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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性和科学
(10)人性和科学
狄德罗的名文《拉摩之侄》有句名言,说人“半是野兽,半是天使”。
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身上有动物性理所当然。
我早已留意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记得在前苏联访学时,读过苏联著名哲学家时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的著作《科学伦理学》(Этиканауки),作者讨论了人性的理想和社会—技术理想、人的生物学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基因规定和语境决定之间的关系,他还有本书叫《人的未来》,对这个主题做了更多发挥。
可惜,这个主题在国内学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出于研究新先验论需要,近日读了不少有关外文文献,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约翰·杜普雷(JohnDupre)的《人性和科学的界限》(HumanNatureandtheLimitsof
Science,Oxford:
ClarendonPress,2001)从生物进化论和理性选择论的张力关系出发,讨论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并从科学哲学视域把整个研究的立论落脚到两种文化问题上,尤其耐人寻味。
看着电视上每天聒噪不已的“非诚勿扰”之类的求偶节目,回头看杜普雷从哲学上讨论选择配偶的二元模量——体格(生物性)标准或地位(社会性)标准,不仅哑然失笑。
杜普雷反对组成高效益家庭的市场机制是婚姻的全部真理,他是对的。
可是正像书评作者索勒(TomSorell)所质疑的:
我们不是常常被告知婚姻是一种直觉而不是选择吗?
的确,人就是人,一见钟情是爱,爱是无条件的,是出于只有人才有的高级感情——美的理想。
杜普雷论不及此,实在遗憾。
“云想衣裳花想容”,衣裳是社会的,容貌是自然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悖论中。
迎春花正在怒放,楼边的柳树初显绿意,春雨霏霏,在盎然的春意中,坐在书房里冥想,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有点“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了。
评约翰·杜普雷《人性和科学的界限》
汤姆·索勒著
孙慕天译
近人达德利·摩尔(DudleyMoore)是好莱坞明星,《边缘之外》的主角※,身高只有159厘米,腿脚畸形,但却大得女性欢心。
他身上什么东西是高大健壮的男人所没有的呢?
使人发笑的能力和惊人的音乐天赋,是他得以成名的两种素质。
显然,1960年代伦敦的酒吧和夜总会开发了他作为一个爵士乐手的才能,这种取悦于人的过程为他提供了特殊的财富。
对性吸引力的狭义进化解释,用在像达德利·摩尔这样的人身上就太肤浅了。
约翰·杜普雷指出,这类解释预言,仅仅具有体型魅力的男性才能有性的成功,而用体型来进行解释并不比那种女式紧身束腰的浪漫更思辨一些。
(第51页)杜普雷说,像1960年代伦敦夜总会演奏爵士乐的魅力,或幽默的性吸引力,诸如此类对性成功的非生物学解释,要比进化论的解释更富启发性,即使这类解释并非主张人的行为与人身上已形成的普遍属性有关。
有些帮助吸引性伙伴的东西是局域的、权变的并被置入到文化实践中去的,它们不能降低为任何更基本的东西。
如果文化解释甚至在性吸引这样的生物性占据中心地位的领域都无法消除,那么,杜普雷主张,在心理学和社会理论这些移植意义的领域进化生物学可能就更难成功了。
另有一种适应心理学模量而设定的纲领,以说明人类行为的整个系列(第二章)。
杜普雷从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文章(《心理学的文化基础》,载杰罗米·H·巴尔柯、莱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图比编:
《适应的心灵》,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36页)所给出的此类模量的长表中做了引述。
(杜普雷,第55页)这张表包括“家族定位的动机模量”,“社会互换模量”和“实用交往模量”。
在杜普雷看来,不仅评价理论不能简单地推广到心理学和社会理论;而且也不能借助于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去推广。
这个社会科学分支要求解释超越原有的定位(第六章)。
尤其是,它的出发点似乎是人类不能自动为道德原则所推动。
和进化论解释一起,它提供了一幅无意识的人类行为决定论图景,而在本书的结尾杜普雷则试图指出一种非决定论的选择(第七章)。
我们且从较量行为着手评价杜普雷说明的那些细节。
对男人来说,高度和体格是可能较量的指标,可以免遭攻击,并在荒野中在为可能的后代获取食物的竞争中取胜。
在同等情况下,对女性说来,可能造成的生物学意义就是,在一定时间的一定背景中,希望和高大强壮的男性婚配。
在石器时代这可能构成意义,而石器时代是现代人确定的进化论适用的年代。
但是如果石器时代早已过去,在像这篇评论的读者身处的那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生殖,那么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就会成为测算指标。
的确,这些指标不仅和身高与体格一并发生作用,而且取代了它们。
财富王国的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是孱弱无力的,但是,如果他所支配的资源足以使他远胜许多就单个人的体型说大大优于他的竞争对手,这一点可能不成其为问题。
同样,一个老态龙钟衰弱不堪的大亨,仍然可以是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和父亲,但却不能指望他保卫营地抵御狼和熊。
地位高这个概念可能涵盖富有魅力的男性、衰弱的国王和年迈的高官。
或许所涵盖的也与达德利·摩尔指出的商业追星族有关。
假定这个概念所表明的信息与经济和社会等级地位的经验度量有关,诸如收入级差、居住地点、正规学校教育、知名度的认证等等。
进化论对性吸引的基础抱有狭义的观点,而对精英治理和其它统治集团的社会的科学的理解,包括处在顶尖上的那些人为之欢悦的性竞争中的优势,——上述概念为这二者提供了某种联结吗?
倘如此应当欢迎这种联结吗?
杜普雷坚决反对把进化论和公共选择论包容统一起来的任何打算。
他极度蔑视他视之为猖獗的个人主义,放荡的败德行径,以及经济学家操控的令人困惑的公共选择论数学(第132页及以下诸页)。
同时,他严厉地批评从生物学向度对公共选择问题做出的经济学阐释,例如自愿做艾滋病检查的数值(第123页以下),或者很多西方国家持续下降的生育率(第126页以下)。
而且,进化生物学似乎转向于理性选择论:
“进化生物学所说的是,人所想要的是什么;而理性选择论说的是,在试图得到想要的如此之多的可能性时,他们将会做的是什么。
”(第119页)
贝克尔关于婚姻的理性选择论(《家庭论》,第2版,麻省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主张,男性和女性的婚配可以理解为婚姻市场上选择的结果,参与者在市场上“试图求得那样的配偶,他们有可能创造出利益最大化的家庭”(第127页)。
在农业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家庭倾向于要很多孩子,他们能为农事提供劳动力;在西方工业国家,由于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而使家庭的利益实现最大化,这需要对一双——典型地说——儿女在餐饮、医护、教育上付出巨额投资。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高额的收入的配偶在这一点上是组成家庭的最富成效的合作者;附带说,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时教育和收入能够平衡配偶在体格上的缺点。
虽然颇为粗略,但这一说明却是一箭双雕。
它使高位婚姻的概念有所扩展,并把不同出生率和不同类型经济之下的利益资源差别联系起来。
杜普雷承认,在贝克尔所发展的经济学和进化论的思考中有某种真理,甚而成为从经验上可检验的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第127页)所以他没有对各种形式的理性选择论都进行驳斥。
他反驳的似乎是下述那种主张,即组成高效益家庭的婚姻市场机制是关于婚姻的全部真理,或者在婚姻市场同例如某种比表面看来更丰富的超市场之间进行类比。
这些反驳就其走向说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走到什么程度呢?
它们无法说明进化论和选择论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结果杜普雷宁可让读者翘首以待。
它们也没有说明,对于所汇集的可以接受的人类行为观来说,在已被清除的垃圾中间理性选择论居然得以成立(见第184页),对此虽然做了强有力的暗示却太表观了。
此外,真正有争议的可能是(甚至对贝克尔也是),不是有很多人被告知婚姻是一种直觉而不是贝克尔所说的寻找吗?
至于有关经济模量的不现实性,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以及经济学的要求由于空泛而失去意义,所有这些反驳,对我来说都属于某种批判,但是听上去却并不新鲜。
在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已经做了很多预示。
杜普雷宣称,“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像进化论支配生物科学那样支配社会科学,那就是理性选择论。
”(第117页)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过分夸张了理性选择论的影响,但是由于该理论的作用主要是在经济学中,随之也夸大了经济学对其它社会科学的影响。
我觉得下面的主张似乎更有道理:
社会科学的广大领域表明了对文化解释的质上的、准历史形式的关注,这种形式是自觉的非数学的或者甚至是反数学的,而且是与达成协议有关的。
如果杜普雷对此类社会理论的多数变体心怀敌意,那么他就不会大肆宣扬它们。
相反,他在整部著作中通篇坚持认为,在理解人类行为方面由于进化生物学和经济需要而造成的鸿沟,必须用与他所谓的“文化解释”迥然不同的东西来填平。
因为在这一标题下面的一些研究不仅是反数学的,而且是令人厌恶的非理性主义的(参见托马斯·奈格尔;《最后的话》,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研究对理性选择论来说却似乎并非引人入胜的选择。
杜普雷像是在建议一种准性质(quasi-quality)的理论或理论群?
这部著作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很少有哪个说明是由他所赞同的文化理论或理论群给出的。
杜普雷对进化论作为文化理论的一种假定的基础做了一些有效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留下了一个两者关系为何的疑问。
倘使有这种关系,杜普雷本人认为就是人的生物学性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千变万化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地方(第95页),他不承认说过一种观点,一旦接近那样的主张,即在石器时代生物进化停滞或达到某种高峰,相随而来的就是种内急剧的和精细的文化分化。
他说: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全然不同的过程,而且……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在生物过程的基础上以完全自主的形式进行的”,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似乎表明了他的公开立场。
但他随后又补充说:
“无须说,这并不意味着该过程是脱离因果关系的。
”(第109页)它看来像是有一种需要两条道路的情况。
一方面,高度(文化)进化的行为图式不是大脑所体现的或一般的心理模量的外在表现,因为对应于托比和科斯米德列表的那些不同模量还很少有存在的证据。
另一方面,对杜普雷来说,我们的文化和人的大脑一起生成了造物,这并非偶然。
他直截了当地说:
“大脑通过网上冲浪而成长”(第98页)。
再者,在这本书的前面他说:
“在复杂的社会中,生存是我们生物性的中心部分”(第37页),而且像那样的主张,即大脑在网上冲浪(反对韦斯特纳斯)对我似乎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某种生物学性的事实。
这层意思并没有因断言文化从生物过程获得自主性而轻而易举地被确立起来。
根据第一条道路,文化生活既阻止向狭义理解的生物性还原,也阻止向经济学所理解的功利最大化还原,按照杜普雷的观点,人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包括道德原则的回答。
该书结尾处阐述了人类作为自我控制的机械和作为康德式的道德自律的主体。
关于自主性原则,或者关于既定道德指针的那些普遍的抽象表述的格言的稳定性,现代道德论表达了多种怀疑论,对此杜普雷似乎都未曾留意。
但是诉诸道德原则尽管有点严厉,总比杜普雷的另一些更具文化多样性的命题要好,这些命题康德可能视之为不稳定的。
(第110页)因为某种文化多样性包含践踏道德原则的流行时尚(跟风从众,断章取义),文化的区隔不可能在道德上实现普遍的认同。
至于说到人类作为不受外界控制的机械的那幅图景,杜普雷怎么解释通过种种酷刑手段或通过恫吓和遥控之类的通用技术进行操作的那种控制?
人类确实受到外界的控制,也有自我控制力。
但是使用外界控制可以抵销和压制自我控制能力。
通观全书,进化心理学和理性选择论被表述为科学思想的典范。
这对把这种主张视为真理的某种“科学的”解释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杜普雷没有充分指明,在生物学(比在物理学或物理学的相关学科)中,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招致科学主义的弱点呢?
我没有留心有谁提出在生物学中把进化论作为无往不适的理论,但是很多物理定律是骗局,或者是理想化的,或者在同等情况下属于不合理的,对各类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来说,物理学的权威性正在被颠覆。
生物学不属于同类范畴,更不要说经济学了。
进化论的主张成了某种比达尔文所想象的一种视野极其广大的理论;它的主张甚至成了一种关于人类一切行为的理论;与物理学相较生物学领地成了无所不包的论域。
我认为就托比、科斯米德和贝克尔所谓的“帝国主义倾向”说,物理学要比那些超出潜伏于每种科学之中的倾向的工作更值得羡慕。
也许科学主义始终和物理学,和科学统一的图景——其中物理学的概念是基础性的和贯穿性的——联系在一起。
杜普雷声称,物理学留给其它科学的遗产是某种微观结构拜物教,这在经济学中通过个人主义而得到彰显。
他说,物理学就是普遍内生于科学中的所谓神话的胚种(第72-73页)。
我不同意这个内生的“神话”仅仅是个神话,而且我想,当杜普雷把人的眼睛看作适应他所看到的东西时,他本人是同意了他所谴责的东西。
(第77页)在社会科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物理学中的微观结构解释之间的类比,也有所失。
但是物理学对我们的科学图景的影响远比内生的神话更多,而且它的影响超出了人性观的所有界限。
※
达德利·摩尔(DudleyStuartJohnMoore,1935-2002),英国喜剧演员,好莱坞明星,两次金球奖获得者,影片《边缘之外》(Beyond
theFringe)男主角。
___译者注
DepartmentofPhilosophy,UniversityofEssex
艾塞克斯大学哲学系
TomSobell
托姆·索贝尔
Mind
AQuarterlyReviewofPhilosophy.Volume111Number444.October
2002.
2012年4月27日译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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