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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小姐》自然主义戏剧和电影改编中的延展性
《朱丽小姐》:
自然主义戏剧和电影改编中的延展性
[摘要] 《朱丽小姐》精确地刻画出斯特林堡和斯约堡的历史位置:
一个处在解决矛盾的困惑之中,另一个则跳出时代的圈子,鉴赏着这一矛盾,很明显,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都处在跨入现代艺术的门槛之上,而现代艺术,无论是现代戏剧还是电影,只有它的内容到形式得到完全的理解,才能焕发出应有的价值来。
[关键词] 《朱丽小姐》自然主义戏剧电影改编
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在瑞典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剧本最初创作于1888年,之前。
斯特林堡来到丹麦定居,并在哥本哈根参加“自然主义悲剧”《父亲》的首演式。
首演式后建立的斯堪的那维亚实验剧团于1888年3月短暂地演出了斯特林堡的一些戏剧作品,其中就包括《朱丽小姐》。
然而,斯特林堡这部伟大的自然主义剧作和他的很多作品一样不能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接受,《朱丽小姐》等待了16年(1904年)才得以在瑞典上演。
在这十几年问,无论在斯特林堡的私生活方面还是他作为作家的地位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
随着更多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出版,斯特林堡在欧洲文坛上的声誉与日俱增,像《朱丽小姐》这样当初为人们所不齿的戏剧在欧洲逐渐赢得了一大批观众,之后,喜欢《朱丽小姐》的观众人数越来越多,直到今天,这一剧目仍然为人们所推崇。
随着《朱丽小姐》这一剧目在各地的上演,有关《朱丽小姐》的阐释也变得愈加丰富。
简单地照本宣科已经不能满足新兴戏剧导演们的要求,于是,诸如芭蕾舞剧或是现代版的改编剧本也陆续开始出现。
而在这一时期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欢的电影艺术也介入其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再现了《朱丽小姐》的“悲剧”。
根据《朱丽小姐涮本改编的电影,在世界各地也有许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是瑞典导演阿尔夫?
斯约堡拍摄于1951年的黑白电影。
这位瑞典戏剧和电影的双料导演以自己的电影作品表达了对戏剧和电影不同特点的理解。
对比原剧本和风格迥异的电影作品,体现出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对艺术风格和不同艺术门类带有现代创新意识的执着追求。
一
从《朱丽小姐》剧本产生的背景来看,剧本属于斯特林堡作品中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类型,同时也代表了19世纪80年代的思想潮流和要求。
戏剧的情节很简单:
朱丽小姐生活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
家族的日渐衰落的和新时代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从朱丽小姐的父母就可以看到时代的冲突,朱丽母亲的卑微的平民出身使父母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的。
他们在婚姻、孩子、教育、平等、社会分工等方面都有分歧,而家庭的衰落和分崩离析也就是从这些分歧开始的。
一开始,朱丽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父母的冲突中。
她似乎站在母亲这一边。
但是她在内心深处还是很同情父亲。
母亲在教育上的态度和家庭的变故使朱丽小姐变得非常敏感和孤独。
这种情况在她未婚夫不能接受她的行为做法和思想离她而去之后变得异常尖锐。
当仲夏节之夜到来的时候,她宁愿与仆人在一起疯狂地跳舞而不愿意跟父亲去亲戚家。
她的舞伴仆人让魁梧、英俊,也同样的敏感。
在夜晚特殊的场合之下,在勾引和诱惑之下,让趁机占有了她,从而实现了倾覆鸟巢占有金鸟蛋的梦想。
在后半部分里,让劝说朱丽小姐和自己一起私奔。
到瑞士去尝试过新的生活。
但是在情势紧逼之下,朱丽小姐走投无路,在羞辱和恐惧中选择了自杀。
而她的家族也将“从此灭绝”。
斯特林堡在《朱丽小姐》中没有选择更多的人物,除了朱丽小姐和让之外,只有克里斯蒂是重要的陪衬人物,这些典型人物的刻画表现了斯特林堡要求对环境和人物作细致刻划的自然主义技巧。
每一个作家不管他描写什么内容,归根结底还是描写他自己。
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比他的其他戏剧作品更具有这种特征。
不过,当然不可能真的把朱丽小姐与斯特林堡等同起来。
通过了解作家生平就可以知道,斯特林堡的家庭跟《朱丽小姐》中的描写有些相似,他的母亲就曾是他父亲的女仆,因此这段婚姻被看作是屈就的婚姻。
后来,斯特林堡把他的自传体小说取名为《女仆的儿子》,正是对这种情况表示着自己的想法,这位商人和女仆的儿子对自己的童年遭遇记忆犹新。
“他最初的感觉是恐惧和饥饿。
他怕黑、怕挨打、怕惹人生气、怕摔倒、怕磕着、怕妨碍别人。
”可以想象,当朱丽小姐出现在舞台上时,她和约翰一样,在怀疑和反抗中度过了自己的生命最初二十几年,她敏感而脆弱,也会时刻掩盖自己的虚弱和不安,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疼爱的心态,所有这一切正是斯特林堡当时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由此可见。
在朱丽小姐的身上,还有着明显的斯特林堡主张的“生存就是冲突”的观念。
童年印象决定了斯特林堡对生活采取“敌对的立场”。
这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童年受到的屈辱对他后来的创作所起的巨大作用上。
另外。
1888年在丹麦的经历。
尤其是关于他的房东伯爵夫人弗朗肯诺和历史上的丹麦王后玛蒂尔德?
卡罗琳的生平对这部作品影响很大,当然。
身处婚姻危机的斯特林堡或多或少会把自己对妻子锡丽?
冯?
埃森的看法也倾注其中。
在这三个原型和一系列思想情绪的作用下。
他塑造了剧本《朱丽小姐耀的艺术形象。
《朱丽小姐》的副标题是。
一出自然主义戏剧,这一点正是这部戏剧作品的精髓所在。
作为源自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支持者。
斯特林堡提到:
“(左拉)只看到了破坏社会和谐的表象,而这是习惯和前人传下的观点所造成的。
”也许在斯特林堡看来,左拉所提倡的写繁琐的小事的自然主义手法也不过是表面的现实主义而已。
而在戏剧中,“整一和幻觉”才是斯特林堡终生注意的地方。
于是。
从《父亲》开始。
斯特林堡就刻意在作品中寻找那种挣扎于生死之间的所谓自然冲突,在他看来,它比现实主义更真实。
《朱丽小姐》是斯特林堡自然主义文学尝试最有特点的一部,它呈现出了有关自然主义的很多方面,包括诸如两性关系、人的内心冲突,还有产生这一切的不同原因――“种族”、“环境”和“时代”。
对于斯特林堡来说,“女仆的儿子”不仅仅只是指他与众不同的出身,还包括了他对自己“种族”的看法。
“父母所经历的那场狂风暴雨”、“出事之前家中遭到破产”、贵族父亲和“民主主义者”母亲,等等,都跟《朱丽小姐》的内容十分相似。
而且,环境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任意懈怠或坚定人的性格。
二
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们经常提到。
斯特林堡在很多社会问题非常激进,但在某些问题上却会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在《结婚》、《疯人辩护词》和《女仆的儿子》,《海姆瑟岛居民》、《斯德哥尔摩群岛上的生活》等作品中显示了斯特林堡描写大自然的卓越才能,但在1880年前后,斯特林堡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其中法国心理学家特乌杜勒?
里伯特的观点对他影响最深。
其中,有关强者可以通过“头脑的斗争”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斯特林堡说的“思想传导”。
悲剧《父亲》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稍晚一点的《朱丽小姐》中。
斯特林堡甚至采用了比较严谨的戏剧创作原则。
按照左拉的观点。
这是为达到自然主义真实性所必需的。
这些剧作显示了斯特林堡为简化戏剧艺术所做的努力。
他主张取消那些不自然的千人一面的特性描写:
现代人是复杂多变的,在舞台上就要如实地表现出来。
台词也应力求真实。
戏剧要求简短而无情节,重点应放在心理活动方面。
总的来看,在《父亲》和《朱丽小姐》中,他把自然主义的戏剧发展到一个完美的阶段。
首先。
斯特林堡有效地压缩了故事发生发展时间,其次,舞台上简单的布景非常符合斯特林堡凭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足以表达“生活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冲突”的观点。
独幕剧的形式已经足够在短时间内对人的生存、爱情或地位改变过程进行有效心理剖析。
该剧为了阐明作者的某种象征性看法。
有意识地将地点放在了厨房。
斯特林堡为《朱丽小姐》写的序是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
也是现代戏剧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虽然里面的很多观点都来自于左拉以及前一个时代的自然主义作家,但是斯特林堡却巧妙地结合了《朱丽小姐》这部作品,把相关的理论和技巧概括得十分全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戏剧的结构和个性的描写上。
他没有易卜生那种逻辑的严密性和连贯性。
然而他有更强烈的感情、更自由的想象,对人类的基本天性有更深刻的了解。
从斯特林堡的创作历程可以知道。
他把自然主义戏剧创作看作一个崭新的戏剧创作时期。
他试图以源自孔德、泰纳、左拉的理论,描写自己在这个时期和自身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于是。
斯特林堡在创作中贯穿了现代思想和个人经历。
最初,斯特林堡似乎只是要对诸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那样有思想倾向的戏剧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剧中朱丽小姐是作家笔下无辜的试验品,就象自然主义文学中很多主人公一样,在自然主义作家的安排下开始自己的生活。
朱丽小姐这个形象就象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一样,在对自己身世和当时生活环境之间无所适从。
男仆让的角色是向上爬的底层任务的典型,虽然他的野心并不彻底,但他对朱莉小姐来说就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在剧本中,斯特林堡构建了一种迷离的环境。
让观众和读者置身于这种独特环境之下,以某种可以理解的心情,从这种观点出发,描写了在那个夜晚发生的故事。
“这是一种尝试!
即使失败了,也到了该重新尝试的时候了。
”当斯特林堡写下《朱丽小姐?
序言》的时候,他把这部戏剧的出现看成是一种“尝试”,而斯约堡却以自己的现代视角赋予《朱丽小姐》这部作品更为丰富的内容,给了这部作品更为强盛的生命力。
三
一部电影,要想原封不动地改编文学作品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戏剧往往是个例外。
简单地说,戏剧和电影至少在表演和对白上是有相通之处的,电影也可以通过镜头和剪辑大大丰富戏剧的内容。
尽管如此,观众们在欣赏戏剧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跟戏剧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把它以电影的形式加以表达了”,就像人们在欣赏电影改编的《玩偶之家》(1973)、《推销员之死》(1985)的感觉一样。
在《朱丽小姐》这部戏剧的多次改编中,斯约堡拍摄于1951年的《朱丽小姐》虽然被看成是众多版本《朱丽小姐》改编文本中最有特色的一部。
但它却以独特的改编方式成为同类作品中很有意义的范例。
首先,电影《朱丽小姐》的出现。
是一种少见的戏剧舞台式样在影片中的“开放式”呈现。
从一开始,斯约堡的世界就已经跳出了厨房狭小的舞台空间,让人们直接关注到那一个狂欢的夜晚人们的活动。
人们通常说把戏剧搬上银幕时并非是简单地把作为文字形式存在的剧本变成电影剧本,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伴随着在假设环境中呈现出来的表演内容,它才是戏剧真正的核心。
草地上举行仪式的人们,谷仓里尽情狂欢的男女,一切都掩盖在了仲夏节几近极昼的日子里。
所以,在黑自画面的作用之下,光和影的作用被巧妙结合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斯约堡在整个庄园里营造了真正的狂欢气氛:
主人出门去了,留下来的仆人们在尽情狂欢。
中世纪传承下来的“狂欢节文化”在这一晚似乎真正实现了。
唯一留在庄园里的贵族朱丽小姐,她的出场在原著中就是第一句话:
让:
今天晚上朱丽小姐又发疯了:
彻底疯了!
克里斯婷:
她总是这样,不过,从来没有像解除婚约以后最近十四天这样。
很显然,在让和克里斯婷的对话中,戏剧观众会对朱丽小姐形成最初的印象。
但是。
电影观众就不必去理会让和克里斯婷到底在闲聊什么,因为在之前的场景中,发生在谷仓里的狂欢舞会,舞会上朱丽小姐的行为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其次。
从朱丽小姐在影片中的出场来看,斯约堡就将原著中的自然主义成份逐渐消解。
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摄影机以无所不在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发生在贵族庄园里的全部。
一开始片头里出现的金丝雀和鸟笼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出现在影片后半段的暗喻性道具,而之后出现在阴暗处的朱丽小姐,其意味和之前鸟笼中的鸟形成了对比关系。
作为独幕剧,斯特林堡在传统的舞台上有意识的加入了新的内容,其中,现代戏剧手法的运用保留了足够多的人物内心思绪,又在舞台上主要通过对白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那一个混乱的夜晚的不同表现以及与为何堕入这种境地的缘由的分析,中间夹杂了对往事的追忆,让过去和现在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以深入揭示作品主题。
但是,斯约堡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斯特林堡好不容易浓缩起来的思路全部伸展开来,以至于原来戏剧结构中的精妙之处被全部进行了改造。
它展示的场景形式让人想起希腊戏剧和电影导演卡柯扬尼斯(MichaelCacoyannis)1999年对契诃夫剧本《樱桃园》的创新和电影改编。
在斯约堡的《朱丽小姐》中,除了狂欢节的舞会。
还有一些场景:
让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朱丽小姐父母的不幸婚姻、庄园的民主改革、婚约的解除,都一一在影片中得以罗列。
甚至,斯约堡还增加了马车夫的角色,女仆克拉拉的角色,等等。
要知道,整个戏是按照斯特林堡当时在戏剧创作上采用的新原则展开的,即故事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
不换布景。
庄园宅邸里放着闪闪发光的铜制器皿的厨房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除朱丽和名叫让的男仆以外只有一个人物出现,还有让的未婚妻、女厨克里斯婷。
而克拉拉的角色和伯爵一样,原先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对白中,现在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使得故事内容显得异常庞杂。
譬如,在造成朱丽小姐当夜受男仆让的引诱最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原因的探讨上,偷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丽小姐在喂狗的时候恰巧看到了狂欢男女的拥吻,而后来,马车夫看到了院子里朱丽小姐和让的拉扯。
前面的场景也许比原著中的“月经期”说法更能从生理方面解释朱丽小姐的行为举止,而后面的场景则让戏剧中遮遮掩掩的仆人们的猜测变成了一场追逐。
仆人们气势汹汹地前来揭露朱丽小姐和让的恋情。
还是回到语言上来吧。
因为戏剧本身是在假定性很强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与观众保持相当近的距离,在戏剧动作和言语腔调上都会比日常生活更夸张、变形和程式化,这本来与以真实生活为背景的电影表演比起来就会显得做作和虚假一些。
最出色的对话技巧。
它不露出藏在人物背后的作者,而是让人物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感情所要求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说话。
因此,电影表演更应该强调自然、质朴和真实可信,于是,斯约堡在《朱丽小姐》中借用了原剧本的很多台词,只是在一些小细节上以原剧本为依托构建了新的思路。
在这样的改编中,观众看到的更多是两种类型的互渗和交错。
也许观众很想看到伯爵先生在得知事情真相后的感受如何,或者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家族最后的结局是怎样?
但当伯爵和朱丽小姐的订婚对象真的回到庄园,出现在观众面前时。
感觉到的失望却似乎更多一些,那些场景反倒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看来。
如何恰当地平衡语言和故事编排上的矛盾也是决定戏剧《朱丽小姐》能否成功转化成电影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斯特林堡之前,戏剧人物由于没有更为创新的内容而让观众们熟视无睹,斯特林堡的一个个戏剧人物在观众们面前展现他们独特的生活甚至是死去,突出地表明了世纪之交戏剧和时代的内在矛盾。
《朱丽小姐》精确地刻画出斯特林堡和斯约堡的历史位置:
一个处在解决矛盾的困惑之中,另一个则跳出时代的圈子,鉴赏着这一矛盾。
很明显,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都处在跨入现代艺术的门槛之上,而现代艺术,无论是现代戏剧还是电影。
只有它的内容到形式得到完全的理解,才能焕发出应有的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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