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应该拥有和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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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应该拥有和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应该拥有和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一、帮助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增加收
入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所在国的责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YUEP社会经济本底调查报告》,记载的是“中国云南省多部门协作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开始时周边社区的发现展状。
YUEP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GEF)立项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指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施的。
GEF立项的目的是:
通过发展和探索社区与政府合作保护生物资源、减少环境破坏的方法,对云南山地生态系统全球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促进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项目要求:
a,建立跨部门机构解决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
b,制定与实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参与性生态系统管理和教育计划,包括根据项目流域区资源的潜力和限制,确定该生态管理战略;根据政策、体制以及当地社区环境和项目计划进行多部门合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的科学与传统知识结合起来综合实践;正确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的研究分析手段,并以优先考虑地区和试验示范区的参与性土地利用作为依据。
有种论点认为,社区村民只要通过教育,就可以懂得并进行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持这种论点的人对在森林、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项目与工作不感兴趣,对社区村民的呼声置若罔闻,对帮助社区村记增加收入感兴趣。
这种论点不但与GEF/UNDP的援助宗旨不符,而且与当今理论界的公认观点相悖。
在此,让我们重温美国主流生物学家、波士顿大学罗萨尔德普里马克(RichardPrimack)教授在其《保护生物学基础》一书中深刻论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地居民的参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常被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自上而上’的策略,即政府下达保护计划,需要与‘自下而上’的程序结合起来,即当地村社和其他的群体能够拥有和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clay,1991)。
”这里所说的“发展目标”,就不发达地区的森林与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来说,维持生存的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住遮风雨则是第一位的,所谓的温饱就是在中国流行的词语。
在受冻挨饿的情况下,如果让村民不砍柴生火取暖、不砍木材去卖钱买食物吃,那是不可能的。
中外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盖源于活不下去了。
反正不起来造反就被饿死冻死,造反不成功可能会被杀头,但造反成功了就可以有饭吃、有火烤,造反的头领还可以当“皇帝”。
在此,中国有句“官逼民反”的经验总结,说的就是对农民不能太苛刻,否则他们就会造反。
在农民被生活所迫而造反的情况下,那种仍然固执地让农民保护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愿望,如果不是患了精神病,也是一种痴人说梦。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历史上曾经是森林、野草茂盛,只是后来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需求,人们在不知道森林生态效益的前提下,首先从城市郊区、平原地区大规模地剃光头式砍伐,才使森林面积逐年减少。
进入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识逐渐增多,才提出了限制采伐、加强保护、人工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等措施。
在此,限制采伐和加强保护的,是现有天然林区域,而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过去没有跟着砍伐风潮砍伐,并且进行了必要的保护,是他们为自己、为人类环境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
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所在国家理应对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的村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必要补偿,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使他们过上与发达地区居民一样水平的生活。
二、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具有保护森林的传统知识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林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林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专家的心目中,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是森林的主要或潜在的砍伐者与破坏者,因此,应该对其严加管理与防范。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根据我们在云南农村长期调查的结果,发现即使是最贫穷的村民,只要他们在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住遮风雨的前提下,是愿意植树造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源于数千年来他们对树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的积累。
只要人们不抱偏见,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农民无一例外地都知道树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中国云南省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树木崇拜,甚至指树为祖的风俗。
例如,许多少数民族村寨里的树木被神化为生命的象征、护佑村寨的神灵,认为村寨里如果没有树木,死去的人就不会再活转来,活着的人很快会死去;每年,村寨都会举行对树的祭祀活动,以至于在一切都可以毁坏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也很少有人敢动这些“神树神林”,直到今天,外来者进村调查,村寨人都会忠告不得随便动这些“神树神林”,否则将要大祸降临,并且往往举出若干事例,讲述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人不守树规,砍伐神树,造成家败人亡的后果等等(邓启耀,1996)。
再如白族有的人传说自己的始祖来源于柏林,有的则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黑竹子;拉祜族的苦聪人,则说他们的祖先是树根变成的。
特别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认为树木是人的庇荫福泽之处:
村寨中的树木茂盛,则预兆该村繁荣昌盛;人死后灵魂也要凭借这些高大的树木登天,因此几乎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树,尤其喜种长青树。
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青年结婚,要在山上选取一棵带有叶且生长茂盛的黄栗树,立于新居中央香案前,新郎新娘先在栗树前拜堂,才算获得“合法婚配”的许可;晚上,人们在松树叶搭的“彩棚”里对歌闹洞房,但要用一小株黄栗树在两家的房前屋后种满果木花草,称为“冲喜”;婚后,他们还要到双方村寨附近的荒山荒坡地造一片林子,称为“子孙林”,林子成活后才能同居,开始共同生活。
哈尼族农民认为锥栗树具有神秘的生长能力,孩子一出世,父母就要在村寨旁栽上3棵小树,将婴儿的胎盘埋在树底下,用洗婴儿的水浇灌树根。
黎族农民则有“拜寄”树木的风俗,孩子出生后,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焚香贴联,将孩子拜寄给这棵树,以“树生”、“根生”等为孩子命名,象征孩子为树所生,今后命根相系。
三、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对农村发展理论的引进的贡献
"
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当数发展经济学最为发达,也较为成熟。
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重点描述不发达国家的特征、解释贫困落后的原因以及设计摆脱困境的战略与模式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前期建立“一般理论模型”努力的失败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涌现“大思路”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一些学者在反思那种脱离对经济关系定性研究而沉溺于烦琐的数学游戏倾。
向的同时,转而关注重要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的实施,从而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证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相继形成了以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社会林业、生态旅游、性别分析为代表的崭新的、具体的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拓展,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中国的农村杜区发展项目逐步。
增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后改为经济研究所)抓住这一机遇,先后选派多人次出国留学与学术交流、多人次赴发展中国家考察受援项目,特别是多次参与国际组织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咨询、培训、可行性研究、监测与评估等,陆续把当代世界上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的最流行理沦引进到国内,并在实践中加以本土化与发展,对发展经济学走向实践化作出了一点贡献。
经济所引进当代国际上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理论,其原动力在于适应国际组织援华的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之急需。
1990年,国际福特基金会计划在云南省资助“中国云南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与示范顷目”(YUM简称“云南扶贫项目”),和“中国云南省林地资源合理利用试验示范项目”(简称“云南社会林业”),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准备,就是把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参与性和社会林业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农经所原所长袁德政研究员、青年学者郑宝华研究员及亚洲理工大学博士于小刚三人,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原项目官员孟泽思先生的委托,在村泰国、印度等国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进行考察、翻译其它国家资料的基础上,编印了《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这是至今为止可以查阅到的国内第一次引进社会林业、参与性等理论与方法的著作。
所谓社会林业,是相对于传统林业、工程林业、政府林业、现代林业而言的一项新型林业。
传统林业强调的是森林的木材功能,工程林业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造林技术,政府林业强调的是政府林业职能部门孤军作战式地发展林业,现代林业强调的是林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功能,而社会林业强调的是当地村民参与林业项目、并从林业活动中获得收益。
显然,社会林业与我国现行的各类林业,是完全不同的林业活动。
近几年来,中国国内有人提出的全社会办林业,也与社会林业不同。
至于有的人鼓吹让政府林业系统组织农民购买促进树木生根的药剂就是为社会林业,更是使人哭笑不得。
《社会林业学概述》定稿之时,袁德政所长不幸被医生查出身患肺纤维癌和皮肤肌癌。
在医院病床上,袁先生忍着剧痛,一字一句地修改、润色书稿,直至病逝。
袁先生这种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值得每一个科研人员学习。
在《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中,编著者详细地介绍了社会林业的兴起与定义、本质与特征、目的与功能,社会林业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
林地林木权属;菲律宾、印度和泰国社会林业实例分析等。
与此同时,编著者还向中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国外社会林业项目所采用的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参与性监测与评估、性别分析、林地权属等流行的理论与方法。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中心(IDRC)委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就农村发展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包括上述社会林业、参与性、快速评估、参与性监测与评估、性别分析等,对IDRC援助中国的20多个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中方项目人员,进行了培训。
之后,农经所左停、郑宝毕、赵鸭桥、康云海、宣宜、吴景、戴聪等学者应邀对世行、UNDP、FAO、欧盟、德国政府、荷兰政府、澳大利亚政府等援助中国的农村杜区发展项目,多次进行上述理论与方法的培训。
在此应该感谢的是,福特基金会原项目官员孟泽思博士,泰国清迈大学的乌莱旺·泰其涌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裴鲁索博士(Dr.NancyPeluso),澳大利亚迪京大学乔.雷米尼博士等,先后应邀来云南省讲学,重点地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使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在内的云南省从事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专家学者、项目工作人员受益菲浅。
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普及社会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福特基金会于1995年后在四川省也资助实施了社会林业项目:
资助中国林科院科技情报所建立了“林业与社会网络”,编印《林业与社会》杂志:
资助中南林业大学徐国桢教授牵头编著《土区林业/乡村林业》,作为林业院校学生的必修教材:
资助召开了多次社会林业研讨会。
为了在中国普及参与性的理论方法,福特基金会资助,以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为依托,吸收福特资助的云南省内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云南省林科院、西南林学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等单位的50多位留学归国学者参加,组建了“中国云南PRA网络”,分土地、森林、妇女、卫生与健康等4个小组,组织成员分别选取典型农村社区和国际援华项目进行参与性的调查研究。
相对于20世纪40—6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致力于“一般理论模型”的建立来说,参与性、社会林业等理论针对的是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强调的是发展项目区人民群众对发展项目的参与并从参与中获益,提出的“贫穷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他们贫穷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发展机会”、“当地村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基层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贫穷农户所具有的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知识、特别是他们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窘迫的经济处境抗争的知识,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起着重要作用”等等观点,把发展经济学提升到实用的境地。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以生产关系的变更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参与性、社会林业等理论更多地观察到至今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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