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砸掉牙扮成乞丐送密报 曾希圣 调动 敌军免乌江血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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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年砸掉牙扮成乞丐送密报曾希圣调动敌军免乌江血战
项与年砸掉牙扮成乞丐送密报曾希圣“调动”敌军免乌江血战
2016年10月21日来源:
法制晚报
项与年等人把情报最重要的部分用密水写在学生字典上,扮成教书先生,一路走密林小道避开哨卡盘查,昼伏夜行了一个多星期。
但在快到达瑞金时,他发现哨兵的盘查越来越严,他必须改变身份和形象,于是他用石头把自己的脸砸了一下,脸肿了,门牙也被砸掉了,再加上步行多日,身上也都破破烂烂的,很像乞丐的样子,最后哨兵将其放行。
这份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就这样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在此之前,军委上层对于究竟走不走、什么时候走一直在争论、犹豫,见了这份情报,知道不能再有任何幻想了,必须走!
10月10日,也就是庐山军事会议召开后
原标题:
项与年砸掉牙扮成乞丐送密报曾希圣“调动”敌军免乌江血战
法制晚报讯(记者杜雯雯)10月15日,《法制晚报》(微信ID:
fzwb_52165216)“7080重走长征路”直播宁夏固原将台堡站邀请了一位特殊的讲述人韩兢,他的父亲韩练成不仅是固原人,而且是早期隐蔽战线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首次开设的北京分开场,邀请到的也是两位长征时期隐蔽战线的机要人员后代,项与年孙女项小米、曾希圣儿子曾建生。
在直播过程中,分处两地的后人们通过电话表达了用两种形式重履先辈足迹的心愿。
难得的是,也是通过本次直播和连线,这些机要人员的后人们才得以相识。
中央红军为什么会提前做出了突围转移开始长征的决定?
那本密水写就的学生字典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这些跟项与年有着怎样的密切关联?
长征过程中,情报工作的作用如何凸显?
为什么毛泽东评价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
“长征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
隐蔽战线英雄项与年、曾希圣后人在北京首次会面
项与年,福建省连城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周恩来在上海创办的中央特科。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后,项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
1933年项与年潜伏国民党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情报参谋。
1934年项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
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曾获得“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1938年,项与年从上海到延安,担任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
曾希圣,曾名曾勉,革命家、政治家,先后任军委二局局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0月15日,北京阴天,微雨。
当天上午十点,在军事博物馆西门,法晚记者见到了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与曾希圣的儿子曾建生。
当天上午,《法制晚报》(微信ID:
fzwb_52165216)7080重走长征路大型公益直播胜利之站在“将台堡”正式开启,首次启用了宁夏固原将台堡和北京军博两地同步直播的报道形式:
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和儿子周日和、隐形将军韩练成之子韩兢和法晚记者一行重走了六盘山、将台堡;曾在长征路上隐蔽战线工作的项与年、曾希圣后人则在军博为大家讲述隐秘战线的故事。
曾、项两家虽渊源颇深,但由于时间久远,在本次采访前,项小米和曾建生未曾谋面,但在讲述中谈及项与年、曾希圣的事迹,两人交集、共鸣颇多。
项与年扮教书先生情报用密水写在学生字典上
“在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前夕,项与年等特科同志从德安司令部司令莫雄那里获得了国民党‘铁桶围剿计划’重要情报,并冒险将情报送了出去,促使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
爷爷做的这件事对于整个长征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项小米向记者回忆道,“但是这些事,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爷爷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讲这些,直到后来,我在参加爷爷的追悼会时,从悼词对他的评价中才知道爷爷原来是做地下工作的。
”
项小米提到的这份重要情报,指的是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宣布的对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
实际上,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并非由项与年直接获得,而是来自于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几次冒着杀头危险给共产党传递重要情报。
”据项小米讲述,莫雄是国民党元老,粤军将领,在北伐战争时期,他还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因此与蒋介石私交甚好。
莫雄所任职的第四行署位于江西德安,是距离中央苏区最近的一个行署。
为什么在国民党任职的莫雄会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交给共产党?
项小米为我们解答了疑惑:
早在1930年莫雄赋闲上海时,已是中央特科成员的刘哑佛介绍莫雄认识了项与年等特科成员,地下党发现莫雄思想非常先进,四一二政变后他看清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真面目,希望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但鉴于当时情况,党认为莫雄留在国民党内对共产党帮助更大,遂让项与年等对莫雄转达李克农的意见,希望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此时莫雄的德安司令部可以自主招人组建成员,因此他便将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多名特科成员招进司令部任职。
实际上,在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这次军事会议之前,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经进行了一年,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公开宣布了他的“铁桶围剿计划”:
把红军根据地做一个圆形的包围,国民党军每日推进7-8华里,每推进一华里布上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修筑一道碉堡线,这样步步为营,6个月后便能逼近瑞金。
当时红军东面、南面和北面实际上已经被围剿军占领,红军苦战多日无法取胜。
参加会议的莫雄听到这个计划后很是震惊:
这样的打法红军肯定插翅难逃。
会议结束后,他连夜下山,把几公斤重的会议文件交给卢志英、项与年等人。
“我爷爷他们看完觉得很沉重,必须尽快让中革军委知道。
”项小米说,“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进到根据地都需要严查,卢志英是山东人,口音长相都是知识分子的感觉,肯定不行。
我爷爷是福建客家人,跟江西那边口音很接近。
”
项与年等人把情报最重要的部分用密水写在学生字典上,扮成教书先生,一路走密林小道避开哨卡盘查,昼伏夜行了一个多星期。
但在快到达瑞金时,他发现哨兵的盘查越来越严,他必须改变身份和形象,于是他用石头把自己的脸砸了一下,脸肿了,门牙也被砸掉了,再加上步行多日,身上也都破破烂烂的,很像乞丐的样子,最后哨兵将其放行。
这份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就这样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在此之前,军委上层对于究竟走不走、什么时候走一直在争论、犹豫,见了这份情报,知道不能再有任何幻想了,必须走!
10月10日,也就是庐山军事会议召开后不到10天,红军就在江西于都集结完毕,开始了令世人惊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敌人的情报还没送到指挥部就已经被我方破译
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是中共情报机关的始祖,是共产党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党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响,1935年该机构撤销。
红军开始长征后,情报工作主要由军委二局来担任,对国民党军队电台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据资料记载,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开始大规模的运动战,大范围的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
敢于与敌人做面对面穿插,敢于行动于敌人跟踪纵队的间隙中,然后迅速回头,把一切跟追之敌远远甩在后面,突破十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
这得益于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同时极为关键的一点是:
四渡赤水战役以及长征途中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与红军情报工作的出色得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曾希圣的儿子曾建生告诉记者:
“我父亲在长征中是军委二局局长,他带领二局破译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的密码,往往敌人的情报还没送到他们的指挥部,我们这边就已经破译了。
”
毛泽东1939年在一次讲话时谈起长征,他曾高度评价军委二局的工作:
“长征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
曾建生向记者介绍,1935年3月,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下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
曾希圣从破译的蒋介石电文中了解到,国民党的部队正在逼近红军主力,但红军主力要保证安全渡江至少要三天时间,双方部队若交锋,必然会是一场恶战。
据曾建生回忆:
“因为军委二局对蒋介石所发电文的用词语言都比较熟悉,而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因此我父亲提议,能否假冒蒋的口令和电文格式,让国民党的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争取时间让红军渡过乌江。
”假电报发出后,国民党的部队信以为真,红军顺利争取到宝贵时间,渡过乌江,避免一场血战。
“当时,很多人只知道军委二局的存在,但二局能破译情报并达高水平的人很少,刚存在的时候叫军委电台,后来扩展为30多人,后来钱壮飞也到了二局,担任副局长。
”曾建生告诉记者,“情报破译出来之后,一般不会经过转手,而是直接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手中,但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包括作战部,还是了解二局的情况的。
”
曾建生说,周恩来、朱德等人一直以来对情报工作都非常重视,说到这里,他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趣事:
有一次,二局在破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朱德性子急,就干脆在门口蹲守,曾希圣觉得有朱老总在反而影响他们工作,就把他“赶”了出去,谁料朱老总还是不走,接着坐在外面等。
“其实,朱老总也是因为对情报重视,我父亲也是为了工作,所以把他赶出去,他也不会生气。
”曾建生笑言。
据曾建生讲述,为了保持收电报不中断,电台和破译人员分成两拨,第一拨人开始停下来收电报,第二波人就往前走,等到第二波人走了一段把电台架起来,第一波又继续往前走,保持不遗漏。
持续的侦听工作,对设备的耗费也是很大的。
“电台的发电机耗油,因为发电机用油的问题,当初我父亲跟还刘少奇发生过矛盾,刘少奇当时负责后勤保障这一块,领油的时候不愿意给,说‘你们二局把油几乎都烧了’,我父亲就跟他发火拍桌子说‘我们这个油又不是拿来吃拿来喝的,工作需要’。
”
破译电报和缴获电报比对内容竟然一字不差
在与项小米、曾建生的访谈过程中,两人都多次提到一句话,“那时候我们无论人员、武器、后勤保障什么都比国民党的军队差,唯独情报工作比他们强!
”
项小米告诉法晚记者,红军最早的时候没有电台,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缴获了一个电台和发报机,但发报机被不懂行的战士们砸坏了,只留下一个收报机,后来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
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还都是明码发报,因为他们觉得红军没有电台,不怕被监听,对自己很自信。
”项小米介绍道,“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国民党开始察觉到红军电台的存在,便开始加密发报,也加大了我军反围剿的难度,期间包括因为情报不准导致的赣州战役失败。
”
曾建生向《法制晚报》(微信ID:
fzwb_52165216)记者介绍,早期的电报有一定的格式,某些字样都是固定的。
“比如我的部队在贵阳,那么‘贵阳’这个地名可以被破译,假设‘8月5日’这个8和5也可以破译,再据此往下做基础字。
”曾建生说。
此外,曾建生还告诉记者,第三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的某一次战役,红军的部队抢出来一份敌方发电报的半张纸,短短十几个字,增加到红军的电台密码破译系统,此后慢慢完善。
在此之前,红军收到大量的电报破译不出的,一直积压着没有扔掉,多达几麻袋,随着破译信息的逐渐完善和反复验证,曾希圣所在的二局硬是“啃”出了第一份破译的电报。
在曾建生看来,当时红军的情报部门任务艰巨,“情报不灵是要丢脑袋的!
敌人在追我们在逃,他们情报不准顶多是打不到咱们,我们要是情报不准部队就会被剿灭。
”
到后来,随着破译的电报越来越多,精准度也随之完善。
曾建生讲了一个小故事来证实上述观点,在军事科学院的档案馆里,保存着很多当年破译出来的电报和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电报,很多电报经过比对后发现,内容竟然一字不差!
项与年父子离散多年在曾希圣帮助下得以团圆
项与年、曾希圣两家渊源颇深,两人除了同在情报系统工作的战友情,更巧合的是,项与年的儿子项南在与父亲失去联系近20年后,在曾希圣的牵线搭桥下,父子俩才得以相认。
“我爷爷那时候在中央特科,很小的时候把父亲带到了上海,往返在上海和南京之间。
”项小米向记者讲述。
1935年前后,项与年受中央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
不久,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
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但他在上海的家被查封,妻子和女儿被关进监狱,项南因在校住宿逃过一劫。
改名的不止项与年,出生于1918年的项南原名其实叫项德崇,在与父母失散后,他辗转漂泊,也开始了抗日救亡运动。
20岁的时候,项德崇改名项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
生活逐渐安定,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日益加深,开始留意打听寻找亲人的下落。
“我曾经也纳闷,为什么到1951年、1952年我爷爷才开始找我父亲,后来想通了,一是因为此前事务繁杂确实顾不上,二是那时候我爷爷逐渐得到了一些我父亲在华东工作的线索,便委托老战友、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帮忙寻找。
”项小米回忆道。
项与年寻子的过程巧合得像电视剧的故事一样。
“因为爷爷跟曾希圣有特科的交情,就给他发电报,说‘想请帮助找儿子,我听有人说他在华东’,就这么一点线索。
”项小米讲到此处不禁笑起来,“曾希圣是华东局书记,我父亲项南那时是华东局的团委书记,曾希圣还把这电报给了我父亲,说你帮着找找我老战友的儿子,就是这么巧!
”
由于父子两人都双双改名,关于寻人的信息也寥寥,项南还在华东局的干部花名册里翻找姓梁的人,但无论籍贯、年纪都没有能对得上号的人。
项小米说,后来有一次曾希圣下乡带着项南,在农村的房间里点着油灯,油灯灯火呼呼的,两人坐在炕头上闲聊,最后才认出来。
曾希圣问项南“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梁明德的”,项南回答“不知道”,曾希圣又问他是哪儿人,项南说是福建人,后来曾希圣才想起,老战友的名字不叫梁明德,而是叫项与年,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项南便回答说: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
随后,曾希圣继续问道,“你记不记得我?
”项南一时还没想起来,曾希圣说:
“你小时候在上海有一个胡子叔叔带你去玩,还记得么?
”项南答:
“我知道啊,有个胡子叔叔带我到大世界,还看哈哈镜呢。
”曾希圣笑道:
“那就是我。
”
这段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像小说似的对话,确是当时的真实场景。
确认身份后,父亲项南还给爷爷写了一封长信,以表思念之情。
当年,因双方工作繁忙,没有合适的机会碰面,一直等到1953年,彼时身为华东团工委书记的项南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才与父亲项与年在颐和园会面。
文/记者杜雯雯摄/记者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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