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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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第七章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持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于社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的需求,发展进程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有赖于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表明,社会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方面发挥着支持者、监督者、评价者、合作伙伴等作用。
作为支持者,社会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源源不断投入所必须的人、财、物等物质资源的同时,为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注入文化的精神力量;社会成员直接参与能及时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有关信息直接反馈给学校,使学校及时了解、关心社会经济部门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保证高等教育沿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作为监督者,社会主要通过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等对高等教育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偏离正确轨迹的行为进行预警,引导高等教育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评价者,社会通过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反馈质量信息;作为合作伙伴,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引领社会发展。
可见,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有必要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力量在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的支持、监督、评价等重要作用。
第一节培育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血脉,“名校成长的历程证明,大学的竞争是文化实力的竞争而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
”因而,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讲,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一种物的客观存在,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结晶。
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能否得到提升,既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相关,也与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
文化不仅影响高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质量观,而且影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的观念以及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培育文化软实力,营造社会关注和参与高等教育的氛围,对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培育创新文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创新文化是泛指一切创新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和活动氛围的总和,是一种激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
创新文化的要素包括:
创新的价值追求、创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传统风气、创新的心理氛围、创新的制度保证和创新的物质支撑等。
创新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而是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或群体文化中与创新实践有关的一种文化特质和文化因素,是一种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内涵丰富的文化子系统。
创新文化的作用在于:
能够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的素质”,进而扩散、深入和主流化,形成一种氛围和环境,将创新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进而激发社会成员的创新灵感,促进创新“千树万树梨花开”般地发生和涌现,成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为此,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有利于创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兴衰。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没有全社会创新文化激励和支撑,高等学校难以持续创新发展,难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也产生不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必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停滞不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
可见,创新文化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高质量与水平的源泉和动力。
1、崇尚唯实出新、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
21世纪的大学,要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大学本身不仅要有批判精神,而且必须立足于社会大众敢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创新文化之上。
然而,中国传统的吏官文化所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主从关系,片面地强调天理,一切高度听命于政治权威,扼杀人们的质疑意识和批判精神,导致我国是一个缺乏理性批判文化传统的国家。
因此,要培育创新文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强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鼓励人们敢于挑战权威和固有经验,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理性批判他人观点,并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和主张。
笛卡尔曾说过:
“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务都来怀疑一次”,“怀疑是迷信的清洗剂,批判是教条的解毒药”。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镶嵌在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只有全社会不迷信、不崇拜任何偶像、教条、理论,敢于怀疑和否定已有的观念,敢于自我批判、理性批判,立足于此环境的高等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创新人才和产生创新性科研成果。
2、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创新文化是一种鼓励尝试、重在行动的实践文化。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奉行的“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哲学导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太同情失败者的社会。
当个体有成就的时候,到处是赞歌颂语,一旦失意的时候,处处是冷言冷语,如果个体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抵御这种世俗的压力。
由于创新往往是小概率事件,随机性、偶然性较强,而失败可能是常态,这样就导致个体难以抵御失败的压力而不敢冒险,不敢实践,包括大学和大学师生员工在内。
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或“破坏性的创造”,常常要敢闯禁区、挑战常规、违背传统、冒犯权威,也要反复在实践中尝试和探索,经常面对各种新的情况,甚至要冒失败的风险。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创新是其发展的主旋律,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大胆进行改革,敢于挑战禁区,敢于突破传统;科学研究的创新需要敢于实践、应对挑战,社会服务也需要有新举措,所有这些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中的冒险、失败等达成宽容的共识,并加以鼓励。
3、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思想意识空前活跃,而且在各个领域实践理性方面的思路和观点更是丰富多样。
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引起了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导致了人们对许多社会实践价值评价的多样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管理技术和手段的日新月异、制度安排和组织方式的日趋复杂,都在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人们既是思想和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从而使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化。
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建设创新文化格外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开放。
尼葛洛庞帝说:
“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
”因此,要求社会成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树立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包容对话的姿态向人类所有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实践经验开放,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应当说,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这种在全球视野中开放包容和积极对话的思维方式对于构建创新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无论对于社会各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观念创新,还是对于通过对话和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开放的视野中,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增强才有可能。
因此,建设创新文化,需要营造尊重不同思想观念的制度文化,确立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培育尊重个性和创新的文化模式。
二、发挥质量文化功能,提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共识
质量文化指的是表征社会或组织成员有关质量方面的共同信仰、价值观、态度、制度和行为模式。
即社会大环境对质量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质量文化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观、精神、目标、道德、形象、行为、习惯、习俗等“软性”的认知程度以及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其质量文化的形成主体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主体即为广大社会公众,微观主体是高校全体师生员工。
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因素进行研究,因而指的是宏观主体的质量文化。
在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质量是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作为质量载体的质量文化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的高低,所以,要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有必要营造质量文化,提高社会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知程度及为提高质量所做的各种努力,形成较高的高等教育质量社会基准。
(一)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功能
作为一种“软性”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基准的认识,如果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可基准较高,则该国高等教育在国际比较中的竞争力越高,反之则越低。
具体来讲,质量文化对于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体现为以下功能:
第一,凝聚功能。
优良的质量文化是一种高标准的质量,它就像磁铁一样能把全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命运与高等教育的质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高等教育质量提高我受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我受损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社会成员追求卓越的质量,自然而然地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奉献。
第二,激励功能。
质量文化的核心是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人人重视高等教育、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氛围,进而激励各高校为实现既定的质量目标而不断进取。
当所有高校都能实现预定的质量目标时,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第三,规范功能。
质量文化能够规范、监督高校师生和管理人员的行为,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约束教职工和学生,从而弥补高校刚性规章制度的不足,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二)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途径和措施
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及其目标实现的意义现在已毋庸置疑。
只有从根本上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行为从仅为高校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自发行为和终极追求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困惑。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既有传统质量文化传承和改造,也需要相应的制度构建等具体的路径和措施。
1、合理传承民族文化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质量文化的精髓,随着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高校要在继承民族文化中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传统文化中涉及质量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进是培育质量文化的永恒主题。
对于我国来讲,培育质量文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变革中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运用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上。
也就是说,从尊师重教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其教育质量文化生存、发展和更新的命脉,使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上。
2、培育社会成员高等教育质量意识
质量文化是社会成员对质量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追。
质量意识是人们对质量和质量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是质量文化的重要内容。
国家和地方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渠道,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强烈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特别是质量责任意识,使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认识到质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逐步形成全社会都关心高等教育质量,都努力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良好氛围。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形成合力。
例如,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质量负有监管职责,媒体负有监督义务,高校则应及时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公布质量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各行其责、各尽其力的外部监控体系。
各级政府和高校要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对社会成员宣传其质量意识对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战略意识、质量竞争意识与和质量参与意识,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维护质量、人人创造质量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3、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舆论又称公意,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反映了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点、看法、愿望和要求。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社会舆论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把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来,并加以传播,促使高校采取各种措施把舆论反映的质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解决。
在通讯工具日益发达,交流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曾指出,对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争论有价值的批评主要来自教育之外。
社会舆论是世界各国最常见的一种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监督系统,其形式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发布大学排名活动。
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自1983年以来,开始对美国大学及其院系进行排名,该排名依据学术声誉、新生录取、师资实力、学生保持率、财力资源、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评估指标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估排序,其中,新生录取、学生保持率、校友满意度、毕业率状况等指标从社会评价方面来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状况;德国的《明镜》自1989年起也采用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组织对大学的排序评估;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也将“雇主评价”这一指标来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
可见,随着大众传媒披露的高等教育质量信息更为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社会舆论将有助于社会对高校办学状况进行动态的监督,进而成为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形式。
因此,有必要引导社会舆论关注高等教育质量,进而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信息反馈和监督机制。
首先,构建高校信息公开机制。
在国外,教育信息公开不仅仅为了促进教育民主,改变行政作风,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将它与教育的核心问题——改进教育质量紧密结合。
因此,向社会提供信息不仅是高校的责任,而且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义务。
高校必须定期地、系统全面地公开学校的工作计划、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组织机构和财务状况等方面准确的信息,以便社会监督。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对滞后,不利于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对此,高校应借助这一政策的颁布,严格执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构建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向家长、校友、教育工作者、决策者、纳税人等发布学校办学情况,以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进而不断改进质量。
其次,构建质量问题舆论反馈机制。
在一些公众关心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上,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在报纸、网站上开设专栏,与公众联手组织沙龙、论坛等方式,有意识地搭建平台,让公众参与其中,同时高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引导公众认知。
例如,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曾经遭到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到处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喊打。
而事实上,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既有高校未适应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也有就业市场的供需问题、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等等。
因此,高校主动构建社会舆论反馈机制,向公众解释质量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树立高校的正面形象,获取社会支持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社会舆论一旦形成,其传递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能迅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很快地对某一高等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
因此,掌握舆论形成的规律,有意识地利用其积极作用来实施质量监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改进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倡导捐赠文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所谓捐赠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长期的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捐赠文化是慈善捐赠行为得以实施的内在动力,也是衡量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充足的资金是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保障和先决条件,但是在有限的财政收入背景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很难满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要求。
鉴于社会各界的捐赠是高校教育成本的有效补充,而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也为社会捐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社会支持力度,有必要培育社会捐赠文化。
(一)形成全民慈善捐赠理念
公众是慈善捐赠的社会主体,是慈善事业不竭的源泉。
只有全体平民百姓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形成自觉的、互助友爱的社会慈善氛围;只有公的广泛参与,也才能积累起数额巨大的慈善捐赠经费,使慈善事业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事业。
国外大量的资料显示,动员全国的普通百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对于发展慈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捐赠与慈善的平民化是世界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是培育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
在我国,平民慈善捐赠还是一个尚未开采的“金矿”,丰富的慈善捐赠资源就隐藏于普通百姓之中。
因而,强化公众教育,形成全民慈善捐赠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我国目前乃至今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捐赠或慈善政策与法规
税收政策、捐赠法律制度等在激励和规范社会捐赠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为社会捐赠制定完整法律和配套措施,为捐赠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包括对社会捐赠的定位、保护、支持和鼓励。
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捐赠,但总的来看,我国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不系统、不完善,力度不大。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捐赠与慈善行为的法律,导致一些慈善机构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在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很大,导致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
因而急需在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等,规范慈善组织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
政策与法规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捐赠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培育捐赠文化。
针对现有这些情况,有必要学习国外立法上的先进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培育捐赠文化,为高等教育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
(三)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
保障捐赠与慈善行为的尊严主要表现为在倡导捐赠与慈善的同时,尊重捐赠行为和尊敬捐赠人。
无论是大额的捐赠还是小额的捐赠,其本质都是慈善的行为,都是乐于施善的高尚道德境界的体现。
虽然捐赠人一般无所谓回报,但作为受益者及全体社会应尊敬捐赠人并给予高尚的尊严,对所有的捐赠行为都应该表示崇高的敬意。
因此,社会不仅要给予那些慈善捐赠富豪榜上的企业与富人荣誉,也应当关注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而平凡的小额捐赠者,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鼓励人们凭借自身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捐赠的善良行为。
只有充分肯定慈善行为的目的性和崇高性,才能弘扬慈善精神,营造捐赠文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
以上所阐述的创新文化、质量文化、捐赠文化仅为培育文化软实力部分内容。
在培育文化软实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过程中,还可能有更多的文化需要加以培育。
总之,通过培育文化软实力以增强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是急待研究的一个领域。
第二节加强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和监督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并不是的唯一办学者,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其他主体参与更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引入多元社会角色参与办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员和组织通过董事会、各种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参与高等教育决策和管理,发挥支持、咨询和监督的作用,已经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阿特巴赫曾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大学学术才能兴旺发达。
”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我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其他社会团体参与办学,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一、建立各级政府机构参与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
一般意义的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是指由校外人士组成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来对高校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
由于校外人士所具有的社会角色使其更清楚社会的实际需求情况,当他们成为高校董事时,可以结合自身的信息优势,从决策层面关注高校的战略问题,使高校对社会需求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高校有选择地让具有不同社会角色、身份的校外人士代表作为董事参与高校的战略决策,将其思想和抉择能力引入高校的决策活动中,从而促使高校办学质量和社会需求价值真正融合,保证高校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这种校外人士参与的董事会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为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体参与办学,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提供了制度安排。
布鲁贝克认为,“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代表公众对学院或大学的兴趣以及把这些院校的观点向公众解释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必须是由专家和校外人士两方面组成的,学术自治才会有效。
没有前者,大学就会信息不准;没有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僵化,最后就会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宏观管理,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统筹权和决策权。
这里的“政府”更多的是特指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是一种狭义的政府办学。
高校内部治理则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常委和校长、副校长均是由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决定任命,并且对上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在高校内部常委和校长全面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
这种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不利于吸收校外人士参与高校治理,往往容易造成闭门造车,关门办学的弊端。
这样一种狭义上的政府办学和关门办学,导致高校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办学质量受到社会质疑。
国外高校的决策层,如美国的董事会、英国的理事会和法国的校务委员会,社会各界和校外知名人士的代表都占有一定的席位。
因此,借鉴国外高校的董事会治理模式,完善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为多元主体参与办学提供制度安排,成为我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加以考虑的制度改革。
美国公立高校的办学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拨款,与我国政府办学具有内在的属性契合,因而,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治理模式成为我们借鉴的首选。
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成员由三部分构成:
董事会当然成员,政府任命的董事和公众选举或校友会产生的董事。
董事会当然成员包括州长、州议会议长、校长等,政府任命的董事主要考虑董事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按行政区划任命。
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中的董事多半由选举产生。
因此,在完善我国高校基层委员会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公立高校的董事会成员的组成,从改革基层委员会成员组成入手。
基层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高校所在行政区的最高长官,如省长、市长、县长等;主管该高校的教育行政长官;与高校核心学科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如农业院校应邀请农业部或农业厅的领导作为其董事会成员,面向交通行业的高校应为交通部门代表留有一定的席位,等等。
二、吸纳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质量管理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高校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在客观上要求对高等教育质量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及实现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最为关心和关注。
一般来讲,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居于不同利益层次的多方利益主体构成的。
与高校有利益关系的利益主体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学生、政府、捐赠者、校友、工商界、银行等。
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由高校之外的社会成员组成,他们参与质量管理是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所有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中,家长、校友、社区是参与高校质量治理最为重要的群体。
首先,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就业,所以,学生的家长是最关心高等教育质量的直接利益群体,他们最关心自己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对此,高校应积极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和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使高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配合、形成合力,成为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延伸与有益补充。
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高校走在了前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组建家长委员会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组织成立了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家长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听取他们对学院的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也请他们交流社会对专业设置方面和人才需求方面的信息,以促进学院及时调整相关工作。
另外,许多家长所在的企业或单位,都成了城市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
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其次,校友是学校已经输出了的“产品”,但校友始终与母校有着深层次的联系。
母校的发展意味着校友在不用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文凭的“含金量”会大幅度增加,可以成为母校发展的“搭便车”者。
再加上大部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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