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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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
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
陈瑞文(武汉六中六六届高中生)
2016年10月杜先荣问我:
“什么时候任命你为决派组织部长的?
”
我笑起来了:
“哪有什么任命!
什么阴谋组织,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说决派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倒是符合事实。
”
我进去的时候,决派已经成立了(所谓成立,就是社会上风闻已经有这个组织名称而已),大名鼎鼎的鲁氏(指鲁礼安,当时小圈子里面的称呼)到处活动。
我住在江汉四路的泰宁里,鲁氏正在支持浠水巴河一司的王仁舟,红旗大楼离我家就二百米,走十分钟吧,我天天去那里,跟他们天天吃住在一起。
后来决派(也叫决联站)搬到中山大道工商联大楼里面,组织混乱。
后又搬到武昌区委。
鲁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没有计划,往来神速。
高兴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谈的尽是巴黎公社、布朗基、巴枯宁、哥达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叛徒考茨基、杜林、埃尔福特纲领……这些名词,逼得你不得不找有关书看。
大家自我感觉还不错,甚至逐渐感到自己似乎就是1917年攻打冬宫的继承者,是列宁手下的那批职业革命家。
那时节,我们对捷克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列宁的战友太熟悉了,仿佛他们就是我们的革命战友,而我们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尽管鲁氏往来无踪,但是依然很容易见到。
有一天,我又跟鲁氏在一起夸夸其谈。
突然,我想起一直埋在我心里的一种感觉。
我说:
“决派在江城已经大名鼎鼎,来联络的这么多人没有登记表格;要求参加的,没有手续;既没有组织条例,也没有决派大印。
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
他说:
“可能吧。
你想到了,你就管起来。
我哪有功夫!
”
于是我连夜起草了“决派组织条例”,设计了“决联站登记表”,有单人的、有多人的(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组织的3种,用油印机印了很多,堆在桌子上面,供需要者取用。
决派口号是“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理念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革命不分先后,团结大多数,打倒一小撮,完成斗批改,缔造新型国家机器”。
参加者不分钢派、新派,哪怕文革初期的老“三字兵”也一视同仁,参加的也不少。
后来陆陆续续填好的表格有一尺多高。
因决派地址经常变动,我担心遗失,统统拿回家中。
为什么把我当成决派的组织部长?
决派从来没有任命过我。
可能一是决派大印在我手里很长一段时间;二是工军宣队搞清楚了,所有的决派名单在我手里。
直到恢复高考,我因此受到很大打击。
1977年考大学,黄冈地区我理科名列前茅,数学连附加题都是满分。
但是把我录取到湖北十堰一个什么职业学院,我没有去。
1978年武汉六中刘怡冰老师给我写的鉴定是:
“陈瑞文同学品学兼优,学习超前;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经调查未参与打砸抢,不能证明他是鲁礼安的秘书,不能证明他是决派组织部长,是决派组织一般骨干。
2015年国庆节,水果湖中学的李希九(决派宣言起草人)和柳英发来我家玩。
李说:
“五中的阮平和说他是决派组织部长。
”
我笑起来。
说:
“现在争这个官有点滑稽,没有一点点利益。
为这个事惹的麻烦可以写一本书。
有趣!
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学习班的。
表和公章都在我手上。
决派大印,后来我给了七中的廖童焕,才没追查我。
决派表是一直追查,从六中学习班到江岸区学习班,穷追不舍的。
”
决派是个什么组织
以下几点我可以肯定:
1)决派从未公开正式任命谁是组织部长。
2)说决派是个组织混乱、结构松散、人员复杂、进出自由、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无奖罚、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那倒是名副其实。
人员统统是靠信念、观点类似,靠学生领袖个人魅力吸引而汇聚起来的,随时增减、随时变动。
3)以武汉各校中学生为主,有少数大学生、本市工人、干部、郊区农民参加,还有武汉市外、省内的农民、中学生组织。
4)说决派是王盛荣、李守宪、卜盛光、甘毅、周岳森幕后指挥,鲁礼安在台前操作的“帝修反别动队”、“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狗扯羊腿、胡编乱造、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决派没有任何阴谋,而当年的当权派出于政治需要而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编造事实,才是真正的阴谋。
5)虽然“北决扬”一案,1979年已经为湖北省委否定,但全面彻底地清理事实、还原真相、排除疑点的工作远未展开。
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事,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管这个事。
追责已谈不上了,但决派是文革中中央定性的所谓全国“三大反革命组织”(北京516、武汉北决扬、湖南省无联)之一,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状态。
我还记得的当年活跃分子
华工附中周叔瑜等一批
地质学校袁建疆,李开宇(已去世)等一批
东湖中学黄茂清(已去世)
十二中李建生
武大历史系杨秀琳
四中阮平和
七中廖童焕
?
中贺国琤贺瑞琤
水果湖中学李希九
二十中黄鹤黄静一(住上海路天主教堂对面,大刚报记者黄邦和之女)
无机盐化工厂蔡万宝
决派上层骨干鲁礼安、冯天艾,周凝淳(其妹周凝觉,我初中同班同学,住汇通路)。
一些组织集体加入决派,名单上负责人的名字记得有:
洪山区青菱公社红旗大队叶脉;
武汉低压锅炉厂穆效铭。
表格式样:
清查决派,就得找依据,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是决派名单、表格。
1)个人表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
登记表
姓名
单位
所属组织
地址
电话
简
历
现
在
观
点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
)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签名:
时间:
年月日
2)集体表
决派联络站组织登记表
单位
人数
所属组织
地址
电话
负责人
简
介
现
在
观
点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
)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月日
3)集体简表
决联站登记表
单位名称
所属组织
负责人
电话
人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
因年代久远,以上各表可能有误差,但出入不会太大。
公章和证件
我的印象里公章是我去刻的。
直径比一般5—6厘米的圆形章大多了,估计有8厘米。
锌锡章面,钉(粘)在红色木质章体上,高约8厘米。
此章在我的书包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七中廖童焕要去,当时没有任何组织手续,他是经常来活动的决派骨干,凭感觉给了他,也无收条之类。
一个中央定性的“反革命阴谋组织”的大印,就在我的书包里面。
我天天背着它到处跑,包括挤公交车、包括上厕所、包括我背书包回家,这就是“阴谋组织”。
我是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的。
后据说查出公章在廖处。
他交出,就没有追究公章了。
查出决派表才是整人的核心。
决派的证件也是我设计的,油印了一批,发出一些。
说起来好笑:
我给自己的证件号是000001(不记得有几个0)。
为什么没给鲁氏1号?
他到处跑,根本不管这些事。
怎么追查到我头上的
1)省电力设计院的王建才
现在回忆起来,谜一样依然搞不清楚:
此人原不认识,六八年(或六九年)突然找到我家来玩,说是决派的。
来了几次,跟我家里人都混熟了,还与我妹妹打羽毛球。
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军人,是省农垦厅军宣队的。
没有任何手续,说请我去核实他们农垦厅的几个人的情况。
用军用吉普把我拖到武昌省农垦厅,我糊里糊涂地也就相信了。
进大院,上二楼,由几个人盘问,都是关于那几个人去联系决派的事。
天哪,决派联络站人来人往,一波又一波,我怎么可能记得有没有农垦厅的人。
但是既然把我搞来了,他们不问出一点什么,我恐怕不是那么好出去。
我就说,决派就是个联络站,我得打个电话请示中学红联的领导。
他们没表示同意,也没阻拦。
我径直走到门口墙边竖挂式电话机前拨电话,未通。
我装模作样:
“喂,我是陈瑞文。
哦,要我赶回?
不巧,有农垦厅支左军人找我问一点情况,……好的,好的,马上完了。
他们很客气,说请来聊聊天,问一点事。
”
全是演戏,他们也没有上前阻止。
我已经能够肯定,说不清就可能留下了。
因为我到这里,没有任何手续。
我就在电话机旁边说:
“尿来不及了,去去就上来”。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打开门,下楼,一口气急忙走,(肯定不能跑,凭什么?
我又不是逃犯!
)到大门,装着镇定,大摇大摆地走过军人岗哨,扬长而去。
幸亏走了,否则就被软禁了。
后来知道:
十二中的李健生就这样聊,聊到牢里去了大概一年。
2)我家楼上的居委会主任梅惠珍
当时我家住在汉口江汉路泰宁里4号楼下左屋,六八年或六九年,楼上谢妈妈(梅惠珍)让其子谢春源(黄石路中学二司小头目)叫我上去玩。
一上去就看见一个大个子军人,河南口音,要我去派出所坐坐。
“了解一点情况嘛,没什么大事。
”
派出所有请,跑不脱的。
一起去了。
进去还没有坐下,他问我:
“什么学校的?
多大?
搞些什么活动?
认识些什么人?
”
我说的基本是他知道的:
“六中的,没搞什么活动,到处玩,不认识什么人。
”
“那才巧,不认识什么人我会找你?
放老实些,你老爹右派,你还是决派……”骂骂咧咧,用枪拍我头。
就这么耗了2个小时,我姐姐来了。
估计他也无可奈何,又没有理由留下我,留下也问不出什么,就让我走了。
出来一摸头顶,出血了。
3)六中刘成顺
六八年底,开始动员下农村,相互组团。
我原想与六中同学张声进及我妹妹(黄石路中学,现在的警予中学)一起走。
我们磨磨蹭蹭,她等不及:
“哪像大男人唦,平时那么革命,到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时候,拖拖拉拉……”。
她先走了,下石首。
六中对口襄阳地区的薛集。
我带了两箱子书,全是红旗大楼“捡”回的,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肯尼迪言论集》《人的远景》(意大利加罗蒂)《人是机器》(法国拉·梅特里),还有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多本等等。
户口不交,以防万一,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到县城,住招待所,遇邻居陈保均(襄樊空压机厂),把书箱交他保管。
在厕所遇3班的蔡正家。
我说:
“哎,还有多远哪?
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武汉……”
他说到薛集区还要坐汽车,有一百多里;下到公社,又是几十里;再下大队,再下小队。
我想去富裕的、交通方便的小队,恐怕很困难。
这不是住几天,是扎根一辈子。
我一捏户口,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说溜就溜了,回到武汉。
联系到黄冈,找到表姐范普乾,决定不回襄樊了。
但是不能不告诉妈妈:
“我改名陈向东,不要告诉六中同学。
”
几天后,六中钢二司的刘成顺找到我家,对我妈说:
“我是陈瑞文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我的一些书在他那里,我得找他。
”
妈妈受骗了,把我准备保密的地址告诉他。
刘成顺这个人是个什么形象呢?
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可能看了《列宁在十月》电影。
接近尾声,一个告密者,想跟被他出卖的议员握手,被拒绝。
他难受地喃喃自语:
“看不起人?
哼!
”
刘成顺的相貌几乎跟那个告密者一模一样。
90年代,有一次我在武汉图书馆看见他。
还是当年那个猥琐的猩猩一样,没有理他。
他也看见我了,不好意思地溜了。
他不可能难受,他有收获:
他做工宣队的线人,没有下放农村。
4)六中工宣队
没几天,六中工宣队去黄冈找到我。
表姐夫刘明武是黄冈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
天天有挨整的干部去他家诉苦,请求帮助。
一天上午,他正在开会,动员揭批黄冈的“北决扬反革命集团”。
下午工宣队的山师傅、陶师傅一行人找到他,拿出非常硬的文件,要他交出决派头子陈瑞文。
刘政委气得把枪一拍,回去第一次大骂表姐。
我就这样被揪回武汉六中。
抓回六中
1)住学校老教学楼二楼拐角处
夜深人静,禁闭室冷,举桌椅取暖,不小心把墙上的毛主席像顶下来,踩在脚下。
第二天工宣队发现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我已是重要人犯,未追究,只是用绳子把我吊起来。
2)跑出学校,直奔火车站
半夜三更,溜出学校,不敢回家了。
直接去大智门火车站,到北京去。
潜意识是:
总得有人管一管,这种松散组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阴谋组织?
混进去了,天黑,走过铁轨时摔了一跤,一身泥巴。
混上车,无座,缩在走道旁,被列车员发现:
“流串犯吧?
怎么没行李?
”
赶下车,就近送到火车站收容所,已是与河南交界处(信阳吧)。
回到六中,吊起,工宣队当然不动手,要红小兵打,打得并不重。
3)那段时间被抓了几次,我已记不清。
印象深的一次:
两个工宣队员直接把我从家里抓走,把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怕我跑了。
走到循礼门环形转盘花园边的人行道上,几个群众围上来:
“对学生怎么这样?
”
工宣队员说:
“他不老实,会跑。
”走到大智路,我要上厕所,他们陪进陪出,严加防范。
审讯趣闻
山师傅(二七区建筑队工人):
“要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
鲁礼安揭发你的材料有这么高(他比划有一尺多高)。
他都承认了反革命罪行,你还说他是革命小将……”
“不可能吧,我们要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
又一天:
“你先把问题搞清楚,再交入党申请书。
现在申请入党也不方便吧?
”他愁眉苦脸。
“我原来感觉不够资格。
现在只能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才可能理解和承受你们这样的审问。
我就只当是对我的考验。
”我也愁眉苦脸。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早一点说清楚,早一点轻装上阵,回到人民的队伍。
”他非常诚恳。
“你们这样对我,只能让我想起李玉和。
但是我又不能把你们看成鸠山。
”我也是心里话。
他除了苦口婆心地规劝,从来不发脾气。
但是陶师傅:
“老实交代!
不然红小兵打你,我们不负责。
”
一个红脸,一个黑脸。
批斗会
有一天,小瘦个子军代表对我说:
“你老老实实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
“我不是反革命,不去!
”僵住了。
“你就上去站一二十分钟,就要你下来。
”
“好吧,到时候得把我叫下来。
”我妥协了。
一走上台,已经站着一个青年人,胸口挂着牌子:
“二七区反革命武斗头目陈志雄”。
黑色名字上打着叉。
一个学生要给我挂牌子:
“决派头目陈瑞文”。
我坚决不挂,后来军代表同意不挂。
人山人海,口号震天:
“打倒反革命组织……”“打倒……”
要我喊,不喊;要我低头,不低!
也许军代表知道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追回来的,对我不是太凶。
升级,到江岸区学习班
来学习的学员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来交代问题的。
有学校教师,红教工头目,名流我知道的有音乐家莎莱。
几乎都是成人,中学生就6个,除了我,还有二十中的付德华,某中的韦顺龄,住在汇通路的贺国琤、贺瑞琤姊妹,加一个胖子。
学习方式:
讲课的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其实就是规劝学员老实交代问题的某校教师,他们受宠若惊地代表革命和正确,审问反革命决派中“受蒙蔽的群众”,查清问题,动员、启发、教育,相互交流,写材料,核实,找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追决派表。
“决派的事,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多了,还写什么呢?
”我问。
“写你认识那段时间的人,经历的事,揭发新问题。
”。
写吧,不写是不行的:
“1968年×月×日,湖大决联站,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气晴朗……革命小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啊?
“要你写干货,不是要你写小说!
”积极分子说。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生活
1)吃饭
老通城师傅做的可口美味,常有猪舌头(口条)、红烧肉。
五福路中学红教工头目一次坐在我身边:
“哎呀,居然坐到决派核心大头目旁边了,三生有幸啊!
”
我哭笑不得:
“大头目?
工宣队背后怎么说的?
”
他笑而不答。
一个女教师说:
“吃不下,怎么办?
还剩一半饭菜,倒了又会挨批评。
”
“给我吃吧,我还想吃。
”于是都倒到我的饭碗(搪瓷小饭盒)里。
2)解压,自我放松
有时开完会,让大家各自找地方闭门思过。
我溜到门外,院子里(在五福路、六合路一带)有人守门出不去。
一个老爷子和他孙女在晒太阳,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户。
我过去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很开心。
无聊时看树下的蚂蚁一步步爬到墙根,上墙,爬到树根,上树,特有趣。
吃得好,但不能不写啊。
3)每天上午集合,在五福路一带跑步,回来后开会、学习,下午思过,写揭发材料。
4)晚上睡通铺,上述中学生住在一起。
画图表
我把解析几何里二维图表用来表达时间—活动状况,至于曲线,只能随心所欲乱画一气,任意给个波峰波谷。
注明:
“有时天气不好,没人来串连,有时很多学生来交流。
”
活动内容:
“谈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各派观点不一,钢派坚决,新派温和,逍遥派是我们的争取对象,老三字兵来参加也欢迎。
”
蒙混过关是看得出来的。
最终还是落实到具体人,这个是反反复复要我回答的。
对妈妈说
我被六中工宣队抓了好几次。
有一次被工宣队带走、离开家时,我抓住一个机会偷偷对妈妈说:
“床后面箱子上的东西统统处理掉。
”
我跑到河南抓回来后,他们逼我妈妈交待我和什么人联系。
这次我妈妈真的不知道我逃出学校,从河南抓回。
我妈妈交出一本我的日记本,里面尽是我六八年和小学老师、小学同学聚会的内容。
有黄石路小学的市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章德慧,红旗中学张元良,十六中李素文,大智街办事处的夏芝瑞,武汉水泵厂鄢时在,什么中学的计小惠。
其实他们都跟决派毫无联系,我跟他们也从来没有谈过决派,能够查出什么?
后来遇到张元良,他说:
“查了的,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去章德慧家,有什么问题?
风马牛不相及,什么都不知道”。
鄢时在说:
“查啊,幸亏我什么都没有参加。
”
最重要的事——销毁决派表
妈妈趁工宣队还没来抄家,按我提示的地方,把决派表、组织条例、鲁氏写的部分文章等,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统统撕成碎片,塞进马桶。
当时武汉的街道上每天清早有人拉着粪车,喊“下河啊!
”收集人粪尿。
家家户户把自家马桶里的粪尿倒进粪车。
就这样,我妈妈一面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是我记录小学同学聚会的日记做掩护,还有一些抄录的革命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写的歌颂毛主席的诗,交给工宣队;一面处理这些要命的东西。
后来听我妹妹陈小文、陈庆文说:
“那几天好紧张啊!
一个星期,天天撕,丢进马桶。
又不敢烧,怕楼上谢妈妈知道了下来问。
”
我说:
“没人逼你们交决派表啊?
”
“问了妈妈。
哪能交?
妈妈装糊涂啊!
都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一本又一本,交上去这些人都完了。
”
没抄家
我得知那些东西全部处理完后,完全放心了,同时奇怪为什么没想到去抄家。
可能有以下原因:
1)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揪回来的,工宣队不便过分造次。
2)我妈妈是那一片有威望的教师,主动交出我的一些东西,工宣队觉得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交出来了,觉得比较配合。
妈妈到六中看见我被工宣队吊起来,也没有哭着闹,只是要他们讲政策。
3)我姐姐是支援新疆的,文革中是逍遥派,跟楼上的居委会领导谢妈妈关系不错,文革前跟谢妈妈女儿谢贵娣一起在泰宁里4号办过墙报。
谢妈妈也配合派出所的军代表,表现“不错”。
4)我两个妹妹什么都不懂。
大妹的一个好朋友欧阳燕萍出身工人家庭,根正苗红,两人与谢妈妈的女儿谢春源(黄石路中学钢二司成员)都是同学,且关系不错。
一句话,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5)文革刚开始,因我仿宋体写得好,居委会老主任蒋妈妈把我推荐给新主任,让我满大街小巷用红油漆写毛主席语录。
因此我家没有被抄。
6)最关键的是工宣队那些人没想到我会把“决派表”藏在家里。
他们可能认为:
要藏也会藏在一个非常可靠的、能保密的什么机关、学校或什么重要人物那里。
7)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当年我的班主任刘怡冰一直对我不错。
“七二〇事件”中我被百万雄师抓进江汉公园,江汉食杂管理处主任徐道德审我时,与六中联系。
后来据说刘怡冰介绍我是:
“这个学生好学习,不可能搞打砸抢。
父亲是右派,别的没什么。
”于是就以“黑七类”为由打一顿,也不是特别重。
8)“七二〇”前,我去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的武汉市委“侦查”,被六中“三字兵”王松如(我小学同学,工人子弟,挤到军干子弟的组织里混)发现,打我一顿。
造反派得势后,我没有报复任何人,我没有一个私敌。
所以对我审查虽严,但就一般打打踢踢,没往死里整,没有一个真正恨我的人。
在农村接受外调
刘成顺出卖我,回汉进学习班,结论是:
决派骨干,回下放原地。
1)回去后被照顾去挑堤、拖板车,为的是吃饭方便,因为我一人做饭不方便。
自从我被说成决派头目后,外调的人络绎不绝,有时要排队。
上面通知我:
凡来人外调,必须接受询问,不必上工,工分照记。
于是我开始新生活,每天与这些人周旋。
2)省出版局来人外调:
“难怪说是反革命组织,你拿外调介绍信都特别。
”
“我怎么拿?
”
“你用食指和中指夹着。
”
“那应该怎么拿?
”
“正常人使用大拇指和食指。
”
“那我不是暴露了?
”我哭笑不得。
“可能你们成了习惯。
”他总有理由。
3)一天来了两个年龄大的军人,优先接待。
“认识程楚吗?
”
“认识,十四中的。
”
“她是决派吗?
”
“不是,去玩过、聊过。
”
“聊什么?
”
“她问决派说怎么回事。
”
“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
”又说:
“你比较实事求是,痛快。
”
我写道:
“程楚不是决派的,来过几次,聊聊天而已,什么活动也没参加。
”我知道他们的来意,所以非常顺利。
两个军人走的时候很满意,他们上级的上级是河南省军区副司令、程楚的老爹。
4)另一个:
“认识张莲宝吗?
”
“认识。
”
“竹筒倒豆子,不要我们多说了,自己说清楚。
”
这个时候说不认识是不可能的,她可能说了认识我,不然怎么会找我来问。
我现在是“点石成金”的人。
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我是他们认定的“组织部长”啊!
“是红旗中学的,在红旗大楼认识。
她没有参加决派。
”
要我好好回忆。
“好的”,愿意耗就耗着吧。
最后还是那句话:
“她没有填表,没有参加决派”
5)于是我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命的决派组织部长陈瑞文”身份,开始为一个、两个、几十、几百、大批人证明身份。
当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工军宣队拿出“决派表”,斩钉截铁地说:
“铁证如山,你填的表在这里。
能够否认吗?
”,而被打成决派,没有,一个都没有。
轰轰烈烈的清查“反革命地下组织”一两年,没有找到一张“决派表”。
就像沈醉证明某人是不是军统、某共产党员是否自首一样,我得证明这人填表没有,那人参加过什么活动,天天写材料。
天哪,写吧,几乎清一色地写:
“此人不是决派,我在决派表中未见其名。
”
有的写:
“此人自己说来过,那很可能就来过,但我不可能记住几千几万个决派群众。
”
有的写:
“他来问了一下决派是做什么的,就再也看不到了。
”
6)至于那些天天跟着鲁氏鞍前马后冲冲杀杀的敢死队的人,他们交待的材料可能都几寸厚了,我能写什么?
工宣队比我还清楚。
比如:
“李希九怎么写决派宣言的?
”
“那能告诉我吗?
”
“决派纲领你没见过?
”递过来。
否认不了:
“见过。
”
“说说什么时候、哪里见的,你旁边有什么人,怎么讨论,说了什么。
”
“油印资料到处发,我是在桌上看到,当时就我一个人,感觉写得不错。
”
“怎么不错?
”
“看不出问题,现在也看不出问题。
不是你们指出是阴谋,我的确认为写得好。
李希九是我朋友,我佩服他有文才,不然我为什么去决派?
”
“他写你的情况有这么厚……,你还保他!
”手势,至少二寸。
哈哈,挑拨。
“那他是会写,一点点事反反复复地写。
我想起来了,非常清楚。
”
“快说,想起了什么?
”他一下兴奋起来。
“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谈过怎么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那是你颠覆得了的!
受蒙蔽嘛!
你就回忆时间、地点、说什么。
”什么都没有捞到,有一点泄气。
“时间、地点,只要李希九记得,随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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