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docx
- 文档编号:8128773
- 上传时间:2023-01-29
- 格式:DOCX
- 页数:5
- 大小:79.94KB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docx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作者:
毛寿龙
比如,奥斯特罗姆夫妇创造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时对微观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行为的解释力量和理论上的优雅有一个一般的理解,但对其支持者忽略制度的作用感到不满意。
他们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架倾向于假设一组制度安排,但没有认识到这些安排可以由人控制,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制度情景中行为会有所不同。
在研究公共财产资源时,奥斯特罗姆对哈丁的公地灾难的分析不满意。
哈丁认为,给定一组制度规则,当地的牧羊人不可以相互沟通,自己就能够达成一组协议来管理公共财产资源的进入,需要外部力量接入管制和强制实施进入的限制。
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意和满意,激发了奥斯特罗姆夫妇及其同事开发崭新研究框架的设想。
从文献上来看,IAD框架首先出现于1982年,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威廉·布罗姆
本出版后有很多修改;两者都从很一般的概念性框架出发,然后应用于广泛的问题的研究,并且框架越来越精致:
IAD发展成为理解所有社会行为的精致的框架,也成为公共财产资源管理的更为精致的理论;ACF已经变成更为整体的框架,或者理论,用来理解现代社会长期政策变化,现代社会具有明显的劳动分工,并且有很多有组织的意见和利益的差异。
不过,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可以从小范围的框架发展成为比较一般的框架或者理论,IAD与ACF都从比较具体的小范围的框架,能够发展为比较广泛的框架或者理论,与这两个理论本身的特点是相关的:
一是概念与假设非常清楚,利于证伪。
空洞的概念与假设,很难证明是错误的,自然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没有学习,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去修正其不一致性,去修正证伪后的关系,或者完善框架,弥补严重的缺陷。
定义与假设清楚,可以吸引很多学者去在经验上证明。
比如ACF界定倡导联盟是一组人,有共同的信念系统,来自不同的位置,如选任的或者机构的官员,利益集团领袖,研究者等,在一段时间里在行动方面有重要的协调。
经验证明,这样的联盟的确又共同的信念系统,信念系统是联盟的共同条件。
其中有些理论不是非常成功,比如多流框架,没有明显的假设,其结构和操作化很流畅,证伪很困难。
所以很难进行修正。
二是框架或者理论的概念要尽可能抽象。
概念越抽象,其范围越广泛,广泛的假设,更可以在某些场合被证伪,在某些场合得到确认。
这样可以进一步在经验研究中完善理论。
三是思考因果程序。
比如思考A影响B的机制是什么呢?
又如何影响C呢?
思考因果程序是一般框架发展成为更为集中的、更为逻辑性的相互联系的理论。
许多理论,没有发展清楚的因果关系链条,后来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关注。
四是努力改善内部的不一致性与相互联接。
比如ACF研究者发现,政策核心信念是界定某个联盟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区分重要的核心政策变化与较小的政策变化是关键的。
政策核心与次要方面有差异是ACF的主要假设。
开始时ACF并不清楚政策核心概念抽象程度如何,其范围如何。
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非常具体的信念是一些联盟的胶水之后,它就成了核心概念。
这使得ACF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完善有关信念的界定,并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一个,笔者认为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设计一些长期的研究项目,建立学者研究网络,给出并出版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研究者把它严格地应用于不同场合,进行经验层次的研究。
鼓励其他学者在其所专长的领域里也进行类似的经验研究。
愿意以经验研究和逻辑分析为基础修正框架。
在一个共享的研究项目里发展一个学者网络。
这两个分析框架的创造者都有明确的办法来鼓励形成学者社群:
鼓励其他学者严格应用这一框架;评论对这一框架感兴趣的学者的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提供一些激励,如奖励或者出版工作论文等来鼓励这些兴趣;建立研究通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读书活动等,组织对该框架有兴趣的学者。
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
在不同的情境下尽可能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从中比较不同理论的优缺点,并据此来完善自己的框架与理论。
三、IAPP的发展思路
在中国,公共行政作为学科得以发展是1985年以后才开始的。
公共政策研究虽然自那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到目前为止,公共政策的研究依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开发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中心试图吸收域外公共政策研究的经验,适应中国实践的需要,开发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组织开放性的研究群体,促进中国特色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
[15]
IAPP研究中心的任务是,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当代中国背景条件下的治道变革问题。
学术上,开发和完善分析框架,相关的分析理论,以及相关的模型。
在中国背景条件下发展学术,如发展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公共政策理论,或者是政治学的理论。
实践上,则是提供有关公共问题的基本知识,尤其是提供有关公共政策之制度基础的知识,理解正在发生的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并不奢望从零开始应用演绎法或者归纳法来开发理论,而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遵循第三种理论开发方法,它首先始于若干不满:
一是不满意于当前公共行政理论等分析性概念的不明确,不同概念的不明确,缺乏政策检验。
二是不满意于当前公共政策理论,无法提供具体问题的分析,缺乏对人的关怀,缺乏对物品或者服务类型的关怀,缺乏对特定价值的关怀,更缺乏对制度基础的关怀。
当然,这一研究也始于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学术发展,需要更为严肃认真的发展;中国实践问题,需要有更多的理论开发。
因此,IAPP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现有的政治社会理论、经济理论、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而且特别关心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治道变革问题。
IAPP理论传统的分析本身都很有价值,但我们发现,这些理论的概念与假设的边界,不同理论与方法的连接点,不同分析层次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人给与足够的关注。
IAPP理论首先关注有关人以及人群属性的理论。
认为,人们对政治的界定(权威性分配、经济的集中、冲突的最高形式等),对经济的界定(追求追大化的、节约),对道德的界定(公而忘私,利他,德性,正当性,合乎规范等),都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同的界定缺乏一致性,没有清晰的边界或者界限。
现有的有关人性的理论,往往着眼于善恶的讨论,或者着眼于劣根性或者根本性质的讨论。
其改造人性、改造人种的政策建议不是愚昧可笑,就是根本上是反人道的,往往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IAPP力图清晰地界定政治、经济与道德,使其更加清晰,相互之间的边界更加确定,并更具有可分析性,但也认可通常意义上的界定,并与之作比较,以此开发出IAPP政治分析、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的方法,以此开发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与道德理论,并用于规范理论分析。
以此开发出有关人的属性的规范和实证的理论,包括人群属性的规范和实证的理论。
进一步开发出有关政府、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经济与道德理论,尤其是制度理论。
IAPP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关心开发和运用物品属性理论。
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少用于专业的政策分析。
IAPP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物品属性的规范与实证理论,并重新检验这一传统的学者所开发的理论,并在政策层次上进行检验。
IAPP重视科学的方法,但并不因此而排斥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并不完全排斥一些超人类的价值(如生态主义价值)。
IAPP认为,人类生活充满了很多价值,但IAPP更偏好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基本权利、自主治理、契约民主、宪政法治、自由市场等等。
并在人道的意义上探索这些价值对于人的完美生活的意义。
IAPP还将力图避免很多理论以及政策在价值上的不连续性问题。
IAPP关心人类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尤其关心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的制度分析,考察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但重视人的行为对制度的影响,人可以基于自己的认识,设计选择不同的制度,并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影响制度。
IAPP的制度分析,不仅仅考虑个人层次的制度,还考虑集体层次的制度,更考虑立宪意义上的制度安排。
个人的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能很容易影响制度;但在集体层次上,在立宪层次上的影响,却要少得多。
IAPP的制度,指的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行动规则,从价值、事实与逻辑,三个层次上去界定。
任何现实的制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与人类的生活事实联系在一起,并且都有特定的逻辑。
概括起来说,IAPP关心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方法,分析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问题。
这一研究的事业,不仅需要学者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的集体的努力。
据此,IAPP努力创造学思人生,建设学者社群。
这一社群运用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以及基本的理论与模型,不断发展与完善。
这一社群将进行各个层次的逻辑的与经验的研究,包括实验室的人类行为研究。
该社群鼓励各个方面的学者也进行类似的研究,通过网站、网络提供信息,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读书活动、学术信息等,建立开放性质的IAPP社群(IAPPCommunity):
学者、学生与实践者都可以自由参加,鼓励自主治理的学术活动。
与此同时,IAPP社群还组织一系列的写作与出版活动,如译丛、文库、工作论文系列等等,组织认真、严肃的研究小组活动。
这些学术活动将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读书、学习、思考、写作的人生选择,在这样的人生中,遵循谦虚、人道、宽容与幽默的生活原则,处理与不同意见的学者之间的关系。
它意味着IAPP群体在人类的文明面前,在其他学术传统面前保持一种谦虚的姿态,对所有的活动都抱着一种人道的态度,对所有差异与不同,甚至是反对,抱着宽容的心怀,在严肃认真之余不失幽默的品格。
不进行冲突性的批评,而是建设性的建议。
不努力寻找不同,而是创造性的学习,寻找其他传统的努力与IAPP传统的连接点。
APP作为笔者个人的学者兴趣,可以说至少已经酝酿了10年,但希望通过一个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学生自愿组成的研究社群(IAPPCommunity)共同推进研究和实践的概念,则起始于1997年底笔者在英国访问时期。
1998年2月8日笔者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把这一设想实施在IAPP网站上。
这一本土化研究的努力,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思考与选择的结果,并非一开始就自觉有意地去学习西方学者的做法,但西方学者成功努力的影响痕迹依然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的做法非常成熟,而且富有成果,总结西方的经验,更好地向西方学习,显然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更好地提升中国本土化的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水平。
当然,中国学者在理论开发过程中学习西方是重要的,但从中国的传统中整理本土的理论开发资源,也是新一代中国政策分析学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周易》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说天道运行,刚强劲健,君子亦应如此,坚强振作不断努力,据此可以说,每一个学者的不懈努力,是中国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基础。
《周易》还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说君子应当效法大地的厚实和顺的德性,容载万物,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解决疑难,以宽厚仁恕之心待人接物,实行学问。
据此可以说,中国的政策学者也可以兼容并学,学习西方,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聚、辨、居、行。
《周易》的为学之道,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同工异趣之妙。
中国古代治学方法的精神,与现代西方学者发展其成熟理论的方法,在精神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以中国古代的传统为基础,兼学西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开辟崭新的途径。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西方 公共政策 理论 发展 及其 本土化 研究 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