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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复习资料袁行霈版更新
《山海经》
(一)地位:
最有神话学价值,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
(二)概说:
1、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间,由不同时代巫觋、方士据流传材料编选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2、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含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等方面资料。
(三)神多于神话;有大量对山神形貌描述,往往是奇形怪状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形体特征,或含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神话色彩最浓;虽是片断,不少故事已具清晰轮廓,有的甚至可得到完整故事和形象。
第二节《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内容:
(一)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
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
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我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
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
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
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
如《节南山》、《正月》。
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
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
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
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七)其他。
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
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
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
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
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
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
(二)比:
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
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
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
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
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
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
《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
如《周南·芣苡》。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
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
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
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
(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
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
“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
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
”(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1、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2、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3、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
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
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概述。
(一)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二)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三)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还有个别战国初年史料,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四)不只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还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提供历史借鉴。
(五)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2、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周王室衰落和诸侯争霸,表现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社会变革趋势。
3、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4、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5、在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在君民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
二、叙事特色:
(一)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二)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简略排比或个别字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通过:
1、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创立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情节结构:
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
(1)倒叙与预叙: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写宣公之死,后写其生。
(2)插叙和补叙:
常用“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结果,如秦晋崤之战;
4、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
(三)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成就在写战争,不重对交战过程记叙,而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
(四)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神秘化特点。
1、道德化。
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
“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
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
2、神秘化。
以常出现的预兆为例,大都有道德化倾向:
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如“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鲜明时代特色。
(五)戏剧性。
1、戏剧性情节;
2、有的叙事记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
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3、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的三个梦。
三、人物。
(一)人物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人物集中描写。
(二)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其一生中某一片断,反映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
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
(三)有些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
如写晋文公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即位前争强好胜,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等,显示其是昏君,但同时又表现他宽容纳谏,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他最后悔恨自己残暴,性格复杂。
(四)人物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绝少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
如齐晋{安革}之战中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形象。
四、琐事的描写。
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利于生动叙事和人物刻画,如记楚白公之乱写叶公子高平叛,就叶公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五、语言。
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一)“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
(二)因事因人而具不同特点,都用辞典雅。
(三)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之状云:
“舟中之指可掬也。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第三节《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国别史,21卷,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汇编。
(二)成书约在战国初。
各国“语”各有侧重。
1、《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2、《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完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3、《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4、《晋语》篇幅最长,共9卷,较为全面,叙事成分较多,侧重记晋文公事迹。
5、《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6、《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7、《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思想倾向。
主要反映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神并重,由崇天命,转向重人事。
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
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
三、语言。
(一)以记言为主,多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二)由于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
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三)有的为《左传》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
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
(四)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
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等。
四、叙事。
(一)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骊姬和里克。
(二)许多事件前因后果及经过都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议论文字上。
(三)也有情节生动曲折,富戏剧性的叙事,如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
(四)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写个人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
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33卷,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
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
主要记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
非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
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思想倾向:
纵横家思想。
(一)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
(二)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三)《战国策》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
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地位作用,是士、尤其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三、人物塑造。
(一)对战国时各阶层人物、尤其“士”都有描写。
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具典型意义,代表士的不同类型。
(二)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
言论事迹虚构的,如苏秦;具体描写虚构的,如写苏秦夜读。
夸张虚构不合史著要求,却使叙事更生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三)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有意追求行文奇特惊人,如荆轲刺秦王,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化言行,如苏秦落魄后的喟叹。
(四)一方面继承《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纪传体的出现开创先例。
如冯谖客孟尝君,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四、语言。
“文辞之胜”。
(一)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风格“辩丽横肆”。
(二)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习见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辩说。
如庄辛说楚襄王。
(四)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如鹬蚌相争故事。
(五)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如鲁仲连义不帝秦。
(六)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如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有时描写精细,如写触龙入朝。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长于论辩。
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始,逐步走向成熟。
1、逻辑上不如《墨子》严谨,却更具艺术表现力,具文学散文的性质。
2、运用逻辑推理、类比推理、二难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
如《梁惠王下》、《公孙丑下》(受不受金)。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1、其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说有些牵强,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
2、少数就近取譬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
(三)气势浩然。
1、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使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
2、大量使排偶、叠句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
(四)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精练准确。
二、思想。
(一)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感情反复迸发,形成回旋复沓的特点。
1、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部分到“岂余心之可惩”,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具有“内美”。
他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和情操。
2、后部分幻漫诡奇,以象征性行为,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二)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1、“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用婚姻爱情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可解释为忠君。
2、国君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象征,通过国君实现兴国理想,忠君是爱国的一部分。
3、爱国之情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
4、爱国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关切,反复劝戒楚王向先贤学习,吸取教训。
5、对奸佞小人的仇恨,对宗国命运的担忧,批判精神。
(三)“美政”理想,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1、国君应该具高尚的品德。
2、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3、修明法度。
4、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饱含着悲愤之情。
三、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四、美人、香草意象。
(一)美人意象或比喻君王,或自喻。
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所以全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二)香草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作为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香草美人意象构成象征比喻系统。
(三)“香草美人”、“求女”、香草和飞升作为象征手法,与楚文化紧密相关的。
(四)与《诗经》在形式上的比较。
《诗经》:
整齐划一而典重 屈作:
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
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基础上的。
屈原以前,楚地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促成句式变化;吸收大量楚方言。
黄伯思《翼骚序》云: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顿挫悲壮,或韵或否”,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其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九歌》。
(一)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改定后保留,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二)体质:
11篇。
闻一多:
《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
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
9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符合上古“索祭”之礼,主要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
(三)思想内容:
1、诸神:
《东皇太一》为至尊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舜妃娥皇、女英),《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
2、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
如《东皇太一》颂赞辞,庄严富丽,显示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
3、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篇皆有此内容。
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世贞推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
《九歌》中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可看做是屈原心情流露。
(四)艺术性。
1、具明显的表演性。
(1)歌乐舞合一。
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
(2)有独唱、对唱、合唱。
如《湘君》、《湘夫人》。
2、心理描写细腻深入,除颂诉外还叙写细节,如《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被称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诗薮》)。
二、《九章》。
(一)体制。
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
“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二)内容。
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
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
“随事感触,辄形于声。
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楚辞集注》)。
其中《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述志。
全篇比兴,四言体,;《抽思》在汉北作;其余各篇流放江南时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
《哀郢》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
这种情绪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抒写义行高洁不为世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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