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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必读文献
一、导语
虽然“政治学”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古希腊,但不可否认“现代政治学”发端于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从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政治学在大学里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拥有正式的研究机构;到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及1906年《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专业杂志创立,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从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独立出来。
自此之后,过去一百余年来政治学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①]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的演变(见表1),特别是20世纪中期后,在追求社科研究科学化的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学科理论和知识吸纳,完善和充实了政治学理论基本框架,使其影响力不但在发达国家获得显著地位,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学科研究专业化和科学化产生重要影响。
如源自西方学界诸多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理论流派等研究成果不但广泛用于分析、解释和验证发达国家政治现象,也在发展中国家促进不同语境下政治学理论融合、延展和演化。
表1:
美国政治学发展与变迁
注:
改编自Munck,G.L.,&Snyder,R.,Passion,Craft,andMethodinComparativePolitics.JHUPress,2008,pp.39-40
方法指导理论探索与实践。
从表1可见,政治学的学科复杂性、研究内容丰富性、理论流派庞杂性使得难以基于单一维度或简化的名词对其予以描述,但在其发展变迁史中,无论是研究目标和视野的设置,理论生成和概念的变化,还是评估标准和学者价值取向的差异等,均最终反映在以方法论演变为表征上。
特别是当代政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多元,变革节奏更加频繁,但任一学科研究方法变革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政治学研究方法亦然如此。
这也导致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的蓬勃发展、引领之势,丝毫掩盖不了各种对它质疑之声,其中既有来自非西方国家政治学者的诘难,也有来自其自身学者反思。
如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兴起初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瓦林(S.Wolin)在《以政治理论为业》中,便忧心忡忡总结了彼时研究方法选择偏好带给美国政治学的影响:
其认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取向形成“自满的政治态度、微不足道的研究内容、逐步衰落的教育”[②]等负面效应。
围绕“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取向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争论,政治学研究方法家族还带来诸如“后行为主义”等新概念兴起,试图折中或调和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歧见,但这并没有降低相关争论的激烈程度,“有关政治学方法论争论一直存在,并在未来不会减弱,”[③]也构成本学科的独特特征。
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各种研究方法为获取政治学研究内部的话语权或影响力,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
如2000年10月15日在一封发给美国政治学会会员——其信件署名引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常用的俄文“改革”[④]——被称为“改革先生”的匿名来信中,批评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刻意定量化的取向及其所引起的学科研究范围和视野等偏好,匿名信中指出:
“当前政治学研究存在过多强调方法新颖性的贡献,忽略对现实问题解决的考量,通过对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模仿而丧失政治学应该关注的本源”。
不同学者对此信中观点的评价掀起了新一轮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高潮,其争论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之深刻为以往历次争论中所未有,也被冠为新世纪研究方法“改革运动”。
本文通过系统化回顾2000以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发展现状、改革运动发生缘由、发展历程,并深入评价不同研究方法最新进展、在学科中使用特征、对研究议题的影响,进而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繁荣提供他者实践的借鉴。
二、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新特征
整体来看,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就学科发展而言,由于政治学研究内容繁杂,大多数美国大学不单独设立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院,而是将其划分到人文学院之中(SchoolOfHumanitiesOrLiberalArts),以利于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竞争。
同时,根据学科研究主题差异,政治学依然传统的细分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不同分支。
而发生变化则是,不同研究主题采用的方法出现趋同态势,特别是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对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相关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对政治学影响进一步加剧,使得基于历史、文化和档案等传统研究方法处于边缘,政治学刊物发表成果中更多趋向于采用定量分析技术。
当然,这种趋同性的内部又存在若干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平衡,具体如下:
第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定量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同时,定量与其他数理研究方法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
以《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刊文为例,从1906到1988年发表的2529篇论文中,共有619篇(24.5%)采用了定量数据分析方法。
虽然表面上这一总体比例并不多,而若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不同阶段予以考察则可见:
以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为分割点,定量研究文献的发表在此时间之后显著增加,此类文献占年度发文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不足1/4跃升到50%以上,但此时一个显著问题是:
这类研究多纯粹借鉴其他学科定量分析方法,并没有贴近政治学研究特征而展现出方法论的独创性;随后以20世纪70年代作为新分界点,此时期定量研究重要创新是从之前大量采用政府部门数据,走向学者使用原创性数据,但总体刊文比例伴随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而有所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文从对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逐步走向和原创性方法进行融合,所刊论文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又开始进入新的高峰。
[⑤]在今天看来,这种不同时期阶段性差异体现出不同年龄段学者对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或者说新生代学者群体中更娴熟也更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此外,不同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也存在差异,如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中虽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比例,相关数理分析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方法的采用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比例(见表2),近年来新兴的数理建模等方法采用也处于较低水平。
表2:
美国政治学会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所投稿件研究方法使用分布(%)。
注:
作者根据历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总编报告整理而成。
(注:
统计数据反映刊物投稿分布,但最终刊物发表文章分布接近于此各项比例)
第二,在政治学亚学科中,不同主题或领域存在研究方法采用不平衡。
如“美国政治”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要低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分支学科,[⑥]以“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为例,通过统计《政治学美国学刊(AJPS)》,《美国政治学评论》,《政治学研究(JoP)》在1989、1992、1995、1998、2001和2004等年份发表的“比较政治学”领域论文可见:
“总量只有不到8%是定性文章,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定量文章则高达90%,且26%的论文使用了数理演绎模型”。
[⑦]但在亚学科“比较政治”研究中,通过对其三大代表性刊物(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在1989、1992、1995、1998、2001及2004等不同年份刊发319篇论文数据汇总则可见:
“63.3%的文章是定性研究的,36.7%文章是定量的,仅有4.4%文章使用数理演绎模型”。
[⑧]这组对比数据可见“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于其他亚学科刊物,而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则低于其他亚学科刊物。
就不同主题的研究方法使用而言,如在政治行为分析中定量研究方法使用高于政治制度或政治哲学分析等主题,以《政治学美国学刊(AJPS)》2011年编辑报告统计结果为例,偏好使用定量和数理模型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民意分析和投票行为研究领域,分别位列其年度投稿量的第一和第二。
第三,不同学者群体对研究方法使用存在不平衡。
如对2000到2009年四份美国主要英文政治学期刊(APSR、AJPS、JS、PS)发文数据分析表明:
“使用定性方法的女性占24.3%,男性则为18.8%”,[⑨]男性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显著高于女性。
由于定量研究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充分的经费支持、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女性在上述方面弱势使得定量研究方法采用低于男性学者亦是情理之中。
当然,这也与政治学者群体中女性退出比例高于男性有关,如“在职业生涯中期退出的女性比例是男性2到3倍,2006年美国政治学会全职教授只有17%是女性”。
[⑩]且鉴于女性学者本身“在顶尖期刊发文比例就远远低于其在教授群体中的整体比例,”[11]也许统计非顶尖期刊中女性对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会有其他的结果出现,但那显然不在本文进一步讨论范围之列。
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政治学教育存在研究方法要求的不平衡。
如2007年有学者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荷兰,挪威,瑞士,和英国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教学要求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美国硕士层次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教育要求较为薄弱;政治学本科生的研究方法教育课程也普遍要求较低(见表3)。
上述数据与2003年对美国303所政治学研究教育现状调查相比,研究方法教学要求普遍下降。
彼时,60.8%的政治学本科生,78.8%硕士生和46.8%的博士生需要修习研究方法课程。
表3:
美国大学政治学教学提供研究方法课程的比例(%)
注:
Thies,C.G.,&Hogan,R.E.,“TheStateofUndergraduateResearchMethodsTraininginPoliticalScience”,PoliticalScience&Politics,Vol.38,No.2,2005,pp.293-297.
当然,对研究方法教育要求还与相应国家教育制度有关系,在强调注重学科研究深入而非通识教育的北欧则发现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如荷兰,挪威等(见表4),而强调通识教育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则相反。
研究方法课程也是英国政治学习过程中的必修课,并且欧洲政治学会在2003年就提出方法论课程(包括统计学)学分是获得政治学本科学位基本要求之一,[1,2]但在东西欧也还存在不同情形,如政治学研究起点较晚的中东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期刊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中50%以上的文章为定性分析,最高年份甚至可以达到80%。
[13]
表4:
不同国家政治学学习中需要研修定量方法课程大学的比例(%)
注:
Parker,J.,“UndergraduateResearch-MethodsTraininginPoliticalScience”,PoliticalScience&Politics,Vol.43,No.1,2010,pp.121-125.
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使用不平衡的特征下,新世纪以来定量分析和数理模型在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这种期刊发文的偏好使得政治学领域的初学者和研究者不得不从新思考自身的研究定位。
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也带来其他研究方法使用者的不满,为了定性研究重新获得一席之地,定性研究者不断发出有关研究方法变革声音,进而导致政治学研究阵营内部分裂和共识缺失,伴随美国国会议员屡屡提议取消国家对政治资助,美国政治学研究在21世纪遇到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
三、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争论及挑战
本部分将通过分析性叙述展现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内部分裂过程及外部国家资助危机,为下文进一步探索这类事实表象的背后逻辑奠定基础。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分裂及定性研究者的反诘
新世纪开端,在“改革先生”发送给部分美国政治学会会员的匿名信之前,早在2000年3月所召开的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上,两位年轻的女学者就发表了《狭隘的政治学研究生方法论训练》批判研究中的定量取向,进而导致在课程设置、期刊发表中定量研究的“霸权主义”,及对定性研究和诠释分析路径的排斥。
到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针对学者对该学会出版的两本旗舰型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和《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S)》定量偏好批评,及时做出回应并最终同意出版新刊物《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onPolitics)以反映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为定性研究者提供新发表平台的《政治学展望》创刊和出版,可以视为定性研究者在此争论过程的重要成果,因为在历史上历次方法论的争论中多最终演变为定量研究提供发表平台而创办刊物,如创刊于1968年行为主义盛行时期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和独立政治学调研数据兴起及政治学数量分析方法创新时期创立的《政治分析(PA)》(1989年创刊)均属此类。
同时,在2000年以来十余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中,围绕政治学研究方法使用的争论,多次组织主题圆桌论坛,如“政治学方法论与改革”、“改变一切(ShakingThingsUp):
政治学未来方向”;以及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和中西部政治年会举办的“方法、方法论与改革:
定性与解释的方法”、“美国政治学被固化在定量研究中吗”等,形成在专业学科年会中探讨方法论发展的新高潮。
到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首次资助“政治学诠释方法工作坊”,随后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中也首次设立“诠释学方法”为主题的分论坛,[14]进一步扩展了定性研究讨论范畴。
这类研究者层面的争论还迅速扩展到政治学的学习者中,虽然学生对研究方法课程的不满是普遍的现象,[15]但此期间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生们首次开始呼吁老师开设定性研究的课程。
为了进一步平衡不同方法在学科发展中的使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定性研究方法联盟(CQRM)从2002年开始提供一年一次的定性研究方法培训(目前更名为“定性和多重方法研究中心”IQMMR);具有四十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社会与政策研究院(ISPA)也在21世纪初期为研究者和初学者提供年度的田野实验研究培训,这两培训机构的影响力目前仅次于密歇根大学开展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校级联盟(ICPSR)举办的暑期定量培训。
上述定性研究者推动下、学习者要求下、相关机构培训支持下,自2003起,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讲习班开课,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文章和专著出版,如《反思社会不平等》、[16]《案例研究与理论拓展》、[17]《改革:
政治学研究的反叛》、[18]《让政治学变得重要》、[19]《案例研究:
原则与实践》、[20]《定性研究手册》、[21]《公共行政与非盈利部门管理研究方法》。
[22]
但一个饱受来自学科内部关于研究方法争论的专业往往造成学习者的不坚定、研究群体的不稳定和研究结果被不同方法拥趸的互相否认,进而导致学科发展的信用、效用危机和市场适应性危机。
新世纪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屡屡动议取消对政治学研究资助,这在许多学者看来即是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采用中存在市场化适应不足。
正如30年前里奇(D.Ricci)指出:
定量研究表面上带来的是政治研究变得更专业化和科学化,但事实则是政治学的悲剧,因为“这将降低政治学作为对当前国家体制和民主价值支持解释功能的发挥,提高公众对政治学的理解门槛”。
[23]同时,依赖大量数理模型支撑起来的政治学研究文献导致阅读受众缩减,即为“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最好例证”。
[24]
(二)政治学研究的外部挑战
政治学内部的学术争论被嗅觉敏锐的政客所扑捉,作为政治学研究重要资助来源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屡遭被提议取消的压力,从2009年美国参议院议员科伯恩(T.A.Coburn)提出取消为政治学研究拨款的修正案以来(C.AMDT.2631),多位国会议员提出类似动议。
虽然此基金在政治学领域科研资助占其总比重并不高,据高等教育透视(InsideHigherEducation)数据,2012年其对政治学的资助金额仅有1100万美元,相比其他生物、航天等资助,可谓九牛一毛,仅占2012年NSF全部拨款的千分之一。
1999年到2009年该基金也仅为政治学研究提供9000余万美元,而2008年一年为整个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科研资助额就达3亿美元。
即使在所有政治学研究资助中,备受科伯恩诘责的过去十年单项资助额度最大的密西根大学美国国家选举研究[25]项目,拨款也仅为500万美元。
但国会议员们认为该研究项目所搜集的选举数据无人问津,对选举的预测和评估更不会得到普通市民的关注,因为人们可以从各种报刊、电视和网络媒体中获得各种选举信息。
对此指责,一些政治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反驳,甚至连并非政治学者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也在《纽约时报》博客中撰文称“这些调查所搜集的数据是无价之宝,科伯恩看法有失客观。
而且科伯恩也忘记了美国各类媒体对选举报道恰恰依赖了此类政治学智力资源”。
[26]
在各社科领域学者的抗议声中,上述科伯恩修正案于2009年底参议院投票中以36票赞成62反对败北。
[27]美国政治学研究暂时取得了稳定财政支持。
但在2012年5月审核国家科学基金会2013年财政预算时,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共和党议员弗雷克(J.Flake)提出的针对《商业、公正、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修正案(H.AMDT.1094),该修正案明确将政治学研究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范畴之外。
此外,在2013年3月美国预算案争论之际,参议院议员科伯恩再次提出限制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修正案,并给出相关政治学研究资助限定门框,即除非该研究议题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才可获得资助。
这期间由于奥巴马政府关门等因素,为避免政府停摆,科伯恩修正案伴随美国参众两院为期半年的联邦政府提供持续资助法案表决通过而通过,紧接着2013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即取消新一轮政治学研究资助申请。
幸运的是在2014年1月通过的新一年度政府预算法案没有关于限制政治学资助的条款,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政治学研究资助经历短暂的终止后得以重新恢复。
此次美国国会取消对政治学的资助后,受到美国各界广泛关注,虽然更多是对美国国会此举持批评态度。
如2012年7月的《自然》杂志认为美国国会存在学科的偏见,[28]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COSSA),人文协会(NHA),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美国教育研究委员会(AERA)等均发表声明反对众议院通过取消政治学资助的修正案,甚至连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社会行为科学与经济学部也曾表示反对。
美国政治学会更是在其网站专门设置了一个对取消资助抗议的专栏。
[29]其中,彼时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布雷迪(H.Brady)发表公开信称:
“取消对政治学研究的国家资助将削弱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将阻碍对他国政治行为的理解,将失去对公共政策效率与公平的认知,同时也将使得跨学科协作中政治学知识出现短板。
”[30]美国政治学者还指出:
政治学研究事关国家利益,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E.Ostrom)就是这个群体重要代表。
但也有学者给出相反的声音,如美国政治学会刊物《政治学展望》主编埃塞克(Isaac)教授指出:
“虽然大部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如果说这些研究成果能产生学者所自称的那种明显的公共价值效用则无疑是与自己开玩笑”。
[31]
简而言之,美国国会中断对政治学资助的提议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同时也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削减政治学资助背景下发生的,如2012年加拿大就取消了持续40年的旨在促进世界他国学者参与的“理解加拿大”项目资助(UnderstandingCanadaProgram)。
而诸如政治解释的平庸化、壮大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学需伴随冷战结束而结束等削减这类资助理由,[32]其背后的真实逻辑体现有关政治学研究走向和议题选择对现实影响效能张力的激辩,而这恰是由当前政治学方法经历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非健康分割造成的。
四、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与挑战的新认知
不同研究方法取向背景下,定量研究者倾向于聚焦行为层面或较小分析单位的比较,而定性研究者则倾向于宏大历史叙事或制度的比较;同时,决策者认为政治学研究无足轻重难以促进对政治现实了解和政治难题处理,而研究者认为政治学研究关系公众国家认同、制度理解等。
这些不同立场下的各说各话,呈现研究中对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MethodologicalDeception)”[33]带来的议题认知错位,难以适应政治发展现实需求,进而引起当前政治学知识再生困境,理论创新窘境,以及影响力下降和定位模糊的趋势,从2014年最新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数据可见,在曾入选或现任的2200名院士及437名外籍院士中,仅有21名是政治学家,[34]远远低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
所以,美国政治学会在《21世纪的政治学》报告中才焦虑“新世纪政治科学究竟如何定位”,[35]如何有效履行政治学的使命,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将政治学专业知识传播给执政者,让公众认识到政治学家的效用成为未来的重要议题。
而更加客观评价不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充分认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差异、不足,则成为破解当前困境和挑战的钥匙。
(一)定量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就定量研究方法而言,其意图基于规模样本量分析,展现以下层面的分析价值:
探索一般性普遍问题、验证已知事实或实证概括、开阔新研究空间、探索因果机制、预测事件发生或结果等。
其分析结果可靠性取决于模型的解释力、变量的因果关系、统计显著性及数据质量影响。
但也存在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定量测量为获得观测因果效应的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如“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系数误用、测量误差和可靠性差异影响、总体误差率及其带来的分析、概念对等性”等问题,[36]因为在比较过程中,学者常假定其观察值与测量值是有效的,却对于测量值的有效性很少探索。
其次,政治学定量研究中数量模型使用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但对模型在研究中所扮演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尚不足;既可能存在“模型的错误设定”,[37]也会在宏观政治过程分析中有以下风险:
模型规模(ModelScale,即模型囊括内生性变量的数量,特别是宏观政治过程变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何有效扑捉到相关变量等问题),内生性,持久性(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可能仅受短期因素影响,还存在若干受到中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与其混合作用)和分析结果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存在一般均衡理论、等价物来协助建立方程模型,但政治学显然不存在这些替代指标等)。
这些疑问构成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固有问题。
[38]
最后,数据质量、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存在重要问题。
如源自学科协调失败或数据测量困境,大量使用的私人部门(如学者个人或NGO组织等)数据存在结构性缺陷:
系统性的供应不足、数据生成的系统性无效和数据不透明问题,专业学者如何获得专业数据依然是现实亟需解决。
[39]此外,数据的普遍使用既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机遇也带来隐私保护问题,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美国政治学会政治学专业伦理指南(APSA’sGuidetoProfessionalEthicsinPoliticalScience)》有关数据使用和研究透明度的规定,为数据共享和再验证走出重要一步。
[40]越来越多期刊也鼓励或制定政策要求实证研究数据公开以便被再次验证、进一步分析和促进学科发展。
[41]但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如何平衡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有待进一步讨论。
[42]
(二)定性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定性研究方法核心目标在于对单个样本或独立样本中结果进行解释,倾向于围绕明确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意图通过案例选取及理论建构达到将政治学理论影响最大化。
对于政治现象的解释,定性研究者常以充要条件视角思考因果关系,进而通过因果机制推演来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存在联系,并常借助比较以探索社会现象对理论发展和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意义。
但是定性研究方法存在三个显著倾向,即:
“对进行一般性概括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倾向于在理论中引入限制性条件(ScopeConditions);与定量研究及形式理论(FormalTheory)研究相比,更注重用多元视角观察社会现实”。
[43]具体而言:
首先,定性研究方法确信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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