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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作者:
陈怡良
来源:
《云梦学刊》2012年第1期
陈怡良
(成功大学中文系,台湾台南70171)
摘要: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
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
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
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鸮》等诗作而来。
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
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
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关键词:
屈原;楚辞;《橘颂》;诗经;比兴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6365(2012)叭-0030-18
一、前言
《橘颂》为《楚辞,九章》中之一篇,若以四句为一节计算,则全诗仅九节,共一百五十二个字,简短精炼,节奏明快,无论在文题、主旨、内容、写法上,均独具特色,又以其“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语),“体物之精,寓意之善,兼有之矣”(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语),以致被南宋刘辰翁评为“咏物之祖”,清胡文英亦判为“赋物之祖”,而成为后世托物言志诗赋之典范。
屈原究竟创作《橘颂》于何时何地?
历代学者颇有争议。
以写作时期而言,王逸于《九章叙》中,以为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所作,惟未提出确切证据。
而后清代林云铭、蒋骥、民国游国恩等人,亦沿袭其说,持此观点之主要理由,是:
橘遍植于江南,屈原既再放于江南,自是易见此物,而引发其借物抒怀。
又或是基于本文末章“行比伯夷”句,以“伯夷不食周粟之义,今宗国之危亡可待,置以为与国存亡之像,以自矢其志”,另有主此篇为屈原被谗疏时作者,如清代姚鼐,而其写作地点,自是在郢都。
现代学者亦有主其乃屈原晚年所作,甚至判为屈原之绝笔者,若是如此,其写作之地方,当在江南,或屈原自陵阳返国途中,甚至是在屈原之投江自沉处汨罗。
对王逸之观点不赞同者,如明代汪瑗,以为《橘颂》“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李陈玉亦谓“屈子自赞”,“作于初任三闾大夫之际”,此乃认为是屈原未放逐前,或任三闾大夫时作,近人陈子展认同其说,且详加论证。
清代陈本礼则据本文“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二语,判为“明明白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亦即青少年时期所作。
清代吴汝纶亦以为是,而云:
“此篇(《橘颂》)疑屈子少作,故有幼志及‘年岁虽少’之语,未必已被谗也。
”文学史家陆侃如,以为是作于楚怀王十年左右,亦即是屈原早年任左徒时作,姜亮夫以为是,郑振铎亦言“《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随时之作”。
其他如谭介甫、林庚等学者,均认同此说法,甚至有现代学者,经过辨证,以为“《橘颂》是屈原举行冠礼时明志之作”,进而判为屈原二十岁,时为楚威王六年时作。
要具体而明确判定其创作时间,可能尚须有更充分之证据方可,不过大部分之楚辞学者,都较认同“年少作”之观点,笔者个人亦以为然,不过并不赞同是在初任三闾大夫时作,而是在未任任何职务时作,而《橘颂》之写作地点,可能是屈原青少年受教之地郢都,较有可能。
盖《橘颂》形式,皆以四言为主,与《诗经》句法雷同,当是自《诗经》演进至以六、七言为主之骚体过渡期作品。
再以其中之字句:
“嗟尔幼志”、“年岁虽少”,表面美橘,实际是影射自己而言,且字句之情感,虽略有愤慨、反驳之意绪,然终无被放之时、地情节,且与屈原被放江南之作《涉江》、《哀郢》、《怀沙》等文情悲凄者有别。
《橘颂》这篇屈骚中之小品,其如何传承?
如何创新?
其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为何?
这些历来似不太为楚辞学者所特别重视,仅在其写作年代问题上,较被众多学者所讨论。
在写作年代上,若依大多数学者之看法,将其视为是屈原青少年时代之作品,则不得不承认实际其为屈骚的第一篇(按:
《九章》则列为第八篇,而《九章》之名称及编纂者,并非屈原本人,而实为汉人依《九歌》形式杂凑所成),而其形式,乃模拟《诗经》之《野有蔓草》,即其比兴手法,亦与《诗经》之《鸱鹗》相仿佛(按:
后文将详加比对探讨),可谓是自《诗经》走向《楚辞》之桥梁,亦当视为是屈原有意要摆脱《诗经》之窠臼,欲有所突破、创新之试验,则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故本文主要在探讨《橘颂》是如何自《诗经》传承?
又如何加以突破?
盖此在屈原生涯之创作史上,极具意义,亦可为屈原“博闻强志”(《史记,屈原列传》),又或为后代学者称扬其具“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为“千古奇才”(明代李陈玉《楚辞笺注,自叙》)作佐证。
下文从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橘颂》之继承与拓新、《橘颂》创作之胜处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二、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
屈原年轻时候,为何创作《橘颂》?
因欠缺具体之文献为证,一般均以依作品字句含意,以为因屈原见楚地遍植橘,知其若移植至淮北,则仅能结苦涩之枳的自然特性,乃以拟人化之手法,虽描绘橘树外在之形貌,内在之品质,其实是象征一位年轻有为者之仪表风采及其高尚品行,这位年轻有为者,即是屈原自己,《橘颂》等于是屈原人生理想之文告,亦是其崇高人格之写照。
然而屈原创作之缘因,及其取材之依据,真相是否仅如上述?
值得进一步深思与论证。
个人以为为求周延与深入,其实即应考虑到,其自酝酿以至完成时的种种背景因素,始加分析为妥,因之若由此来判定《橘颂》创作之缘因,个人认为或可分内因与外缘。
(一)外缘
1.自然生态之引发
随着楚民族的迁移南方,艰辛经营,所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以辟山林,以及不断的强盛壮大,所谓“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是,使楚国疆域不断扩大,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之强国。
又由于处于云梦大泽之区,一如《汉书。
地理志》云: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蔽蠃蛤,食物常足。
”清代王夫之亦云:
“楚,泽国也。
其南沅、湘之交。
抑山国也。
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豈崁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拚抑。
”即若是屈原的出生地秭归,处于长江三峡北岸,也是一处青山绿水、地势险要的区域,据《水经,江水注》记:
“(秭归)山秀水清,故出隽异,地险流疾,故其性亦隘。
……县城南面重镇,北背大江,东带乡口溪。
”幅员广大的楚国,既有“川泽山林之饶”,加上高山雄伟,地势奇险,江、汉、沅、湘、洞庭湖水流奔泻,景色如画,地灵人杰,是产生异能奇才之地。
而其生态环境,又极为自然美好而丰富,自是-有利于花草植物、鸟兽虫鱼的繁殖。
单就草木而言,南宋吴仁杰著有《离骚草木疏》一书以释楚地的草木,经其统计,竟达五十五种之多。
明代屠本唆作《离骚草木疏补》四卷,对吴著加以订补,于香草类增入八种,于嘉木类增入二种。
今人植物学家潘富俊,偕同摄影家吕胜由,著作《楚辞植物图鉴》,将《楚辞》中出现的南方草木一百种,藉由精彩的摄影与专业的植物学解说,完整呈现那些南方草木的真实形象。
而这些植物,实际均有相当浓厚的隐喻作用,正如本书作者提及的,是“南方郁郁苍苍的花草树木”,使人“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印证人与自然永恒的缠绵”。
确实,世上万物本就源于自然,亦归于自然,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地寻找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寻找一份能与天地同游,与果木对话,与花草谈心的物我情怀。
孔子曾云: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有丰富自然生态之楚地,也是物华天宝之处,让屈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加上美丽的山水风光,除了成为洗涤其心神的力量外,更蕴育出屈原灵秀的高雅气质,与难以比伦的创作才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即云: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诚哉是言,屈原若无“江山之助”,岂能发挥其伟大的才情,深得吟咏诗赋的灵感与要领?
也幸赖楚地植物的品类繁富,藉其导引,使屈原特别青睐于橘,且有心去写作,才能写出寓意深远的《橘颂》。
吾人深信,若无楚地丰美的自然生态,使它们与诗人的审美心灵牢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斯时年纪尚轻的屈原,如何能写出这篇戛戛独造、不同凡响的咏物诗《橘颂》呢?
2.巫风盛行之诱导
《橘颂》“是一篇象征意味极为浓厚的自叙诗,最足以显示屈原青年时代的人格与情志”,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篇极为别致,乡土意味极为浓厚的咏物诗,因为这一篇的主题是在颂橘,对象也正是楚地到处都可见到的橘,所谓“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橘柚云梦之地”(《战国策·赵策》)、“江陵千树橘”(《史记,货殖列传》),甚至借着柑橘之地理分布图,就可绘出楚国的疆域图。
这种橘,并非在中国北方所可见到。
而创作《橘颂》的诗人屈原,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乡土作家,因而当屈原在创作时,其在审美趣味、思维模式,又或对设定主题、题材的选择、谋篇方式等方面,必定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
而地域特征除了上举楚地特有的香草、嘉木(尤其是橘柚)外,其他最明显的,即是当地盛行的巫风,而巫风对屈原的创作,影响深远,可以说表面上似乎与巫风不相关的屈原第一篇作品《橘颂》,其所以被具体创作出来,实际宜视为是诗人受到当地的巫风诱导有关。
盖巫风昌盛的楚国社会环境,随着巫事增多,巫教发展,使楚人的巫事活动,越来越艺术化,自然而然地更激起楚人的艺术情思,增强着楚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也随之体现发展,当然也导致楚辞的产生,及楚辞精美富丽,惊采绝艳之特色的形成,因之《橘颂》虽表露出屈原高超的才情,然若无当地巫风的熏陶、启示与助力,屈原的才情与审美素养,岂能获得培植与提升?
而《橘颂》之创作,正可验证它是一篇屈原自幼因多参与巫事活动,而不断强化其审美意识,才诱发其构思展现的文艺作品。
楚地巫风兴盛,历来文献记载甚多,如孔子即曾说:
“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论语,子路》)“南人”即指楚人。
巫与医,一身而二任,所以可合称为巫医,他们必须有恒,因仳连北人的孔子也要称赞,可见楚地崇巫之历史,其他如《国语·楚语下》云: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吕氏春秋,侈乐》云: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
”所谓“巫史”,即指家家充巫为史,以排祭祀时的神祇位次。
所谓“巫音”,即指巫祝祷祠而具浓厚民族风格之音乐。
《汉书·地理志》载: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九歌》是产生于沅湘地区的民族祭祀歌,早期难免“其词鄙陋”(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朱熹《楚辞集注》),经过屈原“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楚辞集注》),加以润色而改作后,已经成为瑰丽精致、音节谐和的乐章了。
而《九歌》的修改润饰,可能是在屈原担任三闾大夫职位时,由于负责贵胄子弟教养之责,自是会教导一些尊卑伦理之礼节,而鬼神祭祀之礼亦在教导范围之内。
文学素养极高的屈原,自然是不愿见到民俗祭典中的《九歌》有不雅驯之处,因而予以润色改作,以作教材,教导贵胄子弟,应是有其可能性。
自小即浸渍于巫风笼罩下而成长的屈原,对在楚国各地所举行的祭祀仪式,与巫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身上的佩戴、服饰,应是再熟悉不过。
而这种民俗活动,除了本身在观赏中也得到了愉悦外,值得注意的是,“祭祀活动表面上,是对鬼神的美化,实质上却是对于人及其生活的美化。
它全面地体现了人的审美追求,综合地展示了人的艺术创造”,进一步说,在宗教活动中,所使用或触目所见到的香草香木,已经与神祇结缘,且在人们心目中予以神化,而形成楚民族信仰与崇拜的神圣物品了。
吾人可以肯定地说,假若楚地没有春兰秋菊、芳芷茹蕙,何来香草美人的比兴?
没有南国的“后皇嘉树”之橘,又何有“品藻精至”(清代刘熙载《艺概》)的《橘颂》?
当然若无神秘的巫风浸染与激发,屈原的审美情趣,就会大打折扣,相对的、奇思异想的浪漫特质,也就无法提升与表现,文艺创作的想象力也会受到影响,如是又何能诱导屈原创作乡土气息浓厚、设想奇特的《橘颂》?
3.神话典故之感悟
神话一向被认为是原始人类的文学,因而一个民族的神话,即成为此一民族的文学之源泉,正如文化史学者文崇一云:
“神话不必是空想、迷信或全然的说谎,而是有它的现实生活为创造的基础。
神话往往也反映出一种民族性,或是某些地方色彩,有时,从神话里也能看出一些文化或社会发展的影子。
”所言良然。
楚地有许多神话传说,是楚辞文化的精华所在,使得在楚文化中孕育成长的屈原,不断地在吸收,以作为创作时的重要养料,也因而屈原的某些作品,才被刘勰判为内容充满“诡异之辞”、“谲怪之谈”(《文心雕龙·辨骚》)。
不过屈原的《橘颂》,难道里面有神话的成分吗?
确实《橘颂》的素材、内容,表面上来看,似乎并未发现有任何神话的踪迹,但经翻找某些神话文献后,却可发现《橘颂》中,提到的橘树,其所结的果实“橘”,风味甘美,正是《山海经》中西王母的使者青鸟的食物。
据商代伊挚所撰之《伊尹书》云:
“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
”说明青鸟的食物,即是甘(即柑橘),因而后世南朝梁代刘峻(字孝标)的《送橘启》如此写着:
“南中橙甘(甘通作柑),青鸟所食。
始霜之旦,采之风味照座,劈之香雾噀人,皮薄而味珍”云云,即言其为青鸟食物,风味香美。
又据《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驚,一名少驚,一名曰青鸟。
”又《西山经》云:
“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
”《海内北经》云: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青鸟为西王母的使者,而橘竟为神鸟所择食,则橘当为香甜可口的美物。
屈原首作面世之《橘颂》,是否因有所体会,并藉橘以咏志抒情,令人不能不有所臆测。
至于屈原对《山海经》究竟了解多少?
《山海经》又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
《山海经》全书三万一千字左右,内容丰富,但也光怪陆离,大致记载有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等,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也被认为是一部巫书,或杂史名著,作者为何人,则尚难确定。
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
”依鲁迅所言,可知《山海经》是“古之巫书”,且与《楚辞》关系密切.因之神话学者袁珂,经详加论证后,加以判定“《山海经》的著作时代,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著作地方是战国和汉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国和楚地的人”,可谓评不虚发,独到之至。
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说:
“三闾所称草木,多出于《山海经》。
”又该书之《跋》说:
“《离骚》之文,多怪怪奇奇,亦非凿空置辞,实本之《山经》。
”由此可见,屈原对此书之熟悉,难怪清代吴任臣指出:
“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此经。
”言之切中,也因此屈原熟知某些古籍或《山海经》中之典故,就不足为奇了。
进而论之,屈原又如何会得知这些数据呢?
正如近人沈柏村说道:
“在楚地巫风巫雨浸淫风靡的社会环境中,主持巫事的巫觋,便致力于搜求和汇集、记录和整理神话;在楚地神话盛播的奇异国度里,说理抒情的文士,也自然而然地引述、利用、熔铸和藻饰神话。
”诚是,屈原所以能“博闻强志”(《史记,屈原列传》),除了接触巫觋,吸收他们所收集的神话传说资料外,其本身更是早受过良好的贵族养成教育,研读经史百家著作,举凡历史、地理、天文、法律、神话传说等知识,无不加以学习。
而《橘颂》的写作,部分因素极有可能是屈原因熟知上举的相关神话典故后有所感悟,乃加以吸收,并灵巧地将其意涵加以遣用,在内容上尽可能地描述橘外在与内涵的美好,以象征自己的才学与品性,寄寓尊荣高贵的品质,与矫然不群的独特,强化个己的难得。
4.艺术氛围之冲激
屈原之所以创作《橘颂》,外在因由,当考虑楚地艺术表现之蓬勃向荣,给予屈原之冲激。
个人推定,所以创作缘由之一,可视为是其所受楚地艺术影响与冲激后,而滋生欲在文艺园地一展身手的一种试验。
盖楚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是最优秀的文化之一,曾闪烁着独特的历史风采。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光彩耀目,被认定为雄居各地域性文化之首。
在战国时期,随着“战国七雄”之间的对抗,“楚文化在战国中期以后,达到它光辉的峰巅,青铜冶铸生产登峰造极,漆器、丝织、木工技艺、宫室建筑,无不成就斐然。
”其他如音乐、美术、服饰等方面,也莫不是多采多姿,气象万千。
有如此美好的艺术园地,加上楚地受巫风浸淫的巫文化,其中实际已蕴含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综合体,也必定是弥漫着让人去妙想妙思的浪漫特质。
张正明即认定:
“战国中期的楚艺术,是巫、道、骚三合一的艺术,它是古代世界最有想象力和最有创造性的艺术。
”
当时楚地艺术勃然生辉的盛况到底如何?
若具体论之,则可选择其中几种举证,以一窥楚艺术的精彩绝伦。
随着春秋战国楚墓的不断挖掘,总数已超过四千二百多座楚墓中,大量珍贵的楚文物,终能重见天日。
根据考古专家的研究,发现这些美不胜收的文物,包括青铜器、漆器、陶器、丝绸等,数量庞大。
以青铜器而言,品种多样且富变化。
再以乐器而言,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其中编钟六十五件,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其音色依然优美。
其他乐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实为罕见。
这说明楚国音乐水平甚高,也可证明楚国音乐是与神话、民歌、巫舞、祭祀、歌诗结合得十分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充满魅力的艺术,因之有学者即说:
“楚国音乐弥漫在充满幻想、神话传说、巫术观念、充满奇禽异兽、怪力乱神和神秘的符号象征的浪漫世界中,我们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楚地远古巫史文化的传统和遗风,楚音乐就是这样充满庞杂性,充满原始野性,多山林之气,多荆蛮之气,多浪漫之气,这就是楚音乐的艺术风格。
”。
所评见解精到。
屈原身处在巫风盛行,音乐风气、水平甚高的国度里,岂能不受到熏陶与影响?
自然他所创作的作品,都被冠上音乐文学了。
除《离骚》、《九歌》等之外,即使是最早的作品《橘颂》也是如此。
《橘颂》全诗四句一节,成为一个音乐的基本单元,全诗三十六句,结构严谨,应是本有其固定的曲子与节奏。
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即云:
“《九章》则章自为篇,篇自为义,且多各有乱辞,如大曲中之合奏。
《说文》训乐竟为一章。
《九章》盖即九首乐章,而非一大曲之九段也。
然则《九章》必不为屈子原题,必为后之辑录者之所加无疑。
”以《诗经》本是以四言为基调的音乐文学,可配乐合唱,《橘颂》由于因袭自《诗经》而写作(按:
后文将详加论证),除句型模拟外,韵律、节拍,更是不可避免,亦一意因袭,自然也是可以歌唱的了。
总之,楚国的美术、工艺、服饰、乐器等,精致绝伦,巧夺天工,表现出楚人独特的艺术智慧与卓荦的艺术创造力。
不问是造型、结构、题材、色彩等,均富有抽象、浪漫的艺术特质,甚至也可认定是一种“入神交融”,带有神秘色彩的审美情趣与境界。
而任何有才华的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尤其是才气纵横的诗人为然,屈原自然不例外,于是他就在如此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因受到冲激,而有意地以一种有别于音乐、美术、工艺等艺术的文艺创作,即写成《橘颂》,来展现他的不凡才华了。
屈原创作《橘颂》,其外在缘因,其实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盛行之巫风、发达之神话与深浓之艺术氛围,均无法脱离关系。
屈原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引导、熏染下,得到美好而丰富的土壤,加以培植,予以造就,使其具有不同于儒道两家的审美观。
屈原本具诗人的敏锐感受,加上外在的诸种因素,使其有心投入创作,而出现了目前所看到的首篇《橘颂》,可说是基于上举各种外在因素,是事出有因,符合情理,绝非意外。
(二)内因
1.表达愤懑之诉求
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说明屈原创作《离骚》,是由于“忧愁幽思”,是“自怨生”。
而所以作《惜诵》,如原文云: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创作《惜诵》的原因,是要表达内心的烦忧与愤懑难平之冤曲,那《橘颂》所以创作,难道其中也有不平、愤懑吗?
以往某些学者看《橘颂》,以为内容仅是在赞美橘之美德,而比类寓意,既没有被国君放逐的叙述,也没有被排斥的牢骚,语气既不很激动,情绪亦见平和,可以说既无愁苦之音,亦无抑郁之语,如何能说《橘颂》也有屈原的愤懑要诉求呢?
不过陈子展认为《橘颂》原文中“闭心自慎”,决不是无的放矢,确是有为而发,又屈原提及“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是作者透露了他辨诬自白的严正态度。
表明这时是其回答上官大夫进谗,说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史记,屈原列传》)的一派谗言诬语而发,因之判定《橘颂》的写作时代,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也即是屈原先任三闾大夫,后任左徒的这段期间,时间为屈原年在二十岁至二十七、八岁的这一段期间。
个人以为《橘颂》为屈原青年时期作,应没问题,但写作时代,则是在屈原初任三间大夫、左徒之前,依姜亮夫《屈子年表》言,屈子在二十五岁任左徒,作《橘颂》,而其初任三闾大夫,可能在二十二岁之后,则其写作《橘颂》之时间,个人以为当在二十岁时。
之前,赵逵夫已判定《橘颂》是屈原在二十岁举行冠礼时的明志之作。
个人以为《橘颂》为屈原明志之作,应是可以确定,至于是否即在举行冠礼时,为明志而作,为慎重起见,个人则以为可能尚需更多证据来证明为是。
屈原所作《橘颂》,个人以为应是有其愤懑不平之潜在因素在,原因是:
(1)屈原在二十岁之前,虽已接受完整之贵族子弟养成教育,而当时的王族三姓,即昭、屈、景,除屈姓外,其他昭、景两姓子弟,优秀子弟必是不少,屈原尽管学识渊博,表现头角峥嵘,但要在众多王族优秀子弟中脱颖而出受到重用,恐非易事。
再者其与楚王关系,已较疏远,其父伯庸可能曾任官,然可能并非是显达要职,甚至地位已较中落,不然其在《惜诵》中为何要说“忽忘身之贱贫”?
汉之东方朔《七谏》即云“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是否东方朔知悉屈原幼年时,有过一段萧条冷落的境遇,不然他又何必臆造?
(2)另者是屈姓王族在战国时代,已经大为衰微,以前为屈氏所专任的莫敖,后来就曾由他人担任(如楚威王时,即曾由沈尹章担任),即若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情形,已是难得再见.其地位远在昭、景氏之下,据游国恩在《屈原》一书统计,见于《战国策,楚策》、《史记》之《楚世家》、《六国表》中,昭、景二姓的显官要职甚多,姓昭者,如昭奚恤、昭阳、昭雎、昭鼠、昭常、昭鱼、昭益等,姓景的,有景舍、景翠、景鲤、景缺、景阳、景痤、景伯等。
而姓屈任职的,仅见少数几人,所任职的,亦仅是息公、大将军而已,也有人因不能获得重用,就只好转任他国去,所谓“楚才晋用”即是。
屈原一族,几乎就是“没落贵族”,屈原内心有所急躁与不平,因而在《橘颂》中,发愤抒情,对自己之立场与态度有所暗示,应是极为自然之事。
(3)《橘颂》是屈原托物言志之诗,凡书写此类咏物言志之诗者,一般必是作者有难言之隐,因不可直陈,故始借物以喻志。
《国语·楚语上》有句: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
”说明若对方经劝说仍不听从,对过错仍不肯悔改,便只有藉赋诗咏物,以感化对方,能有所更改。
屈原年龄尚轻,加之其家族已趋衰微,毫无权势背景可言,若想要出人头地,走入政坛,必有层层障碍,难以突围,因而以“托物言志”的隐喻方式,表面咏橘,实际是借橘抒怀,以影射自身的品德情操,尤其是“独立不迁”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随俗浮沉,见异思迁,更是屈原所处的楚国当前最需要的人才,如是,屈原的创作《橘颂》,应该是有所求而发,绝非是一篇毫无含意、目的的游戏文章,结果是屈原的作品,确实得到楚王或重臣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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