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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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
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
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fēi”、“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年)。
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
“庄王方弱。
”韦昭注:
“方弱,未二十。
”),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
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
留守在郢yǐng都的公子燮xiè(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yǐng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
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
公子燮xiè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jí梨与叔麇jūn所诱杀。
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
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
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殽xiáo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
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
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
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
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zǐ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
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
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
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bǎn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
贾力排众议,说:
“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
若我出师,必惧而归。
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
”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shè服自退。
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
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
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lǐn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
进军至句(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
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
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蚡fén冒征服陉xíng隰xí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
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
正在句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
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
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
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
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
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
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kuī觎yú周鼎之志矣。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
可见,灭庸之役,不仅显示了楚庄王的杰出才干,也为后来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楚庄王即位初,内忧外患,形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君主。
结果,楚庄王镇静若定,安然地渡过了难关。
但楚庄王毕竟是一位青年人,执政初幼弱,无经验,而是经过苦心磨炼才成熟起来的。
《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
“有敢谏者死无赦。
”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
“愿有进隐。
”曰:
“有鸟在于阜fù,三年不蜚fēi不鸣,是何鸟也?
”庄王曰: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举退矣,吾知之矣。
”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
王曰:
“若不闻令乎?
”对曰:
“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
”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
国人大悦,是岁灭庸。
《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有类似记载。
可见楚庄王即位后,一方面依靠贤佐旧臣应付困难局面(如庐戢jí梨、叔麇jūn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chì吏治。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
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
“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
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
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
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hù(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
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
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
)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
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唁yàn,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
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
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
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
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
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
郑、宋战于大棘jí(宋地,今河南睢huī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
华元逃归,为宋筑城。
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
“睅hàn(大目貌)其目,皤pó(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
”(《左传·宣公二年》。
)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
秦、晋关系紧张。
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
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
)为由,悄然退去。
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
)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tún为国君,是为晋成公。
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郔yán(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
)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
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
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
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
“在德不在鼎。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传·宣公三年》。
)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huì,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
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
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
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
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
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
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
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
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
斗谷於菟tú(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
子文“毁家纾shū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
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
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
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
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
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蒍wěi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
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蒍治兵,蒍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
“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断定子玉必败。
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
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蒍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
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
)一方面与蒍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
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
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蒍吕臣则被任为令尹。
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
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
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泝sù江将入郢yǐng(顾炎武《补正》:
“(子西)将入郢为乱。
”),恰好被正在渚zhǔ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
)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xiè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jí梨所杀。
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
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
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蒍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蒍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
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蒍贾则为工正。
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
“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
子文曰:
‘必杀之!
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
谚曰:
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子良不可。
子文以为大戚。
及将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
’且泣曰:
‘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
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蒍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蒍贾亦升任为司马。
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
《佐传·宣公四年》载:
“子越又恶之(指蒍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蒍贾)于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
”另据《史记·楚世家》载:
“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
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
”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蒍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蒍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蒍贾囚杀。
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蒍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蒍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
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
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
)谈判解决。
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
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
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gāo浒(今湖北襄阳西)。
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zhēng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
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
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
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zhēn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
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
)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蒍wěi敖、蒍艾猎、蒍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
其父蒍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蒍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
蒍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
”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
)的生活。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
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yú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
)、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
“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
”)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
)《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
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
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
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
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fēi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
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bēi”(《大平御览·地部》:
“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骃yīn集解引《皇览》说:
“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
”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
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
“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
”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
《绎史·孙叔敖碑》说:
“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
”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
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
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
“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
”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
《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
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如《新论·国是》载:
“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pìn马,披羊之裘。
从者曰:
‘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
’叔敖曰:
‘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
’”《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
《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mò齿而无分铢zhū之蓄。
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
……病其临卒,将无棺槨guǒ”。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
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
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骫wěi,可谓公平”。
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
《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
《左传·宣公二十年》载:
“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rù,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
”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
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
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
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
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邲bì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yí城(今河南正阳境)。
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
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
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
)
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
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
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
“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
”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
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又载,“楚民俗好庳bēi(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
‘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
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lǘ里使高其捆(门限)。
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
’王许之。
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皇览》记载说:
“民传孙叔敖曰:
‘葬我庐江陂bēi,后当为万户邑。
’”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
《吕氏春秋·情欲》说: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
……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
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
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
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
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
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
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
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
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
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hù(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
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
大夫洩xiè冶谏阻,反而被杀。
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
)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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