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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与方法
摘要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存在于众多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当中,而学界对于人力资本的衡量方法和影响机制一直处于探索之中。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进展与方法的改进相辅相成,理论指引着实证方法的使用和改进,方法的完善也应该能够促进理论的推陈出新。
本文梳理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聚焦于人力资本的思想诞生、度量方法和经济价值三方面,试图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不同时期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所扮演角色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逻辑,并讨论人力资本理论与其实证方法论的关系。
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以会长身份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inhumancapital)的演说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1]。
人力资本理论自问世以来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经验研究也试图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60年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主要包括了两条基本路径:
其一是将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估计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及其决定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因素)进行分析,进而阐述经济整体运行状况,并以此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教育财政政策等的依据。
其二是通过微观层次的教育收益的比较和分析,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侧重于资源分配问题,研究资源如何能够优化配置;研究对象则是微观的个人或组织为分析单位的经济和教育行为。
本文将就第一条实证路径,也就是从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结合的线索梳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期望有助于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地理解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的实证研究的价值。
一、人力资本的神秘面纱:
为何被揭开
重视“人”的思想其实可追溯到17世纪,配第(WilliamPetty)比较战争中军械物质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这是最初的思想萌芽;斯密(AdamSmith)、李嘉图(DavidRicardo)、李斯特(GeorgFriedrichList)也都有过相应论述,但这一时期并未将人视作资本;诺斯(DudleyNorth)将资本与货币区分,首次明确提出资本概念;费雪(IrvingFisher)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Thenatureofcapitalandincome)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沃尔什(J.R.Walsh)在其《人力资本观》(Capitalconceptappliedtoman)中正式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但20世纪50年代之前还处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早期人力资本思想因受到种种质疑而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关于早期人力资本思想的详细论述很多,不少文献都有提及,如:
Savvides,A.,&Stengos,T.[2009].Humancapitalandeconomicgrowth,StanfordEconomicsandFinance,Stanford,California;敖山:
《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系统仿真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直到1960年,人力资本理论才相对完善并自成体系。
一方面“二战”后面临一系列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如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日本、德国、丹麦、新加坡、韩国等国民收入的增速大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人数的增速)、库兹涅茨之谜(用更少的资本取得更多的产出,西德、日本等深受二战影响和丹麦、亚洲四小龙等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经济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里昂惕夫之谜(美国出口更多劳动密集的产品,但该种产品在美国并不具有相对优势)和工人收入增长之谜(发达国家工人工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工时却在缩短)等等;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促使各界加大了对人力投资的重视。
在此期间,长期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的舒尔茨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同质性的假定,不再将资本的概念局限于物质资本,他发现美国农业产量不再因为土地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是由于人的知识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由此建立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认为,教育经济学需要全面的资本概念。
有些经济学家囿于片面的资本概念,把资本局限于物质财富,但却未能把足以增加经济生产力的人的能力包括在资本之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明显的错误观念,即劳动不是资本,只是工时。
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本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这些改变在以往人们所测量的资本和劳动中被忽视了。
舒尔茨将“人”视为“资本”,认为以往过分高估了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作用,而人力资本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舒尔茨的阐述基于宏观层面且主要分析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对人力资本的概念、投资和形成途径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刻的开创性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关于人力资本的含义,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与健康;二是人力资本的获取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保健与卫生设施、迁移,其中最关键的是正规教育、在职培训与健康人力资本;三是人力资本是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四是应当依据市场多变的供求关系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
尚有许多教育的重要经济意义没有被充分认识,对此如能有充分认识,实际上就会提高学校教育和大学科研的传统价值[2],舒尔茨也因此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并非源于对人类个体行为的分析,而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中“剩余因素”的阐释。
那么如何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并引入到模型当中,用数理方法去检验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人力资本度量方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
怎样被度量
早期经济学家将劳动看作从事知识技能要求低且同质性很强的体力劳动,劳动力单指劳动力人口数。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问世之后,学界将对劳动力数量的关注转移到对人力资本——即劳动力质量的关注。
学界内主要从人力资本的存量、积累、结构等几个视角来进行度量。
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目前主要有基于投入的教育经费法、基于产出的劳动者报酬法、基于国民素质的指标法。
教育经费法测算的是劳动力培养过程中的累计投入,源于恩格尔(E.Engel)以家庭子女抚养费用衡量人力资本,之后衍生为考虑折旧的永续盘存法,国内使用较为普遍,[3]易于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较但数据可得性较差。
劳动者报酬法以个体收入来衡量人力资本,源于配第通过英国国民收入与财产收入之差的贴现值来估算英国人力总值。
之后的很多学者基于该思路进行改进,如乔根森(D.W.Jorgenson)和弗劳梅尼(B.M.Fraumeni)基于美国提出的终生收入法(J-F法)[4],李海铮等[5]以及刘伟、张立元[6]还用改良的终生收入法测算了我国人力资本。
基于国民素质的方法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第一类绝对指标法是受教育年限法,得益于巴罗(RobertJ.Barro)和李钟和(Jong-WhaLee)1993年收集的各国数据[7],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法[8]和将各层级教育程度人口数乘以相应平均受教育年限加总的总体受教育年限法[9]。
但受教育年限法假定不同教育层级增加一年受教育年限所增加的人力资本相等,还忽略了社会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其他因素,因此受到质疑。
第二类是汉纳谢克(EricA.Hanushek)和沃斯曼(LudgerWoessmann)利用标准化国际测试的学生学业成绩作为认知能力来衡量人力资本。
[10]第三类是技术等级法与学历权重法,但在确定权重时缺乏的客观性和技术认证时缺乏的完备性使得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理想。
而相对指标法如入学率[11]、识字率[12]、生师比[13]等都只能部分代表人力资本。
以上指标更多度量的是人力资本的存量(stock)(关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研究,参见钱雪亚:
《人力资本水平统计估算》,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8期,第74—82页),而人力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是另一个重要维度。
该思想源于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贝克尔认为不同经济体中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异很大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14]大多采用滞后一期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当期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15]
然而,人力资本不仅是总量视角下的积累问题,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与供需结构是否契合[16],所以近年来有些学者从结构角度(人力资本存量的构成)来度量人力资本。
一类是按照生产率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将人力资本分为不同类型[17];另一类是采用人力资本的标准差[18]、变异系数[19]、基尼系数[20]、方差[21]或高生产率人力资本所占比例[22]等对人力资本结构进行度量。
此外,人力资本并非只来源于教育,健康也逐渐被纳入进来[23],健康人力资本可以采用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等来衡量。
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个体在组织当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但由于难以测量并未有效实施。
[24]可以看到,学界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更为系统和多面,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仍在不断改进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尤以终生收入法和教育年限法最受青睐。
三、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如何被估计
人力资本被度量之后应以何种形式引入模型,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漫长的探索。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多采用历史与经验主义、描述与抽象、演绎与归纳等研究方法,而哈罗德—多马模型(以下简称哈—多模型)初次使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使经济增长的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短期走向长期,从静态走向动态,这可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
20世纪40年代,经济危机、“二战”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使得如何快速实现经济增长迫在眉睫,哈罗德(RoyF.Harrod)[25]和多马(EvseyD.Domar)[26]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殊途同归地建立了哈—多模型:
其中,G为产出增长率,S为储蓄率,C是资本—产出比。
但哈—多模型中资本和劳动不可替代,且其使用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非连续,只有在实际经济增长率、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等(即G=Gw=Gn)这种偶然情况下,才能保证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刃锋上的均衡(knife-edge),一旦出现偏离还将因为乘数效应而恶化。
虽然哈—多模型存在以上弊端,但也为之后经济增长模型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现有研究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大致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类,直接影响说明的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说明的是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要素来影响经济增长。
按照分析方法的不同主要有假定技术外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假定技术内生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的大多为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而新经济增长模型二者兼有。
(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哈—多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索洛(RobertSolow)[27]和斯旺(TreverSwan)[28]放松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将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基本模型即索洛模型。
此外索洛还发现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总产出12.5%的变化,他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简称TFP],指的是经济增长中不能投入要素的数量增长解释的部分,或者是各类要素投入水平保持不变时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将外生的残余解释为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或索洛残差[29]。
索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索洛模型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可替代性,第二是引入了独立的技术进步;第三是对卡尔多(NicholasKaldor)归纳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facts)作出了合理解释,其均衡关系表明技术进步率相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将趋同,较好解释了发达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现象。
但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索洛模型所使用的生产函数连续可微、一阶齐次使得规模报酬不变(即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增加一倍,这很难实现),同时满足的稻田条件(InadaConditions)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将导致资本积累无法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各国经济呈现绝对收敛趋势[30];而且,索洛模型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这三个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重要因素都当成外生变量,所以有人讽刺索洛余值是“对人类无知的度量”[31]。
如何将这三者内生?
如何解决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问题?
特别是如何加入遗漏的人力资本要素?
有关以上问题的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成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之后的重要课题。
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使其由早期的物质资本决定论和外生技术决定论转向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模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众多学者在新古典经济分析框架中引入人力资本来估算其经济价值。
首先,扩展的索洛模型(Mankiw-Romer-Weilversionofmodel,也称augment-solowmodel,简称MRW模型)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和拓展。
新古典主义复兴者曼昆(N.G.Mankiw)、罗默(D.Romer)和韦尔(D.N.Weil)将人力资本直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到索洛模型中,构造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因素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32],其简化模型如下:
其次是也被广泛扩展的AK模型。
AK函数是一个使得资本边际产出不再递减的最简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33]也可以说是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强调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形式如下(Y为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K表示包含物质和人力的广义概念的资本。
公式两边都除以L,得:
y=Ak=f[k],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f′[k]=A,人均资本的平均产出f[k]/k=A,人均产出增长率ry=
):
Y=AK
此外,为将储蓄率内生而构建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model,简称OLG模型)和RCK模型(Ramesy-Cass-Koopmans,简称RCK模型)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卡斯(DavidCass)[34]和库普曼斯(TjallingC.Koopmans)[35]把拉姆齐(FrankRamesy)[36]的消费者行为引入到索洛模型,使用动态最优化分析方法将储蓄率内生,建立RCK模型。
然而RCK模型假定决策者时间的无限性,戴蒙德(P.Diamond)的OLG模型则假定决策者生命期限有限,认为经济增长的稳态可能并不存在。
[37]很多学者将RCK和OLG模型加以扩展分析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问题。
[38-39]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存在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的缺陷,阿罗(KennethJ.Arrow)假设投资可以创造并传递知识,提出了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模型[40]。
他认为知识所具有的溢出效应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使报酬递增成为了可能,但技术进步率却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宇泽弘文(HirofumiUzawa)提出了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物质生产和人力资本(教育)生产部门[41],但该模型仍假定将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所以他们的研究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但难能可贵的初步尝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PaulM.Romer)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42]和卢卡斯(RobertE.Lucas)的《论经济发展机制》(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43]的问世才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再度涌起。
与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新经济增长模型致力于解决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和将技术内生化,把研究范围从发达国家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将人力资本纳入进来,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内生增长率,所以也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根据模型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分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种。
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增长模型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呈现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变的不同特征,又分为外部性条件下的增长模型(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模型等)和凸性增长模型(琼斯—真野惠里模型、雷贝洛模型等)。
完全竞争条件忽视或低估了个人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而出现了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即正规模效应的结论,这与事实并不相符,20世纪90年代便出现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包括产品种类增加型、产品质量升级型、专业分工加深型三类。
[44]为了能够阐述地更为清晰,笔者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角度来对典型模型进行梳理。
1.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的边际产出递增,新知识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因此,知识或技术能够不断进步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内生,同时继承了宇泽弘文的思路,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同时具有内部效应(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和外部效应(提高他人劳动生产率和其他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强调人力资本外部性是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巴罗(RobertJ.Barro)和萨拉伊马丁(XavierSala-I-Martin)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直接作用机制[45]。
斯托克(NancyL.Stokey)也认为边干边学中积累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46]。
2.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1)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此举其实也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主要有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两条路径。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和罗默等。
罗默的知识内生生产三部门模型(研究部门、中间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认为,人力资本的存量影响知识创新能力,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47]。
模型如下:
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H表示竞争性人力资本、A表示非竞争性知识存量,假定η单位的产出可生产1单位的中间品。
但该模型并未区分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只是表示广义上的人力资本。
然而新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neo-schumpeteriangrowththeory)认为,知识创新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还可能具有负外部性,他将不完全竞争引入建立了创造性毁灭模型,指出新知识的产生会淘汰部分旧知识[48];格罗斯曼(GeneM.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Helpman)以产品质量改进研发为出发点提出的质量提升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也得出了一致结论[49]。
很多学者在对新熊彼特经济增长框架下估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50-51]。
通过技术扩散影响经济增长的代表人物有纳尔逊(RichardNelson)和菲尔普斯(EdmundPhelps),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强个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模仿(吸收)能力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52]。
伊斯兰(NazrulIslam)[53]、本哈比(JessBenhabib)和斯皮格尔(MarkM.Spiegel)[54]等的研究都支持这一间接作用机制。
此外,阿吉翁(PhilippeAghion)和豪伊特(PeterHowitt)还提出了联合作用机制,提出人力资本既作为要素直接投入生产,又通过影响技术进步间接促进经济发展[55],该观点得到普遍认可。
(2)通过劳动供给和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劳动供给,以往新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并未解决人口增长率(劳动供给)外生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人口流动、生育选择和闲暇时间的决策的角度将劳动供给内生[56-57]。
贝克尔、墨菲(K.M.Murphy)和塔木拉(R.Tamura)通过建立人口内生増长模型发现,人力资本总量和边际产出影响生育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58]。
关于劳动分工,贝克尔和墨菲认为,个体的知识积累影响劳动分工的深化程度从而提高产出水平,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59]。
(3)通过物质资本影响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的分布会影响物质资本所投资的行业和地区,通过引导物质资本的配置来影响经济增长[60]。
帕勃罗·罗梅洛(M.delP.Pablo-Romero)和戈麦斯·卡莱罗(M.delaP.Gómez-Calero)认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减缓物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61]。
(4)通过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必然受到政府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但众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假设制度为外生变量且保持不变。
格莱瑟等(EdwardL.Glaeser)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早期差异导致各国之间制度的不同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62]。
汉纳谢克和沃斯曼在控制住制度因素后发现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强烈影响仍然存在[63]。
楚永生等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联动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64]。
可能由于制度因素难以测量,且制度本身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尚有争议,该方面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此后,包含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呈现出百花争鸣的景象,更多是和其他因素共同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产业结构[65]、政府公共支出[66]、税收[67]、收入分配[68]。
但基本都是在生产函数方面做文章,鲜有理论上的实质性突破和创新。
当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是非此即彼,很多学者将两种模型相结合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69]。
总结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以下几点特性:
一是多样性。
由于人力资本的多元化,其存量、积累速度、结构和种类等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各维度之间还可能相互作用,比如健康水平影响认知能力[70]。
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存量而非积累影响经济增长[71],卢卡斯、森古达(JatiK.Sengupta)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72],而尼尔森和菲尔普斯、本哈比和斯皮格尔[73]、沙基纳(E.Shakina)和巴拉哈斯(A.Barajas)认为人力资本的存量决定了经济发展[74]。
关于人力资本结构,大多研究表明结构不平等将阻碍经济增长,少数研究持有相反观点[75]。
二是匹配性。
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配置角度进行度量,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或任务内容之间的匹配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76]。
沈利生、边雅静[77]和乔红芳[78]通过数理推导论证得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佳比例为二者的产出弹性之比。
三是异质性。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一致。
本哈比和斯皮格尔利用78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差异化的作用机制[79]。
魏下海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即期效应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次[80]。
当然,也有学者如普里切特(L.Pritchett)[81]和比尔斯(MarkBils)、克罗诺(PeterJ.Klenow)[82]等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并不相关,但他们未考虑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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