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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
苏联解体已近十五年了,但是关于“苏联解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
只有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借鉴意义,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此,我认为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希望同仁们指正。
一、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
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使苏联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
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由于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不注重自身建设,导致它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
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
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
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
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
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
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
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
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
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
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
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说这句话为时已晚。
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
所以,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共产党的青春活力,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样共产党才能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进行,共产主义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二、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苏联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因此,经济的原因往往是深层次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马克思所描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两个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和依据的。
“苏联模式”以事实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最后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而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以便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把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经济体制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弊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社会主义必须解放思想,面向实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
思想僵化,理论教条化,是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比斯大林后期的认识水平高出多少。
如认为苏联已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进一步得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需要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全民党等论点。
这些与苏联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
依据这样的理论观点,改革怎么能会深入地进行下去。
不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是无法推行改革的,这种僵化与教条的“苏联模式”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我们应该把共产党建设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党。
才不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四、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
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
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适应时代变化,并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党外的意见和要求也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
这种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一方面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又为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这就不能不为改革无法推进和改革最终偏向埋下了制度方面的祸根,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五、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几十年来,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事实上使俄罗斯处于联盟中央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
民族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激发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普遍存在。
这两种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苏联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一种平等的绝对分权体制,这是其基本国情。
而后来的斯大林等领导者却脱离实际,采用了高度集权的民族政策,非主体民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并不平等。
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发展。
这些是可以警示后人,作为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面镜子的。
六、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又必须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方向。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使苏联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家长制盛行,民主缺乏,法制不健全。
这些给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的继承者都纷纷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没有摆脱原来的政治经济模式,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更失去了方向,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有人说: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如果不改革,苏联就不会解体。
”这句话是不对的,当时“病的不轻”的苏联不改革同样会解体。
但是改革迷失方向,政策、措施不当,也是会失败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社会不会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坚持改革才能改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这样改革才能成功。
七、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
应该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比较明确,实践上也没有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情况发生。
苏共领导人在着眼于改革的时候,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在改革中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一个教训。
这主要因为在理论上一直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
不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怎么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主义等原有体制的弊端。
苏联改革不成功最终解体的教训表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上要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完备发展的历史阶段。
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八、社会主义必须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与之开展有效的斗争。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
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外部原因。
我们必须认识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保持高度警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俄国总统普京说: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次挫折,它留给我们的是教训、是“财富”,值得我们慢慢的去汲取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刚刚渡过了自己88周年的纪念日,又将很快迎来建国60周年的大庆,党员人数七千多万,可谓人丁兴旺,如日中天。
国内经济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映衬下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
外交领域,西方大国争相示好,亚非国家传统友谊愈加稳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强。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虽然不甚漫长,但也惊心动魄、壮怀激烈。
多少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才铸就了如今的中国。
但同时,中共的历史中也不乏挫折与失败,走了不少弯路。
不过,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广大党员的思想主流一直没变,即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切不能因为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麻痹大意。
因为苏共堕落、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中国人从前苏联解体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
要避免“意识形态教条化,地位牢固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党组织,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
我深以为然。
首先,苏共教训之一——意识形态教条化。
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灵活和开放,没有教条主义,也不再大搞个人崇拜,而代之以亲民路线。
尤其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党员和群众明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头顶的紧箍咒,更不是嘴边的金科玉律,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
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也都以发展经济、重视民生、不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为主要任务。
在这方面,中共显示了比苏共要强得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虽然目前意识形态的把控仍然存在,但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层出不穷,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之争。
其次,苏共教训之二——地位牢固的精英阶层。
目前这点中共被诟病最多。
中共在掌握了政权之后,迄今历经四代领导集体,应该说全都下了大力气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党员的公仆性质,甚至不惜动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但“权力导致腐败”的定律一样适用于中国国情。
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商人打通关节获得商机,垄断企业凭借独大地位强加给消费者以霸王条款,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特权阶层不可一世、飞扬跋扈,不可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以部分党员为主要成员的精英阶层主导着中国社会几乎各个方面,党也几乎代表了中国的一切。
这样的后果就是,党成了各种不满、怨恨、愤怒的靶子。
人民把对某些人、某些机构的意见直接对准了党,认为是党造成了这一切,这给党的伤害是极大的。
第三,苏共教训之三——僵化的党组织。
中共在这方面,我认为做的还是不错的。
党为了保持自己的活力和先进性,不断吸收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
但是现实中也有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出现:
一些心怀私利的人混进了党组织、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形式化、教条化,没有起到提高党员觉悟的作用等等。
中共应该慎重鉴别入党之人的动机和性质,将不合格的党员坚决的清除出党的队伍,不仅仅是贪赃枉法的党员,就是思想不过关的党员也应该受到严肃的教育。
加大制度和监督的约束力度,让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一直保持下去是中共的重要任务。
第四,苏共教训之四——停滞不前的经济。
这点中共做的最好,目前来看最不可能在经济上重蹈苏联的覆辙。
但有关经济的隐忧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少。
比如:
东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人民群众贫富差距加大,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仍很缺乏,盲目追求GDP从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等等。
中共和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三令五申出台各项政策来纠正经济建设中出现各种问题,但各级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参差不齐,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作祟、GDP高增长保升官发财思想驱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往往执行不力,打了折扣,使老百姓感受不到党和政府好政策的恩泽,这是最最遗憾的事了,党的努力也事倍功半。
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的考验,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政党,但就像毛泽东说过的:
“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中共的重担还远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前方的路虽然一定会有崎岖不平,但只要中共保持清醒敏感的头脑、廉洁务实的工作作风,时刻不能放松自身建设,尤其不能拉大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万里长征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已经十五年了。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垮台是74年,苏共则存在了88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于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苏共高层应负的责任
苏联死于自杀而不是他杀,并且是慢性自杀这是世界公认的结论。
因此,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从执政党内部人为的因素中去分清责任,首先要从党的最高层找出直接动因。
最高层管的是方向、路线,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政策策略的制定权。
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事关党的生命,是最最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再正确搞好一个国家难,但如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或当了叛徒搞垮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容易,因为前者遭到敌人强烈反对、后者是里应外合。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迎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
但是,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这个革命的火车头渐渐地刹车、拐弯,到了戈尔巴乔夫就翻车了。
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起于赫,止于戈,是附和历史事实的。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寒始于立冬,而不应归于盛夏。
说苏联解体起因于列宁,说斯大林应对苏联解体负责,是崽卖爷田爷负责的唯心史观。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想搞垮苏联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以及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一个相当的多数都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他们生前当政时讲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甚至死后还都戴着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战士的桂冠。
应当承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苏共自赫鲁晓夫开始走上了一条垮台之路,要是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为自己走赫鲁晓夫的路而后悔莫及。
他们在位时,也许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许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为掩盖自己的错误找依据,而他们自己并不承认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了背离马列主义的事,始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
这正是苏共的悲剧所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条错误路线在利益驱动下形成、执行的过程中逐步地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
法权—特权—利益集团,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有百万、千万的财产,这些“只管生前荣华富贵,那管死后浊浪滔天”的人成了气候,回到正确路线上就难了。
因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能是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
而这条错误路线是用厚厚的正确外衣加以包装,在对正确路线的慢慢修正中推行的,再加上一些与错误路线抗争的人又不得不用错误路线进行掩饰。
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搞机会主义人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错误路线形成高压态势时,坚持真理的人就不得不“打着白旗反白旗”。
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东西很容易形成潮流,而“反潮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的重要原因。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就像一些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在苏联垮台以后,觉悟了、警醒了,开始揭露抨击戈尔巴乔夫一样,善良的人们是在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才看清了历史真面目,等待着下一次革命的到来。
历史不能假设,客观规律只能遵循利用,不能创造。
社会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规律,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
苏东垮台正是规律的惩罚。
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血的教训使人猛省,晚矣?
否!
撞了南墙即回头也是英雄好汉!
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已垮台的国家来讲,可以找到峰回路转的革命之路,无疑是一大笔财富;对于还苦苦支撑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可以驱散“周期率”的阴霆,看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使社会主义保持生机和活力,在曲折的道路中,争取光明的前途。
“由俭变奢容易,由奢变位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政党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军队注定是要被消灭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人注定是要被淘汰的。
最高层的骄奢淫逸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艰苦奋斗,革命兴;安逸享乐,革命亡。
道理好说,做到甚难。
君不见,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哪一个不是看好了既保护了既得私利,又可以自由享乐这一条。
在他们看来一天不搞资本主义一天就没有安全感。
到了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层领导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赞成搞资本主义,这正是苏联20万党员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2000万党员时丢掉政权的最根本原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来的快,垮的也快;美国的资本主义咋就活得滋润?
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一腐就朽,原因何在?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观察社会,反思历史,直面人生,答案又是那么简单明了:
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需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指引。
如何认识人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的自私性与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根源,同时又指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公有制的同时实行“两个决裂”,私欲会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得到最大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产阶级则认为人自私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利用人的自私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是天然合理的,只要法治打击了因邪恶犯罪,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存在,社会主义只能垮台。
这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认识路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是有阶级并逐步走向阶级消亡的社会。
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是一身二任,没有人去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
有人有世界,没人没世界,世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人间的奇迹。
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去侈谈社会的发展,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是庸俗唯物主义;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去观察社会和人,不承认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谓特殊就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更应是这样。
如果,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共产党人的特殊性,那么,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腐蚀,越容易变质。
高中级干部变质了,他们周围的人,就会迅速出现一批官僚、一批富豪。
防止和平演变最担心的共产党内部出问题、特别是中央出问题,正是基于出主意(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用人两个方面。
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两大阶级对抗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作,要保持和发扬这一成功,使领导干部和领导集团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革命劲头,就必须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
时刻牢记阶级、阶级斗争仅仅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必要条件;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
讲阶级斗争能凝聚群众,分清大是大非,清除党自身的垃圾,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防止堕落为特权阶层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使敌人越来越少;不讲阶级斗争,混淆了故我、是非界限,不知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欺骗了自己,麻痹了群众、离散了群众,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会百倍灵验,敌人钻进了共产党的心脏,当权者在攫取私利中加速自腐,敌人会越来越多,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搞阶级斗争,解放的是绝大多数人,剥夺的是极少数人,教育改造着所有的人;不搞阶级斗争,剥夺的是绝大多数人,解放的是极少数人。
闹革命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产生分化,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清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反动性,毅然与私有观念决裂,“大义灭亲”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上革命道路,推动了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放弃了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产生了分化,许多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回到了剥削有功、压迫有理的老路上,私有观念成了新货色。
“过去地主资本家捞,现在轮到我了”,重利忘义,只顾个人和眼前利益,纷纷背叛自己的阶级,成了革命的叛徒,共产党就失败了。
官僚政治——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加速官僚化,当党内“管他什么主义,只要过好日子就行”的思想占了多数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成效就显现出来了。
正如《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作者小杰克所说,共产党只要抛弃了阶级斗争,搞什么主义已无关紧要了。
可见,共产党夺取政权靠阶级斗争,共产党丢失政权是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纲,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根本战略,实际上搞的是阶级斗争。
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取消了阶级斗争就等于向资本主义缴械投降。
苏联垮台是苏共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制定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结果。
讲马克思主义,不讲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空壳;搞社会主义,不要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成了空壳。
共产党在两个空壳中是不能生存的。
同时资产阶级对这两个外壳又是极端仇视的,要千方百计地顶破它。
当外壳顶破之时,就是剧变和彻底复辟资本主义之日。
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创新就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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