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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及其衰落的原因
折翅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及其衰落的原因
一、军政权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1976-1983)
1976年军事政变后,马丁内斯·德奥斯任军政府经济部长。
他任职期间(1976-1981年),在军政府提出的“国家改组进程”纲领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被经济史学家称为正统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他在任初期采取的主要调整措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
改变汇率政策,实施货币贬值。
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以减少公共部门赤字。
争取国外资助(融资和直接投资),以扩大国内投资。
在经济危机得到初步控制后,他采取了以下重大经济改革措施:
实行经济开放,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
改革宏观经济结构,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
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
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
为此,实行利率自由化,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国家为私营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提供担保。
1978年实行新的汇率制度,允许比索逐月贬值。
实行高利率,国家保证购买美元的自由。
马丁内斯·德奥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发展本国工业,但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高利率和自由买卖美元的制度,有利于投机资金的流动,而不利于产业发展,所以外资进入阿根廷后,没有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体系。
大量拥入的外国资金,形成的庞大投机资金,给国家金融带来巨大冲击。
在金融业暂时兴旺的同时,进口的开放,使本国工业生产部门受到严重冲击,生产下降,就业减少,大批企业倒闭。
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冻结工资的政策导致1977年工资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下降30%。
国内地区经济持续恶化。
逃税严重,财政入不敷出。
有专家评论甚至指出,阿根廷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农牧业出口经济的时代。
在通货膨胀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推迟汇率改革,导致比索高估。
马丁内斯·德奥斯采取举借外债和吸引外国金融投资,以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和财政困难的措施,导致公共外债剧增,国家偿债负担迅速加重。
1980年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
地区交换银行等一大批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引发全国性金融恐慌,大量美元外逃。
政府不得不再次大量举借短期外债高利贷弥补资金流失造成的缺口,并由国家承担破产银行的债务。
1981年阿根廷经济濒临崩溃,比索贬值400%,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
抵押贷款利率高达100%,大批债务人濒临破产,无法偿还贷款。
金融危机导致私营企业无法偿还美元债务。
国家再次被迫将这些私人债务国有化,致使公共债务剧增。
至此,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改革实际上陷入全面破产。
1981年,随着军政权主要领导人换人,马丁内斯·德奥斯下台。
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随即改变了他的经济政策。
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英国和美国等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封锁。
阿根廷经济陷入全面危机,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改革也随之寿终正寝。
这一年,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马丁内斯·德奥斯虽然标榜学习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新自由主义,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把他的经济改革概括为“正统自由主义模式”,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模式。
马丁内斯·德奥斯实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企图让市场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但是他的改革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
1.在实现了经济稳定之后,他所实施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改革或改善宏观经济的结构,相反导致制造业遭到不应有的破坏。
2.没有真正有效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仍然很大。
这个时期,公共投资增加,许多公共项目由私人承包,一些国有企业把部分经营活动私有化。
包括石油勘探和开发,首都照明设备的维护。
公共开支增加的另一些领域是私有企业国家化和巨额军费开支。
3.仍然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老路,期间公共债务急剧增长,导致国家最终丧失对外支付能力,陷入债务危机。
4.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严重后果。
金融、货币、财政、税务和汇率制度仍无法适应新形势。
他在改革中建立的新制度,缺乏必要的基础,多为临时性的应急之举,因此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相反导致了金融危机,最终使经济陷入困境。
1930-1983年,阿根廷共发生了六次军事政变。
其中有六个执政时间不同的军事政权统治时期:
1930年(乌里武鲁推翻伊里戈延),1943年(庇隆领导的青年军官团策动拉米雷斯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斯蒂略,后庇隆被任命为军政府的副总统,1946年成为总统,1952年当选总统),1955-1958年(阿兰武鲁推翻庇隆),1962年(吉多夺取政权)。
1966-1973年(1966年翁加尼亚推翻伊利亚,1971年拉努塞推翻莱文斯顿,继续实行军事统治,并着手还政于民)。
1976-1983年(1976年3月魏地拉等推翻庇隆夫人领导的政府,1983年大选激进党阿方辛当选总统,军人交出政权)。
一般而言,军事政变的发生,往往是在国家陷入政治或经济危机的时候发生的,军政权上台后在强力压制下采取的政策一般而言对稳定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后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成功者几乎没有,总体而言,阿根廷历届军政府几乎都是在经济失败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1990-2001)
1983年军人交出政权后,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政府上台执政(1983-1989)。
这一年,阿方辛政府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达688%的通货膨胀。
于是,阿方辛政府采取了以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中心的经济调整措施,但收效甚微。
1988年经济形势迅速恶化,阿方辛政府开始实施“春季计划”,主要是开放经济,有利于进口,谋求减少财政赤字。
但是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高利率导致大财团转而从事金融投机。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击,1989年5月底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了哄抢超市的社会动乱,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
梅内姆上台执政。
阿方辛政府时期的稳定和恢复经济政策失败,因此没有机会进行经济改革,更谈不上对经济模式的改革。
梅内姆政府上台时面临的形势极为严重。
1989年7月通货膨胀月率达到196%,这意味着从1988年8月实施“春季计划”起,零售物价上升3610%,批发价格上升5061%。
1989-1990年,消费物价增长了20594%。
梅内姆政府上台时也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开始盛行的时候。
梅内姆政府由所谓中左派转向中右派,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从1989年起着手调整和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包括:
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其中最重大的行动有:
(1)1989年8月议会通过国家改革法,重新定位公共企业的作用,以立法的方式通过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
至1999年石油公司出售给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这一期间的私有化全部完成,除军工、核工业、核电、三家国营媒体等少量企业外,近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资本。
全面对外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开放,取消对进出口的限制等。
最大限度地对外资开放市场,跨国公司控制了阿根廷经济的90%以上。
进一步实行金融开放和自由化,实行财政、货币、金融和汇兑制度全面改革,完全自由化。
央行放松对储蓄信贷的控制。
央行不再充当最后一级贷款机构。
改革税收体制,统一税收,实行分税制。
改革政府财政制度,控制赤字预算。
(2)1991年颁布《可兑换法》,1992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确定货币发行量的货币发行制度,以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制是阿根廷新体制改革的核心。
这一制度的建立,为其后稳定汇率,降低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
(3)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参照智利的经验,1994年改革旧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了新的养老金和年金基金、医疗保障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障体制。
同时,建立和完善了商业性社会保险制度,允许包括外资在内的私营企业经营社会保险事业。
但受历史等因素影响,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面仅达到全国人口的一半。
但是与就业和劳动保护相关的劳工法等重要的劳动法规的修改未能完成。
(4)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调整内阁组成,合并部处,设立首席部长一职;改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增加至9人;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定一系列新法律;改革选举制度,首都市长一职由总统任命改为直接选举。
但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彻底,许多限制经济发展、不适应新形势的陈旧法律未得到清理,而法律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5)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
对外关系方面,梅内姆政府改变了历届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转而奉行亲美政策,成为北约联系成员国,派战舰参加海湾战争。
同时,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共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
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阿根廷宏观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中,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而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却遭受很大破坏,造成了新的结构失衡。
国家经济对农牧业和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有所加强。
——宏观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经过19世纪后半叶的早期工业化进程,阿根廷形成了商业社会或商业经济,早在1900年第三产业就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一百年后的2000年达到68.5%。
第一产业从1900年的32%下降到2000年的7.8%。
第二产业从1900年占23%,经过二战前后的工业化进程,一度上升到40.3%;90年代后逐年下降,至2000年,降至23.7%。
——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9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
工业总产量、产值、企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工资水平,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面下降。
——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阿没有大力发展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相反,进口发展较快,造成连年贸易逆差,本国工业在外来竞争下纷纷破产。
出口产品的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对农牧产品依赖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在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出口增加的情况下,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已。
这期间工业产品和劳务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化。
——科技教育发展滞后。
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一个重大失误是忽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导致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滞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在阿根廷这样一个3700万(2001年)人口的国家,至少应有7万名科研人员,但实际上只有5000人,与此同时有5万阿根廷科研人员在国外工作。
国家用于培养科研人员的教育经费为6亿美元。
在梅内姆政府领导下,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最彻底的国家:
其中,私有化的程度最高,几乎所有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几乎放弃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
最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受到该组织和世界银行及西方国家的称赞,因此被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宠儿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
积极成果:
这场改革对阿根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主要有:
(1)稳定了经济,从1991年起经济保持连续增长,90年代是70年代以来的30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
(2)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下降到一位数;(3)国际储备增加,1999年达到280多亿美元;(4)外资流入大幅上升,仅私有化带来的外资就达390亿美元,私有化期间流入的外资总额达650-1200亿美元;(5)宏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大型商业等得到较大发展。
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
(6)对外贸易有一定发展。
严重的消极后果:
(1)国家经济跨国公司化或外国化,90%以上的经济活动被外国公司控制,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受到威胁,经济主权受损,不得不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
(2)结构改革缺乏全盘规划和引导,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
没有注意引导和保护企业改造和转型,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一些产业消失,制造业严重遭到严重破坏,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特别是水电气交通等服务业投资不足,能源投入不足(引发能源危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甚至破损落后。
第一产业农牧业走向所谓专业化,即过度依赖少数出口品种(主要是大豆和小麦等)的现象加剧。
汇率制度僵化,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之后,没有及时调整固定的联系汇率,最终引发比索大贬值,资金外流,金融危机爆发。
(3)对外依赖加剧。
(4)结构性改革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彻底不完善,覆盖面仅达总人口的一半,因此贫困化急剧恶化,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出现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现象。
2001年底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梅内姆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彻底失败。
从阿根廷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观察,二战后,阿根廷的国民经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下运行的,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的年份甚多。
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根廷已经发生8次货币危机。
其经济政策也一直是在寻找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
2001年上半年,随着阿根廷的1320亿美元的外债归还期限的临近,市场表现出了对阿根廷政府的忧虑和担心,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不稳定。
2001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政府的求援下,以“零财政赤字”为条件,答应向阿根廷提供80亿美元的贷款,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压力。
但是,到11月,政府税收连续3个月下降,庞大的财政赤字转化为“零赤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此,投资者急于抛出手中的股票,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前支付12.6亿美元的贷款。
12月初,阿根廷政府宣布限制居民银行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等金融管制措施后,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和投资者对货币贬值的恐慌,终于爆发了的银行挤兑潮,自2001年年初以来,银行存款悄然流失150亿美元左右。
在11月26日至12月3日间,外汇储备由175亿美元下降到145亿美元,由此引发了金融危机。
在面对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秉承了其传统策略,不顾受援国国内的实际经济情况和受援国面临的现实国际经济环境,仍将紧缩财政政策作为贷款的限制条件的。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不切合实际的“零赤字”紧缩财政政策直接诱发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和社会危机。
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后,美元汇率上升,阿根廷仍维持着高估了本国货币币值的汇率不变,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出口。
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衰退的传递作用同样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衰退。
这种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使阿根廷削减财政赤字为零的目标基本成为不可能,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不顾一切地要求阿根廷做到,最后的结果不但使阿根廷爆发了金融危机,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消极态度在金融危机中成为至关重要的负面因素。
阿根廷陷人财政和金融困境后,在多次登门求援中,美国除表示同情和政治支持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示和举措。
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阿根廷在没有实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指标的情况下,通常仍能获得新贷款。
但是2001年7月阿根廷金融形势开始恶化后,阿根廷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零财政赤字计划”。
11月底,在阿根廷无法完成该目标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提供计划中的贷款。
由此,阿根廷也无法获得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西班牙政府等预定提供的贷款(贷款额总计50亿美元),从而把阿根廷逼到财政和债务破产的边缘。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与预测不够准确。
这种片面的了解和不准确的预测导致了不切实际的政策援助,最终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别无选择的走上了一条歧路。
阿根廷为了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过高要求,铤而走险地采取了违背民意的紧缩财政措施,大力压缩公共开支,包括削减国家公职人员工资和退休金。
其结果是刺激需求措施未见成效,生产和商业指数不断下滑。
这使得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采取反危机措施起,就与民众处于激烈的对抗中,随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纵深发展,危机逐步演化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为化解危机,阿根廷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五项措施。
一是应IMF的要求,政府制定了在2004年以前将发行货币的增幅控制在30%以内、通胀率的增幅控制在5%以内的政策目标,并明确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实行按通胀预期确定的浮动汇率制。
二是恢复民众对银行的信心。
危机爆发时,全国银行由90多家减少到50多家,银行职工收入减少一半,冻结存款和强制比索化等措施损害了储户的利益(比索存款贬值2/3以上),人们不愿也不敢向银行存款。
危机爆发后,政府重建信心的措施渐有成效,储蓄很快回升。
三是鼓励银行向私营部门增加贷款,根本改变危机前要求银行过多向公共部门增加贷款的做法,促进经济恢复。
四是严格限制美元汇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农产品出口,吸引国外游客来阿根廷旅游,以增加经常账户盈余。
五是在改革税制、加强征管的同时,努力控制财政支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或盈余。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加上国际环境改善,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不断提高,阿根廷农牧业、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出口。
2004年阿根廷开始全面摆脱危机。
2005年,阿根廷经济增长率达9.2%,超过了1998年的最高水平;投资率达到21.2%,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盈余”,外汇储备增加了88.57亿美元,公开失业率降至11.6%,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财政继续保持盈余,物价维持在合理水平上。
阿根廷走向衰落的原因
为什么阿根廷会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从一个世界富国蜕变为一个多次陷入“三重危机”的“失败国家?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居然有许多人饿死?
如果我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是导致阿根廷衰落的主要原因:
1.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稳定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独立。
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
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然而1930年的发生的一次政变为近70年的政治稳定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阿根廷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政府更迭多达25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过相。
由于阿根廷不能保持持久的政治稳定,政府更迭频繁,因此经济政策很难具有连贯性,有时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例如,这一届政府大幅度提高税率,而下一届政府却实施了减税政策;这一届政府将银行收归国有,下一届政府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这一届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而实施紧缩政策,下一届政府却推行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高福利政策。
这些前后矛盾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了政府、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行为,而且还打击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2.未能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关系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
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
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可见,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历史上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农产品来获得外汇收人。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后,阿根廷也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
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
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
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
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
阿根廷的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国家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也应该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提升产业结构。
3.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
导致阿根廷的资本积累能力弱和储蓄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是,阿根廷的文化传统似乎鼓励人们消费。
第二,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打击了储蓄的积极性。
第三,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大多数人丧失了扩大储蓄的必要条件。
第四,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鼓励人们储蓄的机制。
为了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阿根廷不得不引进大量外资。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利用外资是一个明智之举。
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因引进外资而取得了经济起飞。
问题的关键是,对外资的依赖必须有一个度。
反之,外资的作用就会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为阻碍发展的“桎梏”。
在历史上,阿根廷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债务危机。
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
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
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
由于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人生产部门,而是被用于非生产性的公共部门,因此偿债能力得不到提高。
进人新世纪后,沉重的债务负担与僵硬的汇率制度、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疲软的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南美洲国家再次爆发债务危机。
4.长期的保护削弱了本国的竞争力
阿根廷在发展工业时采用了进口替代模式。
这一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筑贸易壁垒,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
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
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
开放与保护并不矛盾。
适当的保护有利于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但是保护民族工业不应该成为保护落后的借口。
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部门,必须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而且,这种保护不应该是无限制的绝对保护,而应该是在面临外来竞争的压力之下实施的一种适度的相对保护。
换言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来说,保护民族工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拒外来竞争于门外,而是想方设法地提高自身竞争力。
否则,在过度而无限期的保护下,“幼稚工业”根本就不可能成长。
进入90年代后,梅内姆政府实施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等手段
来开放经济。
然而,由于阿根廷企业长期在高度的保护之下生存,它们在面对外来竞争时陷人了困境,大批企业倒闭。
5.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失当
长期以来,阿根廷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着以下几个弊端:
(1)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有时达三位数或四位数),从而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得到正确的市场“信号”。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长期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
第一,政府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出现货币主义论者所说的“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这样一种不良状况。
第二,国民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瓶颈”导致某些商品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供给。
第三,在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超常干预的情况下,价格机制中的缺陷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
为了对付通货膨胀问题,90年代以前阿根廷历届政府实施了多个反通货膨胀计划,但收效甚微。
1989年梅内姆当政后,实施了以货币局汇率制度为基础的“兑换计划”。
这一反通货膨胀计划虽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也产生了比索的汇率高估等一系列新问题。
(2)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
一般说来,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各种手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它们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换言之,只有使各种手段得到有机的协调,它们才能获得互补性和有效性,其功能才能相得益彰。
阿根廷历届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常常大量使用行政干预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相对而言则比较软弱。
此外,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之间的搭配也时常出现矛盾。
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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