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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
[摘要]苏珊·桑塔格关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分析,揭露了人类文化在疾病隐喻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她的批评实践触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躯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和疾病与“他者”的建构。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疾病的隐喻》;文化研究
一、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
关于“隐喻”,苏珊·桑塔格采纳了亚里斯多德的概念,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而所谓“疾病隐喻”,确实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即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
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比如,“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织的平面图,确实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织”;“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对文明来讲,是一种结核病”。
这告知咱们,隐喻这种人类制造性思维形式和修辞手腕,可能是危险的,应该警戒和摒弃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
作为一种常识,人们老是以为隐喻修辞的巢穴是文学语言,它使文学刻画显得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力。
但是,这一常识慢慢为今世西方知识界所颠覆,隐喻再也不被视为文学语言的专长,而被确以为是语言、乃至思维的大体形式与特点。
美国今世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们在其名著《咱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
“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咱们赖以生存和试探的一样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
”这一观点指出,人类赖以思维的语言概念都是隐喻性的。
比如,“长江口”、“瓶颈”、“桌子腿”、“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躯体隐喻;“人一辈子道路”、“社会舞台”、“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大脑是台机械”、“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
如此看来,人类思维全然不可能废除隐喻,但是,隐喻是不是确实是一干二净、毫无问题呢?
身为癌症患者,出于对隐喻修辞的灵敏和对疾病隐喻的痛恨,桑塔格说:
“固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试探。
但这并非意味着不存在一些咱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试图废置的隐喻。
”
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种被以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
通过其间成立“相似性”,疾病隐喻既能够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刻画为邪恶的,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取得进一步的“强化”。
关于疾病隐喻的普遍利用,桑塔格说:
“当咱们感到了邪恶却又再也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咱们如何才能做到谨慎?
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咱们于是寻求适合的隐喻。
但是,现代的疾病隐喻都只是是些廉价货。
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看成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
”从古至今,对疾病的厌恶和恐惧,都普遍存在着,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难以治愈的重疾。
而且由于各类非医学话语(迷信话语、道德话语等)的推波助澜,不仅给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还使疾病取得了超级丰硕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积存和携带着人类的恐惧和超级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当人们无法理智地试探和刻画“极端”或“绝对”的邪恶时,疾病意象就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修辞方式,疾病也就成为邪恶的象征。
由于人们在疾病隐喻中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疾病与邪恶之间似乎划上了等号,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取得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对病人,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来,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并使严厉的方法合法化,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手腕:
“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
它不外乎是一种鼓动,鼓动人们去把复杂的情形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令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
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
能够说,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极可能是对疾病意象的暴力运用,它激发的不是理性试探而是非理性的狂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疾病意象所积存和携带的恐惧与邪恶被抛向了某个政治事件,从而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就大大增加了指责者的本钱,使得严厉的方法合法化。
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在论及比喻(明喻和隐喻)时指出:
“对修辞性语言的操控与开发关于咱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能够说,咱们明白得世界的方式确实是由咱们用以谈论它的各类修辞手腕所调控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强调隐喻等修辞手腕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各类语言修辞与某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示人们注意隐喻等修辞手腕潜在的意识形态用意。
桑塔格关于疾病隐喻的分析正是一种隐喻修辞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她的批评实践让咱们再度凝视如此一个事实:
隐喻,不论它在文学艺术和日常表达中制造了何等美好的言词,它都是一种修辞;而依照其本义,修辞是一种利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去说服他人和阻碍他人态度的技术,因此,在很多情形下,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并非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那个事物的实际状况或特点,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这时的隐喻就成了一种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腕。
隐喻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腕,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因为它携带和转达了某种文化假设、道德意义与意识形态用意。
因此,关于许多形式的隐喻,应该维持一种警戒和谨慎的态度。
比如,战争(或军事)隐喻确实是一个值得琢磨和凝视的隐喻,因为“战争被概念为一种紧急状态,捐躯再大,也只是分。
”固然,在某些情形下,战争隐喻仍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抢险救灾中的“众志成城”、“奋战到底”、“人民战争”等等这些唤起团结和激发斗志的隐喻。
关于战争隐喻,咱们要警戒的是它可能激发的非理性、狂热和盲从。
二、躯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桑塔格明确指出其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
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唐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辩论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躯体上。
”在文学艺术领域,桑塔格提倡的“反对阐释”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宣言,目的是反对把文学艺术减缩为内容、意义和思想而轻忽了文学艺术中包括的感性体验。
因为在她眼里,阐释确实是通过各类话语给予世界以意义,不管这些意义是道德的、政治的,仍是宗教的:
“不惟如此,阐释仍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
去阐释,确实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那个世界(‘那个世界’!
倒仿佛还有另一个世界)。
”以上论断,能够视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影子的世界”)的全面反叛,因为正是这套意义与价值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妨碍了人们通过“听”和“看”来取得关于世界的体验。
桑塔格关于疾病的道德意义的剥离,是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对阐释”策略在躯体与疾病问题上的运用。
在现今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躯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利铭刻其中的场所。
英国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学者指出:
“人的躯体是文化的客体尽管人的躯体是由一种无可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其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
”[6]从咱们躯体的外观,到状态,再到活动,都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标准。
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关于躯体的关注要紧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规训咱们的躯体,比如,文化如何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导和训诫;二是批判某一文化给予某种躯体形式(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如黑人的躯体往往携带了更多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属于第二种,它关注的对象也是躯体,是患病的躯体,它的目标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义。
关于疾病,桑塔格是一个坚决的科学主义者,她坚信:
“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而且能被操纵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缘故———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极有可能,以后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即单一的病因和单一的医治方式)。
”基于这种对疾病的科学主义或“生理主义”观点,桑塔格历数了特按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
其中,桑塔格尤其反对疾病的宗教迷信说明和“心理学”说明,因为这些有关疾病的幻象和神话,不仅透露出人们关于疾病生理方面的明白得何其贫乏,而且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中所表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看成上天降罪的工具;结核病被以为是那些灵敏、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显缺点;癌症被以为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癌症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宣泄火气的人。
疾病是不是应该有道德意义?
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取得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但是,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桑塔格就受到了许多批评。
对此,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曾指出:
“她的警惕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
她幸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
”默克罗比以为,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加倍深远,与躯体政治的结合也加倍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毒品、同性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能够传染给所有人。
因此,桑塔格关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发了专门大的争议。
关于这种争议,现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关于艾滋病问题多数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
能够从各自的立场对致使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但关于患者与疾病本身那么筹划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躯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它们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份。
桑塔格力图去除患病的躯体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呼唤一种加倍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表现出加倍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桑塔格的批评实践还彰显了现今文化研究一贯的批评线路和立场:
在人类的历史上,围绕着基层阶级、女性、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躯体形式,有着超级丰硕和复杂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来讲,摈弃和清理那些具有压制性、歧视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一条远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与“他者”的建构桑塔格说: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每一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那么属于疾病王国。
”疾病有关社会个体的躯体,也会转化为一种社会身份。
只要某种专门的疾病被看成邪恶的坏事,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得悉自己得了这种疾病,总会感觉在道德上低人一头,于是患者就取得了一种他者身份,一个健康王国的“他者”。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所代言的群体,确实是作为“他者”的某些疾病的患者。
她的相关论述一方面让咱们看到了患者或病人被“他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与疾病有关的其它形式的“他者化”进程,它们有的基于地缘和民族问题,有的基于政治和殖民统治问题。
黑格尔曾利用过“他者”这一概念,他以为若是没有对“他者”的承认和熟悉,人类个体无法取得自身的“自我意识”。
比如,主人和奴隶是互为概念的。
表面上主人仿佛无所不能,但事实上,他需要奴隶来确认自身,即他的自我意识的取得依托奴隶的存在。
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
“他者”(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存在帮忙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和价值观念来确信其自身的位置在何处。
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指出:
“‘他性’是所有社会身份中的一个大体要素。
他者就在咱们当中。
当一种文化、社会或集体把某个个体排斥做他者时,它试图排除或压制的事实上是它自身的一部份.”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是社会权利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如女性、黑人、作为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少数族裔等等;而“他者”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老是积存和携带了大量消极的、压制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促令人们认真凝视病人的“他者”身份及其潜在的不公正。
病人,尤其那些躯体出了严峻问题的人,或被以为是由于虚弱而应该受到特殊照顾的弱者,或被以为是性格和生活适应有缺点的人,或被以为是已经没有进展前途的人,或被以为是由于自身的邪恶或不道德而应该得处处惩的人,或被以为是行将就木的人。
不管各类社会话语把疾病的来源归因于天谴、不良生活适应、遗传或性格,患上重疾的病人都是一种很容易产生耻辱感的作为“他者”的人。
比如,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人老是偏向于对自己所患之病三缄其口,因为癌症极可能被看成一桩丑事,会危及他的性爱生活、晋升机遇、乃至他的工作。
能够说某些病人的“他者”身份,不仅给他带来精神上的耻辱与痛楚,还会阻碍到其生存资源的取得。
桑塔格专门指出,那些致命的、对躯体外观(尤其是脸部)有专门损害的疾病最容易取得道德意义。
能够说,人类关于躯体完美的追求,是疾病取得耻辱性意义的重要缘故之一。
对人类躯体力量、漂亮和健康的赞美是文学艺术的传统主题,这似乎为人类的躯体提供了一个理想标本,严峻背离这一理想的躯体都是“他者”。
在论及西方文化如何把残疾人排斥为“他者”时,英国学者莱恩·伯顿指出:
贯穿有记录之历史的对残疾人的一贯的成见,都是由“躯体完美”的理想和对“完美神话”的追求引发的,这种对躯体完美的追求将引发包括恐惧、可怕、焦虑、厌恶、疑心、同情、过度爱惜等一系列常见的社会反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与文化建构了许多基于躯体疾病或缺点的“他者”,病人、侏儒、残疾人、智障者等等,他们都是社会与文化中的“他者”,都因为自身的“他者”身份而饱受耻辱。
比如,为了追求躯体(和道德)的完美,希腊人谴责残疾———火神赫菲斯托斯就因跛足而被流放到地狱;罗马人赞同杀死虚弱的婴儿的适应,还把残疾人看成一种娱乐工具,他们让侏儒和女奴隶进行搏斗演出;中世纪时期,残疾的躯体常被看成为撒旦工作的证据,尤其是不健康的婴儿,还被以为是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笨的小孩。
桑塔格还专门关注与疾病有关的其他形式的“他者化”进程,她指出: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被判定为邪恶的人老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作为“他者”的异族、异邦、异域(一般是原始地域)或仇敌,往往被想象为疾病的传染源。
这种想象成为建构“他者”的手腕,成为各类形式的排外、歧视和敌对宣传的工具。
“他者”的存在,是一种文化与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的表现,而基于疾病、残疾等躯体形式的“他者”建构尤其显得诡秘。
在咱们今天的社会里,“乙肝歧视”、“艾滋歧视”和“SARS恐慌”和对残疾人的各类成见仍然存在。
把某些病人和残疾人建构为“他者”,反映出某种文化在克服死亡恐惧和躯体焦虑时的无力与自私,反映出这种文化对死亡的阴郁与悲观态度。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吴宪忠,朱锋颖.隐喻理论多维试探[J].北方论丛,2006(3):
56257.
[4]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
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6.
[5]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魏,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
[6]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75.
[7]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公共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8]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莱恩·伯顿.社会学与残障[M]//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31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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