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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寿亭侯考辨》
《汉寿亭侯考辨》
刘斐
复旦大学中文系
【摘要】
关于“汉寿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汉寿”为地名说;另一种是“汉”为朝代名说。
我们对“汉”为朝代名说的依据一一辩驳后,认可“汉寿”为地名说。
关于“汉寿”位处何地,大致有三种观点:
其一为“武陵说”。
二为“蜀地说”。
其三为“两地说”。
而我们经过考证后提出第四种观点“两地皆非说”,因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与蜀地之汉寿皆为县名,故两地皆非,汉寿当为“亭名”,即“亭名说”。
【关键词】
汉寿亭侯武陵说葭萌说两地说亭名说
据《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
关于“汉寿亭侯”是汉之寿亭侯还是汉寿之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汉寿亭侯”的“汉”是表朝代名,“寿亭侯”为其爵位封号,即“汉”为朝代名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汉寿亭侯”的“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名,即“汉寿”为地名说。
一、“汉”字为朝代名说
弘治本《大明会典》和清人宋牧仲《筠廊偶笔》均持此观点,《筠廊偶笔》还说“大内有寿亭侯印一方”。
张舜徽主编的《三国志辞典》也设有“寿亭侯”这一词条。
李梦生先生据元人王寔《东吴小稿》中《寿亭侯印铭并序》记载役工得“寿亭侯”印而认为“关羽所封为‘寿亭侯’无疑”。
持此观点者之依据,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上曾发现“寿亭侯”印
“寿亭侯”印的发现可以说是支撑“汉”字为朝代名说的最有力的证据。
(1)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八载曾先后四次发现“寿亭侯印”:
其一,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间),洞庭渔者得“寿亭侯印”且藏于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其二,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复州宝相院伐木于土中得“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三,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邵州守黄沃叔启于郡人张氏处购得“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四,时人王仲言藏有“寿亭侯印”。
洪迈在文中认为这四枚印“皆非真汉物”,并提出几点理由:
其一,“汉寿乃亭名,不应去‘汉’字”;其二,(此印)“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其三,“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
”;其四,“云长以四年受封(按,当为建安五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
此外,清人张镇在《古印考辨》中也从六个方面指出洞庭湖所出印为伪:
其一,关羽败于临沮,即使丢了印佩,也“无缘远没洞庭”;其二,汉印其文当为篆书,今印字体“不甚与缪篆合”;其三,据《后汉书·舆服志》诸侯印为龟纽,今印非龟纽;其四,汉制“纽间初不着环”,而“今环在鼻上且连施吾环”;其五,关于以汉寿封,而今印“止寿亭字”;其六,汉印印文皆为章,今印“非章而为印。
”
关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得“寿亭侯印”的史实,宋人陈杰也在诗中记叙曾见此印,但他认为“远不可考”。
此外,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五也有记载,绍兴初,潭州人得“寿亭侯印”于水中。
但他指出“篆不古,非汉魏间字体”。
即赵指出这枚印不可能是关羽的。
不过,赵在这里提出一种折中的看法“或云:
晋宋以下,别有封寿亭侯者,亦未可知”。
(2)元丙戊年间(公元1346年)曾发现“寿亭侯印”
元人王寔在《东吴小稿·寿亭侯印铭并序》中记载丙戊年间(即元顺帝至正6年,公元1346年)役工得“寿亭侯印”,李梦生先生据此在《关于“汉寿亭侯”》一文中认为“关羽所封为‘寿亭侯’无疑”。
我们仔细考查《东吴小稿》中对该枚寿亭侯印的描写“(该寿亭侯印)铜色水泽莹洁,朱斑杂点,螭虎旋绾其中,铁环实贯于上,若行军备带之物”,则可知该印绝非关羽之印,因为据《后汉书·舆服志》天子印(玺)方为螭虎纽,诸侯王印为龟纽,而现在该印却“螭虎旋绾其中”显然与汉制不符。
由以上论证可知,先后出土的“寿亭侯印”皆非关羽之印。
(3)所谓“汉寿亭侯印”
与宣称发现所谓“寿亭侯印”不同的是,有人宣称发现了“汉寿亭侯印”。
明代黄希声记载(明)宏治三年(公元1490年)十月十八日扬州淘河获“汉寿亭侯之印”,但他指出“然印亦朱文迭篆实明制非汉物”。
清人柯汝霖也认为有所谓“汉寿亭侯印”存在,其所编之《关帝年谱》于“曹操即表封公为寿亭侯”一句下注“胡氏绮曰今关帝庙中有汉寿亭侯印一钮……相传宋绍兴中洞庭渔人得之,入于潭府,洪氏随笔记甚详。
”然查诸元人胡琦所编之《关王年谱图》中其原文曰:
“今庙中有亭侯印一钮”。
只曰有“亭侯印”未言有“汉寿亭侯印”,且书中有《亭侯印图》,辨其文,亦为“寿亭侯印”。
可见,柯氏于此处曲解了胡书的原意。
况且《容斋随笔》中洞庭渔人绍兴年间所得之印亦为“寿亭侯印”,而非“汉寿亭侯印”。
可见柯氏想以“汉寿亭侯印”的存在以证明关羽为“汉寿亭侯”而非“寿亭侯”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误将胡氏及洪氏笔下之“寿亭侯印”曲解为“汉寿亭侯印”则非也。
(二)文献中有关羽为“寿亭侯”的记载
前文已述,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6年)所修之《明会典》与宋牧仲《筠廊偶笔》均认为关羽为“寿亭侯”,因为“大内有寿亭侯印”。
而所谓“寿亭侯印”上文已证其伪。
且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南京太常少卿黄芳上奏朝廷指出《明会典》载关羽为“寿亭侯”有误,朝廷纳之,万历重修本《明会典》已经改为“汉寿亭侯”。
熊方在《后汉书年表》卷八中也将关羽爵号记为“寿亭侯”,后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及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里均指出熊方称关羽为“寿亭侯”是“传写脱误也”。
(三)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寿亭侯”
在元代《至元新刊三分事略》中卷之《操勘吉平》一节有“尔能降我,封尔寿亭侯”,在《关公袭车胄》一节有“帝见关公虬髯过腹,心中大喜,官封寿亭侯”,在《关公刺颜良》一节有“先主自思‘想兄弟关云长官封寿亭侯……’”,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有“张飞问二哥哥在何处,先主具说关公扶佐曹操,官封寿亭侯”。
均将关羽称为寿亭侯。
以上情节皆见于《三国志平话》,且每节标题及行文与《三分事略》皆一致。
元人关汉卿之《关大王单刀赴会》第二折鲁肃和司马徽均称关羽为“寿亭侯”。
高文秀之《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第三折有“(曹操引卒子上,云)……某领云长到于许都,加为寿亭侯之职”。
而在元代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里曹操、张辽、关羽的嫂子和张飞更是异口同声的称关羽为“寿亭侯”,乃至关羽也自称“(关末云)我如今官封为‘寿亭侯’哩”。
此外,元杂剧《寿亭侯怒斩关平》和《寿亭侯五关斩将》更是在标题中就称关羽为寿亭侯。
可见在元代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到了明代,通俗文学中继续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中有曹操送关羽“寿亭侯印”而关羽不受,加“汉”字而后受的情节,“却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
印文曰:
‘寿亭侯印’,使张辽赍去。
关公看了,推辞不受……操曰:
‘吾失计较’,遂交销印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辽送去,公视之笑曰:
‘丞相知吾意也’。
遂拜受之”。
此外在该卷《关云长封金挂印》一节中还有“遂将累受金银一一封记,悬寿亭侯印于库中”的情节。
以上情节皆旁见于汤学士校本《三国志传》卷五和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三。
此外,清代小说《隋唐演义》、《聊斋志异》及《忠孝勇烈木兰传》中也有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毛宗岗指出俗本中有“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的拙劣情节,并认为“是齐东野人之语”。
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也说“俗人据小说《三国志》称公‘寿亭侯’,尤可喷饭”。
足见通俗文学中将关羽称为“寿亭侯”之误。
事实上,通俗小说家将关羽称为“寿亭侯”而认为“汉”是朝代名,除了其自身对史实的忽略外,还有更深的原因。
在《三国志》研究中历来就有“帝魏论”和“帝蜀论”之间的争论,即认为魏国和蜀国到底孰为正统的问题。
自古以据中土者为正朔,然而南宋中原已失,偏安一隅,处境与蜀国极为相似。
而蜀汉以汉室一脉自居与南宋认为自己是宋室一脉相似,故“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中指出“(宋)高宗之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土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
”可见,“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而“帝蜀论”导致人们将蜀汉视为正统,因此忠于蜀汉成了忠义的表现,而关羽恰巧为其典型,因此其封号“汉寿亭侯”中的“汉”字易与关羽所效忠的“汉”朝相联系,并视为朝代名,以此进一步突出其特殊含义,加之通俗文学家在作品中迎合并加以发挥民众心中这一情结,因此通俗文学中大量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以上已对“汉”为朝代名的依据一一予以了辩驳,除此以外,从史料记载中也可证明汉寿亭侯之“汉”字非朝代名。
(1)《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从该表可以看出,与关羽同为亭侯的马超、张飞都未在其爵号前加朝代名“汉”字,可以“汉”非朝代名。
(2)据《新唐书》卷一十五《礼乐志》记载唐德宗建中三年治武成庙“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
越相国范蠡……汉相国平阳侯曹参……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
据上文可知,各位名将的官爵名前为朝代名,如范蠡前为“越”,曹参前为“汉”。
可见“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中“蜀”是其朝代名,“前将军”为官名,“汉寿亭侯”为爵位名。
同样的称谓方式旁见于《新唐书》卷八十八《宰相世系表》。
(3)《明史》卷五十《礼志》记载“后复增四:
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于鸡笼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
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可见明高祖洪武二十七年立关公庙,误称关羽称为“汉前将军寿亭侯”,即认为“汉”是朝代名。
到了明世宗嘉靖十年已改正错误,称为“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在毛批《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损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中毛宗岗指出“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
‘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本自了然。
”但毛宗岗觉得还不够“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字,曰‘汉汉寿亭侯之祠’,则人人洞晓矣。
”
由以上论证可知,“汉”为朝代名说是错误的。
二、“汉寿”为地名说
主张“汉寿”为地名说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据历代文献,特别是地理文献之记载,确有“汉寿”此地。
(详见后节)
(二)史料中有某人为“汉寿人”,甚至具体指明为“武陵汉寿人”的记录。
(1)被记载为汉寿人的有袭玄和绍荣兴。
《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沅水又东径临沅县南”其下注曰“县南有晋征士汉寿人袭玄之墓”。
又据《南史·刘勉传》记载“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刘勉之子)悛表其门闾”。
该史实旁见于《南齐书·刘悛传》
(2)被具体记载为“武陵汉寿人”的有龚祈、潘浚、潘京和伍朝。
据《南史·隐逸传》载“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
”该史实旁见于《宋书·隐逸传》。
又如,据《三国志·潘浚传》记载“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
”又如,据《晋书·潘京传》记载“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
再如,据《晋书·隐逸传》记载“伍朝,字世明,武陵汉寿人也。
”可见历史上确有“汉寿”此地。
(三)史料中出现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名或爵号。
史料中曾出现过“汉寿令”、“汉寿伯相”、“汉寿县子”、“汉寿县伯”和“汉寿左尉”等与汉寿有关的官职名和爵号。
(1)汉寿令。
据《陈书·钱道戢传》记载“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
父景深,梁汉寿令。
”该史实旁见于《南史·钱道戢传》。
可见钱道戢的父亲钱景深曾任汉寿令一职。
(2)汉寿伯相。
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汉寿伯相。
前汉立,后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
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指出汉代曾设立“汉寿伯相”这一官职。
(3)汉寿县子。
史书记载王镇恶曾被封为“汉寿县子”。
据《宋书·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
”该史实旁见于《南史·王镇恶传》。
(4)汉寿县伯。
历史上曾有两人被封为汉寿县伯:
沈林子和蔡道恭。
据《宋书·自序传》记载“高祖践阼,以佐命功,封(沈林子)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
该史实旁见于《宋书·列传第三》及《南史·沈约传》,即沈林子曾被封为汉寿县伯。
此外,蔡道恭也曾被封为汉寿县伯。
据《梁书·蔡道恭传》记载“(蔡道恭)天监(公元502年至520年)初,论功封汉寿县伯”,又皇帝曾下诏褒扬蔡道恭“诏曰:
‘……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才志通烈’”。
史实旁见于《南史·蔡道恭传》。
可见蔡道恭也被封为汉寿县伯。
(5)汉寿左尉。
在湖南省常德市城区北部穿紫河地带的南坪岗古墓群中,发掘出东汉中晚期的“汉寿左尉”墓。
该墓中出土了一枚阴刻“汉寿左尉”的滑石印章。
“汉寿左尉”印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存在“汉寿”此地,还证明了历史上曾设有“汉寿左尉”这一官职。
由上文可知,史上曾有以汉寿为治地或封地的记载,即有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和爵号的记载,可见确有“汉寿”此地。
据以上论证可知,“汉寿亭侯”是“汉寿”之亭侯,不是“汉”之“寿亭侯”,即“汉寿”为地名说才是对的,那么关羽的封地“汉寿”在何处呢?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有两个“汉寿”:
“武陵之汉寿”和“蜀地之汉寿”。
那么到底关羽的封地“汉寿”究竟位于何处?
历史上有三种观点:
其一为“蜀地说”,即认为其封地是由蜀地之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
其二为“武陵说”,即认为其封地是武陵下属的汉寿。
其三为“两地说”,即认为上述两地都是关羽的封地,认为关羽曾两次受封。
三、“蜀地说”(葭萌说、犍为说)
《尔雅注疏》卷七“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蜀先主改名汉寿县”。
可见蜀地之汉寿本为广汉郡之葭萌县,刘备改名后,属梓潼郡。
(该史实旁见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又据《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记载“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
可见建安二十五年刘备将葭萌改名为汉寿后,晋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名为“晋寿”。
(关于“晋寿”的记载,可见于《晋书·桓温传》及《北史·淳于诞传》),蜀地之汉寿在西晋改名为“晋寿”后,在“江左时期”(泛指东晋及南朝时期)又改名为“晋安”,到了隋代又改回“汉寿”旧名,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葭萌,蜀为汉寿,晋改晋寿县,江左改晋安,隋改葭萌,取汉旧名。
”可见蜀地确实存在汉寿县。
此外,据史料记载蜀国大将军费祎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
据《三国志·费祎传》记载“(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
延熙十五年(公元252年),命祎开府。
十六年(公元253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修在坐。
祎欢饮沈醉,为修手刃所害”。
该史实旁见于《三国志·三少帝纪》及《三国志·后主传》。
可见费祎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
由此可知,蜀地确有汉寿县,其本为广汉郡下属的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县,并改属梓潼郡,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大将军费祎曾北屯于此,延熙十六年费祎在此遇害。
后来,晋武帝泰始三年汉寿县又改名为晋寿县。
江左时期又改名为晋安,隋代又改回旧名“汉寿”。
即蜀地之汉寿其地名演变过程可见下图:
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名为)晋寿→(江左时期改名为)晋安→(隋代改回)汉寿
明代的程敏政、管律和清代的毛宗岗、杭世骏、吴青坛均持“蜀地说”。
程敏政《爵嗣考》和吴青坛《读书质疑》中都认为“(汉寿亭侯之)汉寿本县名,在犍为,史称费祎遇害处。
”明代管律在《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碑》也认为“汉寿在犍为”。
清人毛宗岗也认为“汉寿”“大将军费祎,会诸侯于此。
”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四中也认为是“费祎北屯汉寿”的汉寿。
可见,以上学者皆认为关羽的封地“汉寿”为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且程敏政、胡应麟、管律、吴青坛还具体认为“汉寿”“在犍为”,即所谓“犍为说”。
事实上,“犍为说”是不正确的。
从地图上看,按从南至北的顺序而言,依次为犍为——成都——广汉——梓潼——汉中,也就是说犍为在成都之南,倘若果为此地的话,那么费祎就不是“北屯汉寿”而是“南屯汉寿”了。
可见“犍为说”是不对的。
抛开“犍为说”不论,那么“葭萌说”是否站得住脚呢?
《三国志·关羽传》指出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是在建安五年,而蜀地之葭萌县是刘备在建安二十五年才改名为“汉寿”的。
也就是说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时,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费祎被害之地)当时还叫做“葭萌县。
”
由此可知,认为关羽的封地是蜀地之汉寿,即葭萌说,是不对的。
四、“武陵说”(魏寿说)
(一)武陵之汉寿存在的依据
关于存在武陵之汉寿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史料中有某人为“武陵汉寿人”的记载,如前所述,龚祈、潘浚和伍朝皆为“武陵汉寿人”。
(2)地理文献中对“武陵之汉寿”的记载
《后汉书·郡国志》在“武陵郡”下之“汉寿”写道:
“故索,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刺史治。
”由此可见,即武陵之汉寿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为汉寿,且东汉时已是荆州刺史治所所在了。
(关于汉寿属于武陵郡的史实旁见于《南齐书·州郡志》。
汉代荆州刺史治所在武陵汉寿的史实,旁见于《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
而关于其地名变迁的史实,旁见于《水经注·沅水注》)
汉代将索改名为汉寿后,三国时吴国据有武陵时又将其改名为吴寿。
关于“吴寿”,可见《宋书·符瑞志》“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
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
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晋灭吴后,又将吴寿改回汉寿。
见《宋书·州郡志》“(汉寿)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
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
据以上史料我们可知,汉寿县归武陵郡,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改名为汉寿,汉代是荆州刺史的治所,三国吴国时期被改名为“吴寿”,晋朝又改名为“汉寿”,此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我们可知其旧址在湖南常德府东北四十里的地方。
其地名演变图可表示为:
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为)汉寿→(三国吴国时期改名为)吴寿→(晋朝时期改名为)汉寿
(二)前贤多持武陵说
前贤多持“武陵说”。
熊方《后汉书年表》卷八在“关羽”一格,下注“武陵”,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指出熊方将关羽的爵号写成“寿亭侯”是“此传写误,脱去汉字,而注武陵则确也”,即也赞成“武陵说”。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指出“《续汉郡国志》:
武陵属县有汉寿,乃汉顺帝时改名,关羽所封,盖即其地。
”《辞源》也说“汉寿,县名……汉末关羽封汉寿亭侯,即此地”。
此外张维慎和文廷海先生也持“武陵说”。
(三)“武陵之汉寿”也非关羽之封地
在讨论武陵之汉寿是否是关羽的封底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武陵之汉寿”,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行政区域。
据前文所述,《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都指出“汉寿县”归属于武陵郡,是个县。
而据《后汉书·百官志》,列侯分为通侯(县侯)、乡侯和亭侯,级别不同,其对应的封地级别也不同,“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即通侯的封地对应与县,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于乡、亭。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中指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
而“武陵之汉寿”是个县,因此不可能是亭侯的封地。
(四)关于刘禹锡的《汉寿亭春望诗》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中指出“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
……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
”以此作为“武陵说”的依据。
然仔细考查上文会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刘禹锡原诗诗名为《汉寿城春望》而非《汉寿亭春望》,赵氏偶误。
其二、刘氏自注曰“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可见刘禹锡也将“汉寿”视为亭,是“古荆州刺史治亭”。
其三、“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
关公“曾镇荆州”和关羽曾封汉寿亭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且由上文可知,刘禹锡笔下的汉寿亭是后人为了纪念关羽“曾镇荆州”而造的,而非当年关羽的封地。
(五)关于“汉寿”即“魏寿”(“魏寿说”)
三国之贾诩曾被封“魏寿乡侯”、刘放曾被封“魏寿亭侯”。
见《三国志·贾诩传》“文帝即位(黄初元年),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及《三国志·刘放传》“(黄初)三年,(刘)放进爵魏寿亭侯”。
清人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中认为“魏寿”就是武陵之汉寿,且刘放的封地就是当年关羽的封地,即“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
即所谓“魏寿说”。
然而仔细考查发现此说有以下问题:
其一,在《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等地理文献都无魏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的记载。
《贾诩传》和《刘放传》虽然出现了“魏寿”,但并未记载“魏寿”是由“汉寿”改名而来。
其二,从“武陵之汉寿”的归属问题来看
武陵之汉寿属于荆州,东汉末由荆州牧刘表控制。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归曹操所有。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南征四郡,武陵等四郡太守投降,此时武陵归刘备刘备。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与孙权相约,“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时虽然荆州一半已属于吴,但武陵还是归刘备。
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袭关羽,据有整个荆州,此时武陵为吴所有。
吴于天纪二年(公元280年)为晋所灭,武陵归晋所有。
可见除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到十四年间,短暂地占有武陵之外,终魏之世未再据有武陵。
由上文可列出武陵汉寿的归属示意图:
东汉末武陵归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曹操→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归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归孙吴→吴天纪二年(公元280年),吴灭,武陵归晋朝。
而贾诩和刘放被封为魏寿乡侯和魏寿亭侯的时间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和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时武陵之汉寿被吴占有,魏国如何改名?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认为“此虽吴地,因其时孙权臣服魏人遥改名”即认为当时虽然武陵之汉寿被孙吴占据,但因孙权臣服于魏,故“遥改名”。
其情理虽通,然前文已述,信史中未见将武陵之汉寿更名为魏寿之记载,故王说当属臆断。
其三,我们注意到刘备据蜀乃改葭萌为“汉寿”,吴据武陵之“汉寿”乃改名为“吴寿”,而晋据葭萌之“汉寿”乃改名为“晋寿”。
可见,“汉寿”、“魏寿”、“吴寿”、“晋寿”均有特殊意味,寓王朝长寿。
而据《贾诩传》和《刘放传》贾诩为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刘放也是受到从魏太祖、魏文帝到魏明帝三代魏主的垂青,曹操将其功比班彪,魏文帝让他“掌机密”,到了魏明帝即位时,更是“尤见宠任。
”可见,即使真有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之事,此魏寿也是象征意味大于实际意味,且贾诩和刘放都备受魏主宠信,被封此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贾诩和刘放的爵位等级不同(贾诩为乡侯,刘放为亭侯)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名号“魏寿”。
其四,三国时期爵前的名号已多不表地名。
据《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记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
“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
刘备孙权都是“遥采佳名”分封各自的功臣,因此“魏寿”也可能是“遥采佳名”的产物,更多表一种象征意义。
由上述论证可知以贾诩和刘放爵号前有“魏寿”为理由而主张“武陵说”,是不正确的。
五、“两地说”
有人主张武陵之汉寿和由葭萌县改名而来之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关羽被封了两次。
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赵一清手抄本《三国志补注》中,他在《魏志》卷十《贾诩传》中“(贾诩)进爵魏寿乡侯”一句下注曰:
“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为魏寿,故蜀又以葭萌为汉寿也”。
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放进爵魏寿亭侯”一句下注曰:
“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
关公始封于此。
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改葭萌为汉寿”。
此外,他在《蜀志》卷六《关羽传》还写道:
“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一句下面写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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