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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
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
陆忠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白岩松: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高级编辑。
【编者按】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对于日本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目前两国“经热政冷”的现实却令关心中日关系的人士不无困惑:
是中日关系本身固有的特性使然?
还是愿望与行动间出现的落差使然?
抑或两者兼存?
答案当然有,但需要不懈的探寻。
2003年10月“《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曾以“中日关系的未来”为主题组织过一次专题研讨。
作为其续篇,本论坛又特邀请“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京的4位委员,于2004年6月5日在万寿山庄举行以“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为主题的研讨,结合中日关系新的发展现状,在把脉、会诊的基础上,试图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开出“药方”。
每位委员的发言虽有长有短,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种努力能引起您对中日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共同推进中日关系步向良性的轨道。
【摘要题】外交关系
陆忠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与32年前建交时有所不同,在今天推动中日关系的意义和影响,既有与32年前相似之处,又有了新的内涵。
首先,中日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亚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的大国,两强关系的“好”与“坏”均会对周围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这对双边关系起伏不定或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
日本2003年的GDP为4.3万亿美元,经济力量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占有极大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在亚洲经济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同时,日本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影响也在上升。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25年实现了年均9.4%的经济高增长率,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不再是经济落后的“跛脚”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安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
对亚洲地区来说,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的影响。
其次,中日关系也是关系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关键。
32年前,中日建交为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开拓了一条新路。
32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冷战到冷战之后,再进入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反恐”。
相较而言,亚太地区在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方面进展缓慢,水平低于欧洲等一些地区,处于不活跃的状态。
想要激活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关键在于中日两国能否真正共同推动。
亚太安全问题的焦点在东北亚地区。
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没有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
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目前“六方会谈”机制的确立,使人们对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又抱有希望,这也是与中国的积极态度和日本的参与分不开的。
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也是如此。
虽然目前中国与东盟2002年已就10年内完成FTA谈判达成协议,日本也加快了与东盟的ETA谈判进程,日韩也计划于年内完成FTA谈判。
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中国、日本这两个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不能实现合作,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也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关系对现阶段亚太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10周年。
甲午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日为了朝鲜半岛的利益而大动干戈。
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趋势,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中日进行着良好的沟通。
第三,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主观愿望上讲,中日关系在各自的对外关系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方面,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对外政策有一个指导性的提法,即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
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周边国家角度来看,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
在日本方面,日美同盟是其二战后外交的基轴,日本外交在强调与美关系的同时,也将中日关系作为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冷战后,日本外交更是出现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推动的趋势,尤其是中日围绕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对话,及其所产生的对地区的稳定作用,对日本长期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层触动;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使日本政界和经济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因此,日本政界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比以前表现得突出。
但是,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阶段的发展在客观上并没有达到双方主观重视的要求。
人们描述中日关系现状时,常用的一个提法是,经济关系“热”而政治关系“冷”。
而且,从动态的角度看,如果这种政治关系“冷”的局面得不到改善,尤其是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不作出改变,那么沉闷的政治关系势将影响活跃的经济关系。
尽管中日政治关系的沉闷直接表现在双方首脑的互访中断上,但不同层面的消极因素也反映了两国关系中“冷”的含义。
在外交方面,小泉当政以来,日本对外政策出现了四种矛盾现象,这也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
(1)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同时,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
(2)既加强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又继续与台湾保持活跃的交往;(3)在推动日亚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化日美关系;(4)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表现积极活跃,围绕能源、资源的开采摩擦激化。
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对中日关系有消极影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了改变,有了小选区制,这种小选区制度下产生出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他们的视野比较狭窄,只关心选区的利益。
更主要的是,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中不少人受家族的影响,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日本政界在现阶段或未来一段时间里,很难出现像田中角荣等当年在推动中日关系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家。
此外,中日关系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舆论或某种情绪化的影响。
比如,日本民间与中国接触交往比较多,他们中一部分通过日常生活来体验中国,由此突出了中国人在日本老百姓心中的某些负面影响。
同样,在中国百姓眼里看到的是日本右翼的反华事件,以及少数日本游客的“嫖娼事件”等等。
当然,尽管中日关系有风浪,或者说现在政治关系上很沉闷,但两国政治家中有一种理性的、健康的力量在推动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两国的相互理解,从主观上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既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如何认识新形势下中日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问题,两国的政、学界,包括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进行过广泛的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中日相互适应调整的问题。
冷战后经过十多年,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低迷;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有较大发展,对外政策积极活跃。
这些变化导致中日两国关系原有的一些心理平衡被打破,对此,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需要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
从日本方面看,它对中国实力上升有一个适应与接受过程。
中日两国正处于一种国力强强并存的阶段。
比如在经济上,双方的影响力相当,特别在进出口规模上,已逐渐地出现一种中国规模扩大、日本相对缩小的态势。
所以,合作、竞争和矛盾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基本态势。
现在不少日本人往往只看到竞争和矛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合作;把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看成是对日本的一种冲击,而没有看到它对日本所提供的一种机遇。
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较劲心理。
日本有些舆论夸大中国的所谓对日政策新思维,但同时日本国内缺少对华政策新思维,其对华思维中冷战烙印很深。
尽管表面上不太讲“中国威胁论”了,但内心里同中国竞争的意识还很强烈。
小泉外交的四大矛盾现象正是反映了这种思维。
实际上,日本国内在处理对美外交与对亚外交问题上,在对华外交是竞争还是合作的抉择上,学界和舆论界,一直有争论。
从最近的舆论及学者言论来看,围绕着对华关系基本上有两种不同观点。
就宏观和战略层面而言,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基本上看到了中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中日关系在本地区安全和经济态势中的重要性,也希望能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但就微观和战术层面看,部分政界人士更多的是考虑国内政治的需要。
从中国方面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中日关系定性的问题。
日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认为应该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在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以小泉为代表的决策层,想的是重振大国地位,提升日本在亚太和国际上的安全和战略地位。
如借“反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拓展军事活动范围的政策,出兵伊拉克、并可能要参与多国维和部队等等。
日本的转型必然引起中国关于日本国家走向的思考。
我认为,当今的中日关系不能用“敌我友”的关系来套,而应用“你我他”的关系来划分。
这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双方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中日在现阶段尚有许多具体问题,或者说还有许多门槛没跨过去。
这些问题以前也谈到过,就是几个T的问题。
一是领土问题。
最近几年,钓鱼岛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易于激化两国民族情绪的热点问题。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但双方对主权有争议。
在无法解决主权争议的前提下,如何维护现状,共同开发,是今后需要协商处理的问题。
这几年,日本越来越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而且想将美日安保条款应用于中日领土争端上。
随着近年来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特别是日本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在政治、军事上均明确支持美国行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明显发生了变化。
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曾明确否认美军根据日美安保条约钓鱼岛争端的强制性,但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却明确表示:
“钓鱼岛属于日本施政范围,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今年6月1日《朝日新闻》文章指出,美国转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因此是“靠不住”的。
领土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和民族感情,日本的一些做法,如2002年通过由政府向私人“领有者”租借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以及拉着美国介入,极易使两国对立升级,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二是台湾问题。
在陈水扁当局炒作公投、制宪,出现单独改变海峡两岸现状举动的形势下,日本如何从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确定立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目前看,日本的举动,并不让中国感到放心。
2003年12月12日,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公然在台北举办天皇诞辰招待会,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政要出席。
同年12月25日,曾于两年前核发签证让李登辉赴大阪“就医”的前首相森喜朗“因私”访台。
这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继福田赳夫后第二位前首相访台。
短短3天的行程,不但办完了为亡友扫墓和与台经济、体育团体交流等事,还偷闲出席了台当局的授勋仪式,“抽暇”会见了陈水扁和李登辉,其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另外,日本还公开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
虽然日本一再声明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立场,不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但这些做法的确可能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也有损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三是教科书问题。
这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
小泉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已经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但仍然我行我素。
小泉的做法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对此我不甚同意。
因为从某种角度讲,小泉执政已经很长时间,基本摆平了自民党内各大派系的利益争斗,稳定了首相宝座。
今夏日本将进行参院选举,从目前的形势看,小泉的胜算较大。
所以,作为一届首相,小泉对面临的选举以及对党内利益平衡问题都已不再担心了。
在这种情势下,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出于将日本发展成政治大国的国际“大政治”考虑,同时也是日本对华的一种“较劲”心态的反映,其目的是想让中国吞下这枚苦果。
小泉参拜时,总有一批官员前呼后拥,他在这方面有一批“志同道合”者。
换句话说,即使小泉不去参拜了,其他政客也会去参拜。
四是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
这个T也是老问题,但联想到现在美国在东亚地区调整驻军结构,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地位中上升的情况,令人感到在干预台海局势上日美合作的步子越来越快。
近年来,美国一直要求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甚至明确要求日本修改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通过《周边事态法》、《有事法制》等,日本自卫队对美军提供战时合作的范围已大大扩大,日美军事合作机制明显得到加强。
日本于1998年12月决定与美国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3年12月日本决定引进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说日美间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既是美国的要求,也符合日本的愿望。
导弹防御系统并非单纯的防御武器,而是完全可以转用为进攻武器。
这肯定会增加中日间在战略上的不信任,甚至引发东亚地区的新一轮军备竞赛。
另外,日本一直不肯把台湾排除在其《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也不得不让中国认为日本有干预台湾事态的企图。
五是贸易问题。
2003年中日贸易额达132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0.4%,但同时两国间的贸易差额也导致了贸易摩擦。
前两年的农产品问题出现时,中国出口的蔬菜在日本就被炒作为毒菜。
此外,日本对中国的大葱、纺织品欲提高关税,甚至引发两国摩擦。
从现在来看,中国的进口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
1991-2001年,全球贸易额增长1.8倍,而同期中日贸易从189亿美元增加到759亿美元,增长5倍,中国与亚洲四小龙贸易从66亿美元增加到516亿美元,增长7.8倍,中国与东盟四国(菲、马、泰、印尼)的贸易从44亿美元增加到210亿美元,增长4.8倍。
1997-2003年,中国进口总量从1423.7亿美元增加到4128.4亿美元,增长2.9倍。
2003年,中国从日本进口572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3.6%,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2.2%。
中印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日印的贸易规模,中印贸易额1999年为19.87亿美元,但2000年、2001年分别增长46.6%和23.4%,2002年中印贸易额达49.46亿美元,增长54.8%。
专家估计,中印贸易额2004年即可达到1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三大进口国。
相比之下,日本在印度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到2002年下降了6.7%,2002年为37亿美元,在印度主要进口国中仅列第8位。
所以,今后不管是中日贸易本身的内涵还是中日贸易发展对地区内的影响,都是现实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处理。
三
尽管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但鉴于这对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中方委员,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路或具体的方案。
我们应该看到,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中,两国还有许多合作机遇。
日方委员曾把这些机遇进行了系统总结,按照主要问题的英语字母排列,我把它归纳为几下几点:
A(Asia-Pacificregion)、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这涉及的是覆盖面积比东亚更大的区域安全合作。
在这方面,亚太地区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处在一个设想阶段,处在由休眠向激活状态转换的时期。
如何从机制方面保证这个地区今后的稳定应该是中日两国加以推进的。
我认为,无论是亚洲经济共同体,还是亚洲安全合作体,都是我们亚洲国家的一个梦想。
B(BrettonWoodsinstitutions)、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区域金融合作。
自从上世纪的金融风暴以后,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在构思建立亚洲地区防范金融危机的机制。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处于一种混沌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亚洲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2年围绕着《清迈协定》中日之间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双方承诺一旦一方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另一方要利用本国的金融力量给对方以稳定支持。
中日迈出的这一步对亚洲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意味着在今后构筑经营整个地区的合作机制方面,中日两国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特别是,现在人民币越来越受区内许多国家的欢迎,今后日元与人民币的关系应该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涵。
C(CBMs)、建立相互信任。
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相互信任。
我一直讲,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安心问题。
中国人对日本国家走向如何认识,而日本人对中国国力的发展、对中国在本地区影响的扩大,或者说中国今后国家发展的定向如何理解,这也是中日关系内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
中日两国需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D(DPRK)、在朝核危机上的合作。
围绕着朝核危机,六方会谈已进行了多轮回合,中国与美、日、朝、韩、俄都分别交换了意见,起到了两面劝和的作用。
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加强与日本的交流,对中日关系的深化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E(energyandenvironment)、能源合作和环保合作。
能源和环保是现在中日关系中的两个热点,也是未来双方所要面对的。
提到能源,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实际上,在“安大线”和“安纳线”问题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长期竞争。
说它是良性的,那就是竞争;说它是恶性的,那就是争夺。
中国和日本都是能源消费大国,今后在能源的海外开发、运输,以及海洋通道安全、节能产业结构建立等等方面,中日都有必要相互沟通、交换意见,需要确立一种双边的良性合作。
我认为,能源合作应该能把中日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众所周知,欧盟的形成起源于法德煤钢联营。
因此,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如果做得好既能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也能推动地区合作向前发展。
至于环保问题,这是中日面临的另一个合作机遇。
长期以来跨国环保合作被称作绿色安全合作,它涉及到包括海上油轮泄漏、沙尘暴、海洋污染和治理等问题等等。
在这个领域,中国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中日环保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F(finance)、金融领域合作。
这里提到的金融合作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合作,涉及建立亚洲地区的债券市场,建立亚太地区共同基金以防范金融风暴,以及今后的地区外汇储备的币种安排问题和人民币与日元汇率相对稳定问题,等等。
上述机遇中的每个方面,既能深化双边关系,又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的工作任务。
我认为,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应该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上有一个“路线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确定第一个甚或第二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指导思想应从简单、容易的问题入手,逐步推动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指望这届委员会解决五个T的问题,甚至所有T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但起码有一点,就是增进双方的舆论、双方的国民对由T所代表的双方关系中的障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路线图”是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要切实落实还需要有一个“行动图”。
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草根阶层”推进到政治决策层。
以民促官,这是中日关系发展历史已经证明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十分活跃,各种渠道非常多也非常起作用。
通过方方面面的合力,推动了日本执政党对华关系的最终改善。
中日建交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自民党一党执政。
今天,日本政界的新旧交替有了很大变化,我们面临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双方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
所以还是要强调加强交往,青年政治家之间要加强往来,两国的学界、舆论界都要加强往来。
这届委员会日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就是安排中国的媒体与日方委员见面,其中不仅有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以及影响较大的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等,也包括中国的一些非主流媒体,如《南方周末》等等。
大家坦率交换意见,中国人听听日本人的想法,日本人也听听中国媒体的想法。
除媒体外,我想还应该加强青少年的交往。
加强公共外交也非常重要。
中国外交部最近新建立了公众外交处,这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让中国国民正确地理解日本,这次日本大相扑访问演出,在中国引起了非常积极的反响。
那么,中方要做的就是让日本国民了解发展中的中国,中国有她积极向上的一面、实力强大的一方面,但也有落后、问题的一方面。
如果日本国民对中国方方面面能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看法,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值或估价就会越来越趋于合理。
这对双方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日关系的好坏取决于双方的努力。
我们在期望日本作出积极努力的同时,就中国来讲,我认为需要优先加以改进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尽管我们有许多人在日本进修过,学习过,但国内研究日本的队伍相对较弱。
一方面是中日关系越来越重要,中日关系对亚太发展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研究日本、真正客观认识日本的人越来越不相适应。
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中国要有自己的研究队伍,并且能够真正客观、冷静、理性地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
二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最近日本方面的行动给我一个启发,日本政府出台了两项措施,主要内容就是拨出一定的经费聘请中国年轻公务员到日本进修。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当我们接近全面小康状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请日本的一些官员来中国考察,既要看城市也要看农村,既要看沿海城市也要看内地,既要接触高层干部也要接触平民百姓。
这样他们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了解并理解中国。
三是发挥舆论的正向影响作用。
舆论有它的一个职业特点,就是要写一些能够吸引读者或者说吸引眼球的内容。
所以,它既有不冷静的时候,但也有更冷静的时候,报道一些客观的事实,如国内有些报纸已经发出了一些很理性的声音,如“反日不一定就是爱国”。
无论如何,媒体应该更多地客观报导,不能一边倒地追随或附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判断这对关系的好坏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我们至少应该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经济关系看,随着东亚经济结构的形成,中日在地区网络中的互补性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在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进一步深化。
经济关系是密切中日关系的一个纽带,更是双方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不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历史证明,在以往大国之间发生较大对抗时,彼此的经济关系都是较弱的。
当然,经济关系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关系中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还可能添“乱”。
但现在的中日经济矛盾与历史上用军事手段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情况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现在应该是双方正常发展中的竞争矛盾,它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一些手段来解决。
所以,我认为,竞争、互补、矛盾将是今后10-20年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政治关系看,我认为目前两国的矛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处在转型时期,双边政治关系存在着转型中的错位。
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是,日本在经济上的转型并不是造成两国关系错位的主要问题。
日本在变成了成熟的经济体后,进行了一些大的调整,这些调整尽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日本有着雄厚的基础,它的发展潜力和实力始终是存在的,而且经过调整,日本还会在一些领域重塑竞争力。
因此,日本经济转型主要还是一个解决自身矛盾的过程,不能归结为日本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也不应该是中日间的主要矛盾。
相反,日本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中国市场,中日之间的互补性会进一步突出,这对双边关系来说应该是积极的一面。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落差,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觉得中国上升太快,日本发展太慢。
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过长时间的辩论,多数人认为,经济上强大的中国对日本存在着竞争威胁,但中国要赶上日本还需要很长时间。
中日转型中的错位主要体现哪儿呢?
一方面,从日本来说,中国正处实力不断上升的转型期,日本对于突然出现一个整体上不断强大,特别是军事上强大的中国,是最担心同时也是最不愿接受的事情。
尽管有美日同盟,但中国军力的强大仍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定位的一个主要考虑。
因此,中国军力的上升也使中日间的安全矛盾上升。
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日本正在调整自己的政治方位,要走向正常国家,加强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作用。
对于一个越来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力量的日本,中国也有个接受度的问题。
特别是在军事上,日本欲在美日框架下加强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甚至超出了过去认为是不可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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