

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电信权利等，进一步打击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

b、整顿金融，开源节流。

面对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张学良曾说：

“金融状况，各有历史关系，然皆以财政为之枢纽，财政整理既入正轨，则金融渐趋稳固，币制之改革划一可预期也！

”可见张学良认识到稳定金融的关键在于整理财政、开源节流，使财政收支趋于平衡！

为此，1928年6月26日，张学良召集中交两行行长，奉天商会会长等有关人士开会，讨论整顿金融，维持奉票的办法。

最后决定增加储备金，并从乃父遗产中拨出1500万元；各行开始对换奉票与现大洋，而且严禁大洋出境，惩罚钱钞投机买卖者等。

[16]11月11日，还在奉天建立专门负责管理财政工作的奉天财政整理委员会，整顿东北金融。

面对东三省丰富的资源，张学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

他提出：

“以过剩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的“厉行兵农”政策，将编余军队转入生产，设立“兴安屯垦区”，以邹作华为屯垦督办，直属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又筹2000万元为基金进行生产；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开发东北，如奖励耕织，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外销，整顿税收等以发展东北经济!

c、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

1928年8月，张学良视察著名爱国人士、实业家杜重远创办的肇新机器制陶企业时，得知其资金不足，决定由延边银行拨款12万元作为他的个人投资，不久又敦促辽宁省政府批准肇新公司免纳营业税5年，以促进其发展。

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肇新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产品远销国内外，挤垮日本在大连的陶瓷企业！

他除了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外，还鼓励外侨投资，大力发展经济，逐渐使金融稳定，经济繁荣，为易帜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教育文化上：

张学良认为“教育系乎国本”，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发展东北教育文化事业。

日本为了将东北变成其殖民地，除了对东北进行武力扩张、经济渗透外，还大搞奴化教育。

1928年夏，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亟思通过办教育以谋社会之改革，以御日本之侵略。

6月26日，张学良接见奉天教育厅厅长祁彦树、教育会长冯子安，表示拨其父遗产900万元作为教育基金，发展奉天教育事业。

[17]他还多次出资兴办学校，如同泽中学、同泽女中、新民小学等，其中仅张学良个人出资在辽宁办的新民小学就达36所，甚至还从张作霖的治丧费中拨出100万元移作各县小学经费。

此外他就任东北大学校长，高薪聘请国内一流教授来东大任教并经常到各地作演讲、训话，教育青年学子“为国家而学”，“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

”弘扬爱国主义，发展民族文化，抵制日本的教育文化侵略！

军事上：

整编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没有它方危害，侵及生存，绝不轻言战争！

张作霖时期，奉军穷兵黩武，到撤回关外时还有45万人，东三省军费负担很沉重！

张学良上台之初，急于改变东北集团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多年的理想，把军事整顿放在第一位。

厉行精兵主义，力图把庞大的内战军队建成一支精干的边防力量。

厉行精兵主义首先就要裁减庞大的奉军，9月16日，组成裁兵委员会，由杨宇霆任委员长与张学良、韩麟春一起制定裁兵整军方案，决定用“先筹安置之方，然后逐步裁减”的办法，将东北军从45万缩减至30万人！

截至11月16日，1、已将现有步兵40余师旅缩为15个旅，骑兵6个师缩成2个旅，炮兵3旅2团缩为8个团，工兵缩为6个营，辎重取消，另设辎重教导队。

2、现有官兵40万，除留编约15万，裁减官兵约20万。

3、新裁官兵按照志愿，送屯垦公署服务或给资遣散等。

4、已于10月27日撤消军团部，11月3日撤消军部、师部，每月支出可节省200余万元以上！

[18]这样大规模的裁兵，困难多、风险大，但由于措施得力，使众多编余官兵得到了妥善安置，军心稳定！

此外，张学良还加快东北军的现代化进程，开设军校，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扩建东北的空军、海军，力图建立一支精干的多兵种东北军！

经过张学良的大力整顿，东北军面貌为之一新，增强了战斗力，为东北易帜提供了可靠的军事保证！

日本面对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使东北社会安定，实力大增的事实和张学良对东北易帜的坚决态度，以及蒋、张联合在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如英美等国公开反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干涉；再加上日本内部在野党对田中内阁的反对，使日本感到内忧外患而被迫表示：

“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它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即不反对！

”[19]就这样，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合通电全国宣称：

“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20]”史称“东北易帜”。

三、评价东北易帜

1928年底，张学良发动东北易帜，它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内战史上的“势穷归来”或“变节起义”，它是张学良追求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

在1928年东北易帜时，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有军队20万，张学良却有45万东北军且有中国最大的能生产迫击炮的兵工厂，张学良的海军占当时全国海军实力总吨位的70%，空军有作战飞机120架。

一句话，东北军是当时全国最强的军队！

[21]张学良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

但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为了东北、国家、民族，他放弃了他可以放弃的一切，进行东北易帜，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彪炳千古！

首先，东北易帜结束了旧军阀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使广大人民免受战乱之苦，符合人民的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爱国之举！

其次，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它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相斗争而取得的伟大胜利，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第三，东北易帜主张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国家统一。

它的目标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张学良为追求国家统一，而写下的绚丽一笔！

然而，很多人都片面地强调东北易帜是当时南北两大军事集团妥协斗争的结果，它使中国处于实质上的分裂状态，以至以后张学良完全倒向蒋介石，增强了蒋介石的反动独裁力量，不利于人民力量的发展。

由此推断：

东北易帜“附蒋、反共”，是南北军阀之间的又一次勾结！

片面地强调东北易帜是南北之间的妥协，而忽视东北易帜在和平统一中国，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就使东北易帜失去了其真正的历史意义!

事实很清楚，东北易帜和中国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的斗争是显然不能相提并论的，东北易帜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闪耀着进步的光芒！

而且片面强调东北易帜“反共、附蒋”，不利于人民正义事业的发展，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还只是一个力量很小的地方性党派，只在南方有几块零星的根据地，就全国而言，人们还不知道、不了解共产党，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而当时的国民党却是全国第一大党，拥有强大的军队，坚实的政权，深厚的群众基础。

两者相比较而言，立志于消除内战，寻找盟友抵抗侵略的张学良很容易地选择了国民党蒋介石，这是无可厚非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道我们要求东三省的最高统治者拿起斧子、镰刀，扛起红旗，闹革命，推翻自己的统治？

这是不可强求的，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实行易帜，统一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是张学良爱国思想发展和东北人民反日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英明正确选择。

回顾往事，感慨万千！

28岁的张学良成为了幅员辽阔的东北大地的最高统治者，领导3000万东北人民，统帅45万东北军而雄踞一方，好不风光！

然而为了国家、民族，他放弃了他可以放弃的一切，归顺了实力不如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

然而今天，少数台独分子，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反动目标，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一头扎进外国人的怀抱中认贼作父，“媚日”、“亲美”、“去中国化”，丧心病狂地与国家、人民相对抗！

东北易帜为台独分子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台独分子敲响了警钟，有着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

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必将为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不容！

台独分子的卑劣行径反衬出张学良先生倡导的“东北易帜”光照千秋！

张学良无愧于“伟大爱国者”、“民族之魂”“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的光荣称号！

注释：

[1]、王维礼主编：

《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519—520页。

[2]、“孟禄博士与张作霖谈话记录”，在司马桑敦等著：

《张大帅与张少帅》，第101—108页。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79年，第31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资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