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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人才出
江山代有人才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1903年,迄今已近百年了。
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新兴学科"而已。
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也不过于19世纪末叶才得以真正实现。
这一点仍可从现在经济系的正式名称(FacultyofEconomics&Politics)中找到蛛丝马迹,因为"Politics"在此已只是一个虚名,但这仍反映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的面目出现,且与政治学、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在此登台的第一位人物在世时经济系尚不存在,但他的大名想必国人都早有耳闻,即被凯恩斯称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的托马斯o马尔萨斯(ThomasR.Malthus)。
他是耶稣学院的院士,据说在该学院的饭厅内仍有他的画像,不过笔者尚未有机会亲眼一睹,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实。
尽管马尔萨斯的父亲像19世纪其他许多思想家(如马克思)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完善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尔萨斯本人却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
在和平的年代里,人类难以有效抑制的性欲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数量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其边际报酬是递减的。
因此这一矛盾会日益尖锐,进而导致饥荒、战争等灾难的发生,从而把人口数量人为地压到较低的水平上来缓解这一矛盾。
尔后,该矛盾随着人口数量的回升而再趋尖锐,如此治乱循环,颇与我国古代历史有所暗合。
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做出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仍有意义吗?
当然。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犯下因错批"马尔萨斯主义者"马寅初而酿成的新中国以来人口爆炸的大错,而且当今全球所面临的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的存在也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马尔萨斯的先见之明。
不过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先生恐怕还是有些多虑了。
其一,人类的性欲是否能得到有效抑制暂且不论,性欲的强弱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显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并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的。
这一点马克思就已认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GaryBecker)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也已把生育决策本身模型化了。
比方说"性解放"浪潮并未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激增,反而是人口数量的停滞或下降。
其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命题的成立不仅依赖于
生产要素数量的恒定,更是要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的矛盾远没有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么尖锐。
现在让我们调近历史的焦距,去看一看剑桥经济学的奠基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剑桥经济系的建立者--阿尔弗雷德o马歇尔(AlfredMarshall)。
马歇尔19世纪中期在St圣约翰学院读数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兴趣曾转向心理学,但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于1885年成为剑桥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chairprofessor)。
顺便提一句,该讲座教授头衔自此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英国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目前的拥有者是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o莫里斯(JamesMirrlees)爵士。
好奇的朋友可在该学院饭厅右侧看到马歇尔的画像,此外,经济系的图书馆就称为MarshallLibraryofEconomics,经济系每年一度的高规格的学术讲座称为MarshallLecture,经济系本科生的精英社团也命名为MarshallSociety。
虽然一些人甚至包括剑桥的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都曾对马歇尔的人品有过异议,但他对整个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性与开创性贡献则是无人否认的,这似乎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角色。
是他实现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是他综合了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及英国边际主义者主张的效用价值论,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来调和以上这两种理论,建立起了此后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通行的供给-
员(如工厂附近的居民)带来的外部效应--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
但由于企业在自身生产时只考量私人成本,因而市场本身似无力使这两种成本相等,这就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干预行为(如通过向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简称"庇古税")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
上述观念包含在1920年庇古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原理》中,而该书是公认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
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
quot;新古典"范式颇为不满,对其理论的批判可见于凯恩斯的巨著《通论》中;另一方面,尚且不谈在冷战伊始的"麦卡锡时代"庇古曾荒谬地被怀疑为前苏联间谍,仅从学术上讲,新古典主义者又对他关于政府干预的论调大不以为然,1991年诺贝钡弥髦ゼ痈绱笱У目扑梗≧onaldCoase)在其1960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并非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足够低,当事人之间可通过自行协商、讨价还价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市场本身并非没有解决"外部性"的机制。
至于到底应用何种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视政府与市场运作的成本比较而定。
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20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o梅纳德o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
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
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创立者吉登斯在担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之前便是国王学院的院士);第二,他的数学成绩似不如马歇尔,当然也不差,毕业时位列第十二名。
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当时也是马歇尔非常欣赏的年轻人之一,同时凯恩斯在初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信奉者,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以及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理论对此现象的异常乏力的解释才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离经叛道地走到了他老师的反面。
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1906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
1909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
但在一战期间(1914-1918)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o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
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191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
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
正是这本书使凯恩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
1921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论概率》(ATreatiseonProbability)。
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
此书中凯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客观的信念(objectivebelief)",而认为"不确定性"是无法用数学公理体系如概率论来识别、测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事物的未来状态是一无所知的?
quot;Wesimplydonotknow")。
无巧不成书,也是在这一年,大洋彼岸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rank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不确定性"做出了同样的诠释。
笔者并未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解无不贯穿于其今后发展的经济理论中,如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形成、投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等。
整个20年代,凯恩斯仍然活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
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
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
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
在其1923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TractonMonetary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
"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
如果经济学家仅能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后海面将恢复原来的平静,那他们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项极其简单而又无用的任务。
"
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货币中性"的新古典观点。
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货币只是实物经济的一层"面纱"而已,即货币仅作为交易媒介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它与价格、产量、就业量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决定无直接关系。
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论货币》(ATreatiseonMoney),虽然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但凯恩斯已明确指出货币至少在短期内对产量与价格有真实影响。
在理论上,他指出货币不仅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它还是人们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贮藏手段,人们持有现金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来规避风险,这就是他"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基础。
总之,他力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设计来消除或至少是缓解一战后剧烈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凯恩斯曾希望此书能成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但是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右翼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Hayek)对该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然而幸运的是在30年代,凯恩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共同对付右翼的挑战和发展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理论。
这些年轻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罗宾逊蛉耍↗oanRobinson)、斯拉法(PieroSraffa)、卡恩(RichardKahn)和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Meade)。
他们组成了名叫"CambridgeCircus"的讨论会,并将每次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由卡恩汇报给凯恩斯。
在大家当然主要是凯恩斯的努力下,《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简称《通论》,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终于在1936年诞生了。
正如凯恩斯本人在1935年元旦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著作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革命性的转变。
"的确,《通论》开辟了经济学一个新的时代,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此宏观经济学与以新古典均衡框架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平起平坐,成为经济系最重要的两门核心课程。
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无疑是促成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动力。
大量的商品、劳动力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当时的主要"症状",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不会长久的,市场与价格机制的作用在长期内会调整供求数量重新实现均衡状态,因此过多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
但在一个失业率已有30%的社会里,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是可想而知的。
凯恩斯则认为总需求不足在宏观经济中是会长期存在的,是总需求的水平决定了经济中的产量和就业量,供给自身不会创造同等数量的需求。
总需求为什么会不足呢?
简单地讲,总需求本身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就消费需求而言,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消费的增长幅度一般来讲要小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
就投资需求,即资本家对机器设备、厂房的需求而言,影响其投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或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预期。
一旦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只要投资者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不改变,价格机制并不能使其投资量有显著的提高。
可见,仅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等问题是不够的,价格机制远没有地心引力那样强大的力量使均衡成为经济系统运行的常态。
解决的办法很明显,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如公共投资建设等来人为扩大总需求,使经济走出衰退的旋涡。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领域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言,所有人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差劲的政策,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它们同样是差劲的经济学。
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凯恩斯于1938年退出了当时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辩论,但这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
二战爆发后,他重出江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来缓解战时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忙于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建工作,特别是于1944年参与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确认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
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劝说英国政府接受为获得美国贷款而必须遵守的苛刻条件。
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写道:
"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突发于昨日在Tilon,Firle,Sussex逝世。
他的去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英国人。
"时光荏苒,从他去世至今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凯恩斯经济学也依旧毁誉参半。
但对于笔者个人而言,难以忘却的并不是其具体理论的孰是孰非,而是凯恩斯以下似乎有些夸大其辞的论述,反倒能使我在求学道路上彷徨气馁时,在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得到一丝慰籍(因本人对自己英译汉的能力实无自信,请允许我将中英文一并附上):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错,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有力得多。
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
讲求实际的人们以为自己能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却到头来只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
位于高位之上的疯子们,似乎是空穴来风似地决策,但实际上他们的激动与疯狂仅来源于几年前某个文痞的作品之中。
我确信与思想的蚕食能力相比,隐含的利益的作用是被大大高估了?
quot;
"Theideasofeconomistsandpoliticalphilosophers,bothwhentheyarerightandwhentheyarewrong,aremorepowerfulthaniscommonlyunderstood.Indeedtheworldisruledbylittleelse.Practicalmen,whobelievethemselvestobequiteexemptfromanyintellectualinfluence,areusuallytheslavesofsomedefuncteconomist.Madmeninauthority,whohearvoicesintheair,aredistillingtheirfrenzyfromsomeacademicscribblerofafewyearsback.Iamsurethatthepowerofvestedinterestsisvastlyexaggeratedcomparedwiththegradualencroachmentofideas."
(待续)
孙霈(剑桥大学Judge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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