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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谣言与两汉之际的“汉家更受命”说
一、洪水、谣言、传说
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言、讹言的言论。
这些言论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无稽或迷信的,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传闻或捏造的消息等,这一点与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十分相象。
因此,它们常常与妖言、诗谶、民谣、童谣一起,被编入正史《五行志》中。
[1]法国学者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
”[2](P18)现代社会心将谣言和流言视为一种集群行为(CollectiveBehavior)。
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认为:
“集群行为是在公共和集体冲动的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换句话说,那是社会互动的结果。
”[3]?
?
(P865)戴维·波谱诺则认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动而发生的行为。
”[4]?
?
(P566-567)社会也指出“人们的行为一般来说大都处在既定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受通常的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同时也是难以预测的群体行为方式,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集群行为。
”[5](P398)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管理机制减弱和失控、社会心理压力增加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就会导致谣言的产生和迅速传播。
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谣言。
一则谣言产生后,或者是昙花一现,死水微澜,或者能激起轩然大波,产生巨大的持续性社会影响。
有的社会谣言指向的仅仅是特定个人或少数人,有的则可以裹挟成千上万人卷入其内。
然而,无论谣言的涵括面是宽是窄,持续的时间是长是短,它通常都能产生破坏性影响,不加以及时的疏导、管理或控制,会引起社会心理的紧张乃至社会管理的失序。
而且,从历史上看,有的谣言因人而起,缘事而发,其影响是短暂的,有的谣言主题却似乎能长远流传,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
洪水谣言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外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谣言主题和类型。
洪水灾害是自然灾害中给人类造成损失最大的一种灾害类型。
由于洪灾具有骤发性,不可避免性和区域性等特点,今天人类仍然在遭受洪水灾害的威胁,承受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1954年我国长江流域的水灾,1975年河南驻马店地区大水灾都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民生命的重大伤亡,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水灾经济损失过百亿美元。
[6]2016年7月在人们认识中很少发生洪水的河北省邢台市,也发生了河水漫堤的灾害,该市大贤村七里河河水暴涨漫堤,瞬间水深达2米多,致全村被大水淹没。
洪灾共造成邢台市境内死亡25人,失踪13人,受灾惨重。
洪水灾害的发生既给区域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损害,也往往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阴影和损伤。
因为灾害发生前后的情况不明,救治失时,还往往会伴生一些社会传言甚至谣言的产生。
[7]当然,今天发生的多数洪水,因有有长期的实际观测记录,通常可根据水文数据,精确推算其成因、流量,预估其危害性,提前制定防御措施,把洪水的生态和社会危害降至最低。
但历史时期发生的洪水,却因为科学、技术能力的限制,多数都无法预测和防范,骤发性更强,造成的危害更大。
因此,很多洪灾都伴生着洪水传说和谣言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洪水传说是世界各国文明中差不多共有的主题。
[8](P261-278)知名家徐旭生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史前的洪水传说,探讨了这种传说在中国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洪水最初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前末期,陕甘及河南南部地区(主要在河南辉县及东邻县境,淇水和黄河的交汇处)生活在低地、湖泊或河流岸边的古代先民,因未发明掘井技术,容易因雨灾而遭受洪水之害。
其后,人们把大禹治水说法渐扩大,经过不断的历史的积淀和记忆的强化,形成了洪水的传说。
这反映了中国先民从渔猎经济到初级农业经济转型的艰难历史。
[8](P129、136)①当然,本文研究的不是史前先民的洪水传说,而是发生在汉代之际的洪水谣言,二者产生的时代不同,历史背景和影响也各异。
流传于西汉末期的洪水谣言[9](P3)②与汉家更受命说,综合了天文星占、五德终始、原始道教和民众思想等多种传统思维和民间信仰观念,有着复杂的历史纹理和社会根源,是值得追根溯源,给以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
③
二、西汉哀帝时期“行诏筹”事件与大水说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发生的民众持诏筹惊走事件与两汉之际的洪水谣言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具有预警意义的“历史的先声”,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汉书·五行志》记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
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
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
又传书曰:
‘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
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至秋止。
”[10](P147)时人以为这是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参与政事造成的,如杜邺就解释这种现象说:
“《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
筹,所以纪数。
民,阴,水类也。
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
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
西王母,妇人之称。
博弈,男子之事。
于街巷阡陌,明离闑内,与疆外。
临事盘乐。
炕阳之意。
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
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
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
其明甚著。
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
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
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
”[10]?
?
(P1476-1477)又《汉书·天文志》记载此事不仅较《五行志》为详,而且有很大不同: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有著天白气,广如一匹布,长十余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
传曰:
‘言之不从,则有犬祸诗妖。
’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
’十二月,白气出西南,从地上至天,出参下,贯天厕,广如一疋布,长十余丈,十余日去。
占曰:
‘天子有阴病。
’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诏曰:
‘皇帝宽仁孝顺,奉承圣绪,靡有解怠,而久病未廖。
夙夜惟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
《春秋》大复古,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
’”[10](P1311-1312)而《汉书·哀帝纪》的记载则是:
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
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10](P342)综合分析以上史料可见,这次行诏筹事件影响了二十六个郡,时间则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对民众的生活秩序更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当时人或结合时政,或以天文星占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次事件,但事实上都未得要领。
有学者研究指出,这次行诏筹事件,其实是与原始道教的末世论预言有关。
汉行尚赤,为火德。
按照当时通行的五德终始论的政统逻辑,“汉行气尽”说,实为大水说的反映。
①汉尚赤,以火德胜,其性阳,大水将至,为阴气盛的表现。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
“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
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11](P1)还讲,战国时“有一个齐人邹衍,他作了好些书,其中一篇是《主运》,说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显示其符应,他就安稳地坐了龙位。
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这一德是足以胜过那一德的——就起而代之。
这样地照着五行的次序运转下去,成功了历史上的移朝换代。
他创了这种学说,唤做‘五德终始说’,很得当时的信仰,自然有推波助澜的徒众。
”[11](P2)关于汉代所对应的五行德性,自西汉初年以来一直到哀帝时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刘邦建汉的时候依照五行相克的道理把汉德定为水德,色尚黑,而至汉武帝元封七年,按照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兒宽等人的建议改汉德为土,色尚黄。
而到了西汉哀、平之际,刘歆、刘向等学者倡五行相生之说,认为汉应为火德,色尚赤,王莽也支持这种看法。
西汉末年,因应禅让说的五行相生的理念刚刚萌芽,政坛上和民间主要流行的还是对应革命的五行相克说。
这是两汉之际政治精英和民间信仰的主流。
对照上述记载解释其文意,所谓“传行诏筹”,就是在民众中相互传递来自西王母的神秘“诏书”,具体的做法就是人们相互传递“稾”或“棷”。
按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棷,麻干也。
”因此很可能其上并无文字,是用来“行”传西王母“诏”用的“筹”,象征性很强。
其所传言“佩此书者不死”,表明人们认为西王母具有拯救人们渡过灾厄的神力。
“持火上屋”的做法,则是对大水恐慌的表现。
因此人们不但以歌舞祠祀西王母,而且争相传递和佩带被认为得自西王母的符书,冀以渡厄不死。
这种讹言和传说的广泛流行,事实上就从政治预言和民众意识两个方面,对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提出了质疑。
这其实是与原始道教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预言为核心的“天官历”思想具有一致性。
[12]这与大家所熟知东汉末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黄巾起义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
原始道教,是杂糅了先秦道家思想、五行灾异学说和汉代太平道思想的一种民间信仰形态,作为形态的宗教,还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和目标。
这在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里有历史的体现。
据《中国道教史》论述,《太平经》的政治理想,是汉代政治动乱,阶级矛盾激化,天下极不太平的产物。
《太平经》指出:
“今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故病害万物。
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
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失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故与至道可以救之者也。
”它还借“天公”与“五行神吏”问答,指斥当时的政治状况:
“‘天公问,天下何故难平安哉?
’五行神吏上对言:
‘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内,去其四境万万余里,大远者多冤结,善恶不得上通达也;奇方殊文异策断绝、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结不得自讼通也,’”[13](P115)表明当时帝王高高在上,不了解民情;政治混乱,民受其害,没有门路可以申诉,只能寄希望于改朝换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借洪水谣言隐喻水德克火德的五德嬗替,以汉行气尽说明朝代更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自然灾害而生发的洪水谣言,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就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社会公众舆论。
宗教所宣扬的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固然是吸引信众的一个原因,但在宗教初兴或初传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往往会催生改换现世和现政权的政治动力。
原始道教如此,初传中国、尚未中国化的佛教也是如此。
史籍记载,北魏时期佛教的弥勒信仰,就曾引发规模不同的民众暴动。
有学者研究指出,自汉至魏弥勒净土信仰十分流行。
有关弥勒的佛经中宣扬信念弥勒,死后得以往生兜率天宫,免除轮回,永不退转;还说释迦预言,久后弥勒将自兜率天降生,那时世界变得非常美满,人寿八万四千岁,安稳快乐,没有水火刀兵饥馑之灾。
当然,这些向往兜率的宣传在北朝这个分裂动乱时代对于饱受各种灾难的民众自然极具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统治者自北魏皇帝以下曾经造了很多的弥勒像,以便诱引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往生兜率和弥勒降生。
但是流行在广大群众中间的弥勒信仰却并非尽如造像题记中所表达的那样止于祈求福报,向往来生。
有时,弥勒降生竟然成为鼓动反抗现实统治的手段,他们迫切要求实现令人神往的圣王治世,他们还相信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创造出一个圣王或弥勒来。
北魏至隋末,多次农民起义与性质不明的暴动与弥勒信仰有密切关系。
[14](P197-198)这与本文的研究可作为一个有意思的比照。
三、洪水谣言与汉家当“更受命”说
实际上,汉哀帝时期的行诏筹事件的发生,固然可能与西汉时期的西王母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有关,但如果联系到两汉之际的历史背景和西汉哀帝时期微妙的政治形势,这次事件发生的前提实际上还应该是两汉时期以来的民间洪水谣言和洪水预言。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灾难谣言和预言的存在,并被当时的政治人物加以刻意的利用和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哀帝时期具有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色彩的行西王母诏筹事件的发生。
而两汉时期屡屡发生的重大洪水灾害和新莽建立、两汉易代之际独特的政治形势,更是这次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这点,在下面所展开的简单分析中就可以略见端倪。
简单地梳理一下史籍就会看出,西汉汉哀帝时期的行诏筹事件,并不是西汉时期发生的唯一的洪水谣言事件,如果联系到前此和后此的多次类似事件加以分析,那么这些事件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因素就会昭然若揭了。
《汉书·外戚传》记载:
“(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
……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著在内也。
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
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
”[10](P3978-3979)这次民间洪水讹言和预言事件,先之以天象异常,继之以数郡水害,①随后即起民间谣言,这与前面所举的汉哀帝时期行西王母诏筹事件的发生简直是如出一辙。
《汉书·成帝纪》又记载说载,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
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
吏民惊上城。
”九月,成帝诏书中又提到这件事情说:
“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
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
”[10](P306-307)这也是一次典型的洪水谣言引起的京师民众的恐慌,而此前秋季的国内大面积洪水灾害无疑则是导致这次谣言流传的主要原因。
汉代水灾不断,也引起当时一些学者的反思,比如“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的李寻,面对“时多灾异”的局面,就曾经断言“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而其赖以立论的,就是洪水灾异之说。
史载:
“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
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
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
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
此二者已颇效矣。
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
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
……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
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亡期。
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
[10](P3179、3181)
李寻的解释,以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以“汉气将尽说”为现实指归,鼓吹火德将尽、水德兴盛和汉朝将亡的论调,如果将李寻的议论置入西汉末年汉家当“更受命”的思想背景下,再联系到李寻和王根及王氏家族的密切关系,则王莽代汉与西汉末期几次的洪水谣言和预言的关系就很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汉家当更受命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
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
而李寻亦好之。
……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
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
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
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
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
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
’”[10]?
?
(P3192),李寻是王根厚遇的谋士,其接受、发挥并宣传甘忠可的“汉家当更受命“的思想,正是为王氏家族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我们知道,从汉成帝时期王凤以外戚之重而任大将军时起,一直到王莽代汉的最终实现,其间存在一个王氏兄弟“作家门”的过程。
这点,即使是古代史家也看得十分清楚。
比如《汉书·五行志》就说:
“元帝崩,皇太子立,是为成帝。
尊(王)皇后为皇太后,(河平二年)以后弟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上委政,无所与。
王氏之权自凤起,……其后群弟世权,以至于莽,遂篡天下。
”[10]?
?
(P1370-1371)而王氏将由擅权而夺取汉家天下的趋势,则几乎更是当时深谙时局的人士都可以看出的事实。
如“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
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
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
‘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
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10](P1412-1413)而对于以王凤、王根和王莽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而言,水和水德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太平御览·地部》在讲到曹魏改汉代的雒水为洛水的原因时说:
“《魏略》曰:
汉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
魏为土,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
”[15](P280)由此可见,汉朝以火德自居,①按照五行生克的道理,在五行中最忌讳的是水。
这样,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思想背景下,王氏家族为了为夺取汉朝政权而制造思想舆论,自然会在水和水德方面大做文章。
正因如此,当汉成帝和汉哀帝统治时期出现较大的洪水灾害和民间讹谣异动时,当政的王氏外戚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这样的机会,或由其御用文人出面,或由王氏兄弟亲自出面,对民间的洪水讹谣和洪水预言大加利用,更把民众因洪水讹谣飞传而造成的恐慌情绪和逃灾避难的行动与民间的西王母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加以利用,最终上升到德运嬗替的高度来为其代汉制造合法性的舆论。
中国古代重大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都是惊人的,中国古代的民众常常生活于洪水灾害的阴影之下。
分析谣言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还应从谣言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也就是要把人们对谣言的认识,从“感知、意象、思考、推理”等多个心理维度进行追根究源。
[9](P34)《汉书·息夫躬传》载,哀帝时期发生民间行诏筹事件后,息夫躬上言说:
“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
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
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
”[10](P2184)这条史料里提到的“天下骚动”,即是对这次事件中民众心理状态的最简洁的概括。
而前引《汉书·五行志》所载汉代民众在洪水恐慌下“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和《汉书·哀帝纪》所载“民……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则是对这种骚动的最生动的注解。
实际上,不仅洪水预言可以引起民众的集群恐慌,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饱经世变,身心频受刺激,神经异常脆弱,洪水、火灾和其它各种社会讹言和谣言,也往往能够刺激他们的心灵,从而形成民众的大范围的惊慌和恐惧情绪。
这种恐慌和惊惧,当然就是洪水谣言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关于洪水预言和洪水讹谣等洪水神话的记载。
西方的洪水神话,人们较为熟知的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方舟”的故事。
中国的古文献中也有远古时代洪水的神话故事。
如《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另外,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也有很多洪水神话或传说。
有学者认为,这是“地球在冰河期末期,随着气候转暖,冰解雪融,导致了世界性的大水灾”的反映。
[16](P166)还有的学者则指出,原始洪水神话所反映的是民间宗教“追思原始文化中敬畏大自然的深层精神指向”。
[17]但是,无论学者们对洪水神话的传说如何解读,这种神话传说对中国古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
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受特殊环境的刺激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应往往是相似的。
所以,在还谈不上有任何科学的预警机制的中国古代,一旦自然条件有所变化,已经或即将发生水灾的时候,这种洪水预言和由这种讹谣和预言所引起的民间恐慌情绪便很容易在民众中间滋生和蔓延。
比如,东魏时期,高洋部下殷州刺史刘丰,在联合高岳攻打王思政时,建议以水攻之策以攻取长社。
《北史·刘丰传》载:
“及王思政据长社,丰与高岳等攻之。
先是讹言大鱼道上行,百姓苦之。
丰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
水长,鱼鳖皆游焉。
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
)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
丰拍浮向土山,为浪激,不时至。
西人钩之,并为敌所害。
”[18](P1902)这次洪水之灾,从根本上说只是一场人为的灾害。
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在刘丰献计水淹长社之前,民间就有鱼行道上的讹言了。
而鱼行道上,可以看作是洪水灾害的一种隐喻,也可以看作是洪水预言的一种委婉说法。
可见,东魏时期的这次民间洪水谣言,与汉代发生的历史民众讹言行诏筹事件是很相似的,这可以说是洪水谣言主题历史延续性的生动再现。
总之,汉代洪水谣言的产生,既有中国史前洪水传说的历史延续传统的影响,更是水灾这一自然灾害对民众身心伤害的现实投射,还有政治野心家的有意引导和操控,更隐藏着五德终始说、原始道家汉运中衰说的思想纹理,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复杂的历史现象。
汉代的洪水讹谣和洪水预言在当时民众的记忆里打下了很深的心理印记,一有风吹草动,这种讹谣和预言便有滋生之势。
不过,产生这种讹谣和预言的社会土壤,随着王莽禅汉的成功和其后东汉初期社会的安定而暂告消失,而且,伴随着东汉后期佛、道二教的日渐发展,中国民众的文化视野和信仰观念也大大拓展。
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思维习惯的印记,民众在洪灾突发、社会管理失序的节点,仍然会滋生制造和传播类似谣言的土壤,这是研读史籍,分析古代洪水谣言产生历史根源时需要特别注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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