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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关键:
中国观东洋学实力主义现实主义
日本人的“中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几变迁。
并且,这种变迁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
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识就建筑在这种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观基础之上。
它以历史、文为其出发点并最终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的认同与追求上。
日本人的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的追求。
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
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体现在《日本书纪》当中。
《日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
周、汉魏、晋、隋、唐、①。
日本对中国正式外交始于607年,从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改成了唐朝。
《日本书》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年止。
日本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初次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江战役开。
本来,从魏朝到隋朝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
到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意识不断增强。
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
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日本国王遣使来,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天子无恙”的表述,令皇帝极为不。
不过,从国书的用语可以看出日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意识的产。
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
如,日本称朝鲜“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感。
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
据《旧唐书》记,“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以实对。
故中国疑焉。
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时期日本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国观的第1次变迁。
唐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
进入10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
在日本民族文化——国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平安族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意识并图超越“大唐文明。
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速展开,人员、物品的交流及融业的发展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导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组。
这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识还在持续”②。
到了平清盛时代,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贸易得到极推动。
宋朝货币大量流日本,取代了日本安时代的实物货币。
“镰仓时,宋钱占居主导地位。
清盛所开的中世流通经济为日本纳东亚铜钱经济圈创造了契,其历史意义不可视”③。
不过,此时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其政治孤立的局面并未打开。
入室町时代,特别是到了足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国的认识才发生了时代的变化。
日中、日朝外交重开,1373年明朝节团派往京都,足利幕与中国的明朝开始了正式的外交往。
明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日本国王”称号,足利义满从明朝领取冠服并服明朝。
这样,日又被重新编入东亚国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都曾接受中国皇帝所派册封的正式册封。
义政、义澄、晴也都使用过“日本王”这一封号。
幕府军受到册封“意味着属于天皇的外权被武家政权所夺取”⑷。
在一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力构。
不过,这个国王称号日本国内的正式场合并不用。
入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方的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际观“本朝、震旦、天竺”开始“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转化。
这一时期,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川家康3人不同的对外认识较有代表性。
织田信长为了取武器实现国内统一对“南蛮”文化表示出强烈的心,对西方基督教也能够容,因此,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外方针。
丰臣秀吉实行的是闭锁式外交方针。
但同时他又对台的鹿皮、东南亚的丰富物产垂三尺。
16世纪末,丰臣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大明,并在对女真族钳制的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
德川家康改变了秀吉的锁国外交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政策。
但他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
德川家康废除了自足利义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权的总揽者而定位的义”⑸。
1616年是日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村山等安率军攻打台湾,惨败被满门抄斩;中日勘合贸易终结;崎发生基督徒惨案16世纪30年代,日本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近代。
在“锁国”间日本留出4个对外“窗口,即对中国、荷兰的长崎;对朝鲜的对马;对琉球的萨;对阿伊奴的松前。
16~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在动荡重组。
明朝政府的朝贡贸受到来自亚洲各国不断扩大的民贸易的挑战,但为了维护华夷秩序防范西方的入侵,明政府始终垄断着对外贸易。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1717年开始实海禁。
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状态。
“锁国”既是对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也因应东亚国际秩序变动所取的对策。
在17世纪东亚国际关格局的变动中,中国完成了明的交替,日本的幕藩制国家也业已形成。
经过东亚各内部的整合,至18世纪初,东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形。
新秩序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夷秩序”。
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在这一时期还法触动东亚固有的国际秩序的根。
此时的“西力东渐”还主要表为俄罗斯对北亚以荷、英对东亚的渗透上。
方势力在南北两方基本处均衡状态。
也就是说,从18世初到19世纪中叶,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
华夷秩序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外交上基本游离于华夷秩序之,但在文化上与中华文明有共识。
19世中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序”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
东亚国的民族危机感同时增加。
东亚有的国际秩序又面临着新的整。
1871年“日清友好条”的签订终于使日本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地位。
是日本“开国”以所签订的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的国家、族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是选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展国权同时进行的。
攘夷需要联合亚洲,扩展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
近代日本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筑着他的亚洲观与中国观。
日本为会形成这种分裂式的亚认识与对华认识,恐怕要以下2点考虑:
“第一,在幕权力所培育的国际序意识中不存在连带=对等联合的观点。
第二,日本是过屈服于有军事力量=武威’的西方列强的方式而被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对传统上习惯于以‘武威’为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幕权力及维新政府来说,并没有么不和谐的感觉”⑹。
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识以及“尚武”精神,才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与国观在经过了甲午战争后发生质的转变。
二、近代日本人中国观
近代日人中国观的形成与“洋”概念的重新界定有着直接的系。
所谓“东洋”,其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在古代西方社会,它要指现在的近东而言,即小亚细亚、波、埃及。
而印度、国则另外称呼。
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远东一词是后来才有的。
着西方人地理知识的展,东洋所指范围也扩大。
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中。
在中国人眼中,东洋除作为地概念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最初,在利马窦与中国人编的世界地图上,“大东洋”与“大洋”同指单纯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张燮著有《东西洋考,其中有“东洋航线”与西洋航线”的记载。
东洋航线的点在金门,终点在文。
文莱既是东洋的终点,又是西洋的起点。
东洋线指出金门——取彭湖——达宋岛——再南下到爪哇岛或文莱北岸的航线;西洋航线指从莱出发——向爪哇苏门达腊方向行驶—沿印度支那东岸返回到彭湖——门的航线。
后来,东洋航沿岸就被称作东洋,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西。
其中,东洋的地理位置虽然括在后来的东洋概念之中,但是,西洋的地位置与现在的西洋概念然不同。
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中根本就没有与东平起平坐的西方,甚至也没有方的概念,“自古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到了近代,中国人多称日本、菲宾、文莱北部为东洋,尤其视日为东洋。
总之,东洋的方位大“指广东东南部的菲律宾、马来群及文莱东部,后来其范围进一步大到东北部,包括台湾、日,尤其日本常被称作东洋。
但在日本情却与此相反,东洋西洋这两个单词分别是从Orient与Occident译过来的。
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指远东。
所谓东洋史,是本学者定位的体系、命名的学问,般来讲不包括日本,但也在一会包括西亚、一会不包括西亚的不妥之处”⑺。
由可见,历史上的“东洋”与西洋”概念属于地范畴,而并非历史文化范畴。
近代日本之所以予“东洋”一词以特殊含意是有其目的的。
日本“东洋”概念有两层含意。
首先,作为地理方位的表记,在狭义指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即远地区;广义上指整个亚洲。
其次,为日本在世界史或国际关系格局中自我定位,“东洋”概念有特殊的指向性。
而且,在一层面上又分别具有普与特殊两种性质。
当面对西对东方的侵略时,即“东洋外指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之内的。
这是“东洋”概念的普性质。
但当“东洋”内指,即在东洋内部,日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表现出东洋”概念的特殊性质
在日本,广泛使用“东洋”一词是进入明治时以。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在19世纪初,方就将自己定位在“文明”层次上。
这种“西洋/东洋模式无形中就被规定在“文明/蛮”的框架中。
这时的“东洋与“西洋”已超出地理概念的范围,具有了历史与文的限定性。
日本之所以要创造一个新的东洋概念,其原因在是由于日本经过“文开化”后,自觉与“文”的欧洲属于一类,并刻意与“落”的亚洲保持一定的距离。
特别是午战争后,中国的失败导致日本亚洲产生了优越感于是,“文明=西洋、野蛮=洋”的模式就被简单地套为日本=文明=西洋、中国=蛮=东洋”。
这时的“东洋”指中国。
“汉学”研也变成了“东洋史”研究,日从“远东”一员变成了“远西一员,即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
这样,日本对中国、鲜的扩张与干涉就可在“文明”的名义下行并在理论上得以当化。
在谈到日本创造“东洋”念的由来时,丸山真男指出:
它反应了明治以后的日迅速westernization的过程,因为国家主义与明治以后的westernization流而产生的文化、政治路线与亚各国明显不同”⑻。
从近代本精心构筑“东洋”概念的过程中,我们看出近代日本在亚洲及世界际关系格局中企图为自重新定位的打算。
而且,由此产生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及其所形的理论体系规定了近代日本历史展的方向与进程。
它不仅使为“命运共同体”的亚细亚主无法在各国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实,而且还让日本陷入自己心设计的“矛盾网”之中,使近代本的历史、文化发展此而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
近日本的“东洋”观具明显的“二律背反”现。
本来,东洋”一词是相对与“西洋而言的,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史、文化上,东洋应是一个整体。
但本为了“谢绝亚细亚之友”抛弃了传统的“汉学”研,另起炉灶创立了东洋史学”理论体系,近代日本“东洋”观的最终形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依据。
日本人说的“东洋学”是以亚洲为研究对。
甲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极大地激了日本人对外扩张的欲望以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资本主义制的确立期结束并进入帝国主时代。
这两次战争的利奠定了日本在亚的霸权地位。
为了配合殖民主义政策日本开始“东洋史学”的研究1886年,东京大学招聘德国历学家里斯?
L?
赖斯来日本讲学。
赖斯在大增设了历史专业,并与回国不久的坪井九马三一起讲历史。
1890年,毕业本专业的白鸟库吉到学习讲授东洋史,这被为是日本学术性东洋史学诞生标志。
1894年,根据柯通世、三宅米吉的议,日本文部省将等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
日本“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自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体经了5个时期⑼。
第1期:
明治前期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学界整体的创期,还不应称为东洋史学,这时的东洋史主指中国史,它只不过是汉学的个部门而已。
第2期:
明20~30年代初。
这是东史学发展的准备期。
1888~1892年期间,出版了那柯世的《支那通史》5卷及市村瓒次郎滝川龟太郎的《支那史》6。
这一时期以教科书、参考书概论编撰为主,值得注目的专业究几乎没有。
第3:
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期。
这一时期,脱离以往概论编撰的状态,开始了业性研究。
特别是日俄战后,日本继承了俄罗斯在“洲”的所谓权益,并进一步并朝鲜。
随着日本对亚洲国家略的进展东洋史的研究也始活跃。
东京大学立了国史、西洋史、东史学科,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应义塾大学都分别开设东洋史讲座。
1907年,岩弥之助购进清末4大书家之一陆心源的藏书,立了静嘉堂文库,为东洋史的研带来了方便。
第4期:
从正初期到昭和初期。
第1次世界大战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气,掌握了东亚霸权日本更加积极推行其侵略中国的“陆政策”。
与这一势相适应有关东洋史学的究机构进一步增设,其研究迅速展。
1917年岩崎弥之助又购入敦泰晤士通讯员莫里逊的藏书,在基础上于1924年立了东洋文库并成立研究部。
这里作为东洋史学研究的堂被许多人所利用。
1929年日本用辛丑条约赔偿金分别在东京、京都建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第5期:
从昭和初到二战结束。
这一时期研者的数量显著增加,究内容进一步精确化。
与以往对历、地理、表层文化的研究不同,开始了对社会经济、各项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
随着日对亚洲侵略的进展,加大对中国、朝鲜、“满洲”、蒙古及东南亚、印度、西亚的研究力。
同时,其研究的略性质也越发明显。
上述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出,它是日本用以“发国威”的一门学问,“大日本帝国的学问”。
且这种学问完全是为日本的国利益服务的,日本人国观的变迁也正是在这种国家价观的基础上发生的。
东洋史的代表性人物是被称为‘东洋史大御所’的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反映了日本当急于树立自己在亚洲的“威信而对“东洋”重新认的需要。
1909年8月,44岁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支那古传之研究》的演说,对儒学典、特别是孔子极为赞赏的尧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烈的怀疑。
他的“尧禹抹煞论”是对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的极大冲击,动摇日本汉学家的信仰。
不过,鸟库吉的中国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他一方面现出对中国文化整体蔑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儒学的回归。
白鸟库吉认为,中唐代以前的文化在遣使时代日本就已经吸了。
中国唐代以后的化德川时代也已经吸收了现在日本人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方学习。
但白鸟库同时又认为自己“不儒学的敌人,而是学的拥护者”。
1918年发表《汉文化的价值》文,一边鼓吹日本人已把中国文化部学完了、现在的任务是向西方习,一边又提醒日人西洋的东西并非什么好,“儒教”应该受到尊敬。
1930年他发表《日本建国之精神的公开讲演,大声疾呼“日本的精神便是吸取印度的佛教、中的儒教并使之在日达到统一”。
他还把“儒教推崇为日本国家的基精神。
白鸟库吉自相盾的思惟是近代日本历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二背反现象在理论上的实反应。
津左右吉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继承了白鸟库吉中国观”的一个方面。
津田认为,东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根本就存在。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质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有任何影响,印度虽然把佛教传给国,但佛教的影响未使中国的民族生活发生根本性改变。
他的这种理论与代初期日本所倡导的“脱亚”精以及创造东洋概念的出点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显得些“过时”。
因为当日本与西方民主义者之间的争霸达到白化的时候,日本政府需要的不是亚入欧的理论,而是如何打“亚洲”的理论。
1939年,当津田东大法学部讲演时,右翼学生质问他:
“全面否定儒教与日本文的联系,否定日本与中国在共同的‘东洋文化’…这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了‘战’的文化性意义吗?
”⑽。
这里,右翼学生对‘圣战’认识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单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领悟到代日本的亚洲认识及其中国观在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了一微妙的变化。
因为,第一,日的东洋观此时已由“内”转向“外指”,已由与东洋划清界转向强调东洋一体共同对付西了。
第二,东洋史学作为欧化主义”的理论基础已不适应“越近代”以及与西方列强争霸的需。
第三,“恢复东的文化与传统”是为日本所谓“圣战”及“大东亚共荣”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上寻找理论据。
在这种形势下津田理论受到冷遇是理当然的事情。
另外,更主要的津田对日本神代史的研究结果令国主义者大为不满。
津田的理被右翼团体攻击为“逆思想”,津田本人也被当日本的法院判刑3个月并终身禁止写作。
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国人轻蔑的程度。
但进入20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关系局的变化,限于孤立地位日本为了与西方殖民主者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开始寻找“脱欧入亚”理论。
因此,东洋这张被日本打过的牌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近代日本自相矛盾的亚观与中国观在日本政府对待田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现。
在津田发表讲演的同年,谷川徹三在《中央公论》上表论文:
“东洋与西洋”,对当时本的东洋观进行了理论分析他首先对东洋与西洋对的现实意义提出疑问。
指出“果说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的科学与技文化、包括我们从西洋进的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历史与统的基础之上。
如果不是这,它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⑾。
谷认为,在东洋与西洋的称呼中含有史传统与文化上的意是无疑的。
正是在个意义上讲,东洋各国即便过去什么交往但却有一体感。
可是,如把东洋与西洋对立起来,那就必须到过去,而“过去的洋无法成为今天的指导原理、“目前,尤为重要的问题,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东的新秩序还缺少充分现实性……日本立于亚文化前列的时日还太浅。
我们异民族进行统治、安抚的经验只一点点”⑿。
所以,他认日本是在东洋的“大口号”下实其侵略的真实目的在当时军国主义者统治下的日,他能以如此冷静的头脑与明确语言透彻地分析日本亚洲政的实质难能可贵。
他告戒本不要步当年入侵中原的异族人后尘,因为他们“虽然征服了人,但不久就被汉的文化所同化”⒀。
三、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对于日来讲,“一直到明治维新,国都被当做‘圣人君子之’。
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思想史的基础”⒁。
但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日本人中国观发生了第3次大的迁,日本开始蔑视中国。
二结束,日本战败。
中国日本人眼中重新成为“人类理想之”,他们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强国”。
但很快这样中国认识就发生了化。
因为进入60年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飞,而中国社会却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10余年左右的时光。
日本经济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贫困状态。
因此,日本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了近代的原点上。
反应这种变的代表性作品是长谷川庆太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别!
亚州》一书。
此书作认为,“日本位于亚洲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
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的地区。
在长期的历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度。
但这已成为历史。
因为在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亚洲在这40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
结果,日本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⒂。
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日本周边亚洲人的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共同的要素。
“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
日本是耸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里的一栋超近代的层建筑”。
他的话容易让人想起19纪80年代福泽瑜吉撰写《脱亚论》一书中提出的“谢绝亚细亚之友”的主张。
80年代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妙的变化。
特别是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亚洲推行他的“新战略”,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用。
对于日本而言,中即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过于衰弱。
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就会面临危机。
中国过于强大,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
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其中,既有对中国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也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如,的日本人说,他不喜欢声讨南京屠杀的中国而喜欢出三志、汉诗的中国。
还有的本人建议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金钱与技术作为有效的武器,与中国建立战略式伴关系,而这种战略式伙伴关系所谓喜欢不喜欢,只是出于实主义的考虑。
另外也有象石原慎太这样主张中国分裂的。
当然,战后50多来,从方法论以及基本理的角度来认真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乏其人。
关于战后日本人洲观的问题,最早在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着手进行研究的竹内好。
1961年,他在“为方法的亚洲”一文中主张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
80年代后沟口雄三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的理论分析框架。
沟口认为,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中国学。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中沟口指出,把中作为方法来研究的领域一个多元领域。
在这里,中国一个要素,欧洲也是一要素。
他把中国作为亚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看西方。
口试图用从中国导出价值观来替换东洋这一概念。
他认,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研究的国不应停留在对象上,而应把中国自身再作为一种方法观察世界。
即通过把日本相对化把中国相对化,进而再把世界相化。
他认为这样才能在主体相对化的过程中摆脱欧洲心史观,同时将追求本主体性本身也相对化。
们不能不说这是在研究国与亚洲的方法论上的一个试、一种创新。
日本在究和看待中国时正确的态度与方法至关重要的。
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发。
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如,NHK在做过有关中的节目后有关负责人就深有触地说:
“我们极力排想掌握这个国家整体形象的野,我们只想挑战局部地区”。
中央论也认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国都个别印象,想通过一件事解中国是不可能的。
小室直树在《国原论》”中指出,正是中国的历才是理解中国的宝库;佛教、基教、犹太教都是拯救个人的,但儒是拯救集体的。
几十年来一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认识对中国脚实地的研究以及实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观的第4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2002年11月28日,日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书。
这是小泉内阁“对外关课题组”在经过1年零2月的研究并召开了32次会议的基础之上成的最后书面文件《21世纪日本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新外交》。
该报告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
⑴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⑵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强化。
⑶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
在国际形势进行上述断的基础上,该课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也是威胁。
强调日本在制定未来外交战略时,首先要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
并将日的“国家利益”规定:
⑴维持日本的和平与全。
⑵维持自由贸易体制。
⑶拥自由、民主、人权。
⑷推进与各民众之间的学术、文化、育交流,培养人材但笔者认为,该报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此。
更要的意义在于该报告书将成为21纪日本人树立新中国观的开始。
因笔者注意到,该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问题关注的力度。
课题组成员不将中国因素作为目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述其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甚至在参考资料中有关对ODA部分也占有重要的篇幅。
所,笔者将这份报告看成是即将来临的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的信号。
下面分析一下报告书中体现的21世纪日本“中国观”的新特点:
1、重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报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争以来150年中未出现过的‘强势中’”。
日本必须面对这个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处理日中关系。
虽然该文件没把中国象美国那样定位“对日本来说是最要的国家”上,但却认为“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题”。
同时,将中日系定性在“协调与共”、“竞争与磨擦”两种反要素相互交织的框之中。
主张在处理中日系时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静的心情”加以对待。
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对于双的“共同点”要加以扩展,对于“异点”双方也要有勇气承认。
国当局要确立和提高“世界范围内中日关系这一意识”。
认为良好而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国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否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
报告指出:
“对于日本来说,究竟望近邻的大国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呢,是一个经济陷入停滞、时而发猛烈社会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展、社会稳定并能给包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商的中国?
这一点无需讨论”。
认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遇。
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报告书承认这是事实,并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有加深的可能,但并不认中国要对此负责。
指出,解决经空心化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本经济结构改革中的一环节,“使日本自身在高附加价的生产活动中成为有魅力的家并推进广义上的服务化。
而“胡乱地强调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
与如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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