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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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
《经济》:
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
《经济》杂志2004年第5期封面封面上的几个人物,由近到远的前三位分别是:
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负责人于晓刚;云南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云南大众流域”客座研究员黄光成。
这几个人物站在一起其实是很富寓意的。
“云南大众流域”是通过发出种种声音反对在怒江上建设大坝的中坚民间组织之一,于晓刚是其组织者;戴抗则是在今年2月份的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质询怒江工程的人,他的这次发言被评价为“(针对怒江工程)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的第一次出现的不同声音”。
实际上,戴抗的态度直接受到了反对怒江工程的民间环保人士的强烈影响。
在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民间力量中,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而前者的负责人汪永晨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始作甬者、灵魂人物。
因为汪永晨的“绿家园”、于晓刚的“云南大众流域”这些NGO(非政府组织)的呼吁和推动,中央领导人批示,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
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其实,关于怒江流域是否应该开发水电、怒江上是否应该建大坝,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经济》也并不认为环保NGO们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反对工程上马的观点就一定“正确”。
《经济》之所以关注此事件,并认定这一事件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中国NGO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更重要的,它折射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跃升。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全能政府”决策一切、包办一切、负责一切的社会。
一个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则应该是一个NGO充分活跃、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府与NGO保持顺畅的沟通、交流与具有建设性的协调、互动。
这是一个中国目前正致力追求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艰难行进中。
这个事件本身涉及的范域也许是局促的,但它喻示的未来图景却是十分宏大的。
(一)
在怒江问题上,纯粹的民间组织质疑并最终改变了政府的决策,这是一个飞跃,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怒江的民间保卫战
文/本刊见习记者曹海东
2004年2月18日下午三点,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的路上,十几个人默默地走着,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十几分钟里没有一句话,山路上只有怒江水在一旁咆哮而过。
忽然一个人的手机响起来了,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被吸引了过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脸色开始慢慢转变:
从忧色到欢喜。
在挂掉电话的一刹那,她突然大叫: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电站了!
”
随后,声音慢慢低落了下来:
“怎么为了保护一个怒江这么难呢?
”
她开始掩面大哭!
她——汪永晨,50岁,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负责人。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寂静的大峡谷开始沸腾起来,来自北京和云南的十几名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第一次开始开怀大笑,一直压抑在大峡谷中的凝重忧虑在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兴奋的声音在峡谷中激荡——“我们胜利了!
”
“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这句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使得争论了半年的怒江十三级水坝终于暂时搁置起来了。
中国民间环保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第一次在与一个大坝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我想这在中国环保史上,中国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笔。
”一位民间环保NGO人士自豪地说。
谁要建怒江大坝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并流而行,人们称之为“三江并流区”。
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另外一条消息——怒江要修水电站,而且是两库十三级!
2003年8月12日至14日,国家发展与改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
会议通过了怒江中下游两库十三级梯级(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开发方案,全级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
该《报告》认为,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千米,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
与另外12大水电基地相比,其技术可开发容量居第6位,待开发的可开发容量居第2位。
如果建成,经济效益显而易见,比三峡工程规模1820万千瓦还要大,是三峡年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的1.215倍,而工程静态总投资才896.46亿元。
2004年4月12日,云南,昆明。
虽然在“114”电话查询台上登记了中国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具体地址,可是真正找起来却很难,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公司的牌子。
最终一个门卫告诉记者,该公司在“云南电力集团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的三楼、四楼办公。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见到《经济》杂志的第一句话就是:
网络等媒体上流传的消息很多都是不准确的,目前怒江整个开发从宏观层面上还在按照国家政策,按法定程序认真地进行施工准备。
张建新告诉《经济》,“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怒江开发)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根据他的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能源普查的时候,1989年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已经进入当时的普查范围,规划了相应的梯级。
《经济》记者所拿到能源部水电开发司1991年编制的《中国水力资源图集》关于“云南省大中型水电站位置图”中,怒江流域设计了6个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090万千瓦。
1999年,国家发改委“根据我国的能源现状,根据有关人大代表的呼吁,决定用合乎程序的办法对怒江进行开发”。
于是拨出一定的资金,由水利水电规划总院牵头,用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两家设计单位——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由这两家设计院对怒江中下游的云南境内的水电进行规划。
最终,“提出的方案就是‘两库十三级’”!
因此,张建新认为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的规划“并不是现在才想起来的”。
据张建新的介绍,华电集团参与到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中来是在2003年春节后。
当时华电集团总经理贺恭与云南省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从整个水电开发的形式——“水火并举,优先发展水电”着眼,特别是怒江上游已经建有水电站的前提下,才决定开发怒江水电的。
“当时云南很多老领导都同意怒江水电开发,再说贺恭在云南呆了那么久(张建新称贺恭在云南工作长达14年之久,曾担任云南省电力局副局长),参与了云南省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漫湾电站的建设,非常熟悉云南的情况。
”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云南省政府支持华电集团开发云南电力资源,支持怒江开发。
随后,2003年6月14日,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组建,7月10日正式注册。
“我也就是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才调过来的。
”张建新说。
本来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
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专家辩论、民间力量的参与、公众要求知道真相,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到2004年便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为难地告诉《经济》说,“专家有专家的说法,媒体有媒体的说法,现在只要提到怒江水电开发我就头痛,一拨一拨记者来!
”
不过,张建新似乎比较乐观,“现在不是还没有挂牌吗,等六库电站环(保)评(估)下来,我们就挂牌!
”
怒江保卫战第一枪
“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清楚地记得,她是在2003年8月16日获知云南怒江州要修建十三级水坝的。
当时汪在南水北调的丹江口采访,途中忽然接到在环保总局的一个朋友电话,朋友急匆匆地告诉汪永晨,怒江要修十三级水电站了。
“以前我对水坝关注得并不多,2001年去泰国的时候,遇到当地的一个反坝村,至此我开始觉得反坝是环保的一项内容,但是从内心来说依然觉得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可就在听到怒江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震。
”汪永晨说。
环保总局的朋友告诉她怒江是中国最后的生态江之一时,汪说从那一刻起,觉得这辈子反水坝的生涯要开始了。
“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她帮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
”
汪现在要为这位环保总局的朋友输送“援军”。
在丹江口船上乱糟糟的环境,一个个名字闪过汪永晨的脑海,忽然“何大明”这个名字蹦了出来。
何大明,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专家。
汪永晨10年前认识何大明,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过。
2003年7月汪去云南采访时碰到云南的一个朋友,谈到修水库事情的时候,获知何大明有关于怒江的大量、详细的资料。
没有犹豫,何大明的电话马上就被汪永晨送到她环保总局的朋友手中。
如此,就有了何大明在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市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对怒江建坝的激烈抗议。
而何大明的这些言论后来成为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北京的专家们向怒江“发难”的基础。
何大明成为最先反对开发怒江、呼吁“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专家,也是站出来反对怒江建坝的惟一的云南当地专家。
就此,也挑起了全国关于对于怒江大坝的争论。
2004年3月下旬,《经济》杂志联系过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希望通过何大明了解当时“北京会议”的情况。
该中心的一位人士称,何现在可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太多媒体采访了”。
而记者从其他渠道获知,云南有关方面曾专门找过何大明“谈话”。
2003年9月份北京这个会议汪永晨也列席参加,“当时我叫了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前去”,由于这场会议请来的专家大多数是反对建坝的,所以局面呈现“一面倒”。
环保NGO人士、环保官员都称这次会议是“打响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在云南本地,同样有一个环保NGO——“云南大众流域”在密切注视着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他们一度甚至促成了云南政府内部的第一个不同声音的出现。
2004年4月14日,“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在昆明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在2003年初,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怒江要建水电站,不过当时只是风言风语,很难确定。
随着消息明朗,在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于晓刚反复提出,怒江作为生态江应该保护。
“直到2003年7月份,‘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我的心才放下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态急转,8月份便听说《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举行。
太惊讶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直到现在,于晓刚对于去年发生的一幕幕都感觉费解。
眼看着怒江水电开发逐渐浮出水面,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的急迫之情与日俱增,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
汪永晨、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多家环保NGO成员)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随后全国的多家媒体开始报道怒江问题,“很多都是绿家园的记者沙龙的记者”。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称,也就是因为舆论的影响,怒江十三级水电站开始拖了,“并由此影响到六库电站”。
争取民间的话语权
2003年10月25日,绿家园组织发起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行动。
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的人士联合签名,反对怒江大坝。
“当时,副会长郁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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