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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1999-2015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的结果表明:
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
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其溢出效应则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能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相邻地区却存在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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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绿色增长;收入效应;社会机会效应;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27-11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突出问题,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传统增长方式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缺失所致。
十九报告还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则处于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
因此,如何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Nag(2012)曾经指出亚洲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同时追求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同步的过程,而不应该单独进行。
〔1〕根据具体国情,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设置了一个走“包容性绿色增长”之路的愿景。
事实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出为中国解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和方向,是“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高度概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在要求。
尤其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将帮助中国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Khoday和Perch,2012)。
〔2〕然而,目前对于什么是包容性绿色增长,如何评价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等核心问题的探讨尚无明确结论。
本文将针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更完整地界定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践成效,实证分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探索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路?
健?
二、包容性绿色增长:
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包容性绿色增长在2012年“里约+20”峰会被首次提出,目的是将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同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相结合。
2016年3月,随着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布,许多国家开始采用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3〕(Albagoury,2016)。
WorldBank(2012)指出,为了满足世界贫困人口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经济必须保持快速增长,但如果增长不具备绿色和包容性特质,长期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应倡导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
有关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定义可谓莫衷一是,概括起来现有结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WorldBank(2012)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属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而具备包容性与对环境友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5〕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能够清洁、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够控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Spratt,2013)。
〔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基于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创造绿色就业、可持续能源、低碳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而减少贫困(Spratt,2013)。
〔7〕二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界定,例如,Slingerland和Kessler(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必须强调增长是包容性和绿色的,增长考虑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提高社会福利。
〔8〕Bouma和Berkhout(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绿色和包容性之间的权衡,存在短期与长期的、社会与环境的成本和效益,需要同时考虑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福利增长。
〔9〕Albagoury(2016)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同时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的经济增长方式。
〔10〕Dhingra(20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能够产生广泛利益、确保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增长,有助于扩大获取机会、能力和安全的规模与范围。
〔11〕综上分析,现有文献的结论主要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没有阐明包容性绿色增长与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忽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包容性”“绿色”和“增长”三者的协调并进特征,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
本文以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大理念的有机结合,要求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特质,因此它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绿色增长强调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自然资源有效利用〔12〕(OECD,2011;UNEP,2011;Dinda,2013),重点是关注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
包容性增长强调增长的可持续性、机会平等、收入分配公平和减少贫困〔13〕(Ali和Son,2007;Rauniyar和Kanbur,2010;Klasen,2010),重点是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性。
显然,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各有侧重,即绿色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辅相成,包容性增长侧重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并进。
对此,Albagoury(2016)概括性地指出,包容性增长更关注当代人的福利,而绿色增长更关注后代人的福利。
〔14〕进一步的,绿色增长不一定是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的结果可能有利于穷人,也可能使穷人遭受更多的不公平,正如Resnick等(2012)指出,由于转向绿色增长战略,穷人可能成为潜在的输家〔15〕,但这取决于政府是否制定了足够重视穷人利益、确保穷人平等分享绿色增长成果的特殊政策。
经济增长应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而对于环境污染及相关不利影响则应力争最小化,使增长结果具有包容性〔16〕(Nagaraja,2016)。
以上观点表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无法单独反映现阶段中国发展的新内容和新要求,需要倡导内容更丰富、内涵更全面、逻辑更新颖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
相比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包容性绿色增长拥有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
增长过程的全民平等参与是其逻辑起点,增长内容的协调可持续是其理论特征,增长成果的全民共享是其应有之义,增长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和贫富差距缩小是其核心要义,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平等是其价值取向,增长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资源效率是其本质要求。
只讲绿色和包容而不求增长,是缘木求鱼;只求增长而忽视绿色和包容,是竭泽而渔。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在于“既要绿色和包容,又要增长”,强调“包容”“绿色”和“增长”三者协调并举和不可偏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重新诠释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扭转资源环境困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因此,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定义为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相辅相成的重要途径。
三、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关联维度的综合概念,不能以单一指标衡量,需要构建一个由多维度、多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而获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
现有文献中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算分析仍然鲜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李晓西等,2014;郭玲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于敏和王小林,2012;郭苏文,2015)两方面。
〔17〕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选取基础指标时主要考察经济与社会、抑或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忽略增长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应该协调并举,即经济增长既要讲绿色,又要讲社会包容性;二是基础指标选取过于简单化,不能全面地反映相关概念的真实水平。
本文根据包容性?
G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出发,同时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问题,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三个维度,并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分别选取三个维度的有关基础指标共同构成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以期能够更全面客观地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
1.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
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改善民生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时重视数量和质量目标。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包括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两方面,共含六项基础指标:
(1)增长水平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第三产业比重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体现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第三产业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方向,这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数量、速度和结构共同反映经济增长水平。
(2)收入水平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三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所有收入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依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仍然有待提高。
而相关的三项基础指标分别体现了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客观地揭示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状况和增长成果分配不包容问题。
2.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
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强调经济增长对机会平等、过程公平、成果共享的包容性。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包括市场机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医疗机会四方面,共含八项基础指标:
(1)市场机会选择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作为代理变量,这两项基础指标从需求侧反映一个区域潜在的经济机会,强调所有周边地区及自身对本地区产品的潜在需求。
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本地市场潜力和国内市场潜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
LMQi=(pi×pGDPi)/dii,DMQi=∑30j=1(EDi×EDj/dij)。
其中,dii=Ai,i,j均表示省份;LMQ,DMQ,pGDP,ED,P,A分别表示本地市场潜力、国内市场潜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省域面积;dii是省内距离,dij是两省之间的距离,用省会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表示。
(2)就业机会选择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代理变量。
二三产业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从正向和逆向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就业水平,二三产业就业率越高、城镇登记失业率越低,说明该地区整体就业机会越充足,人们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拥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
(3)教育机会选择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和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作为代理变量。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是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是指每万人拥有的各类学校数量,两者作为衡量教育机会的基础指标反映人们平等地享有和使用教育资源的权利。
其中,各类学校数量包括高等学校、普通中学、普通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职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因数据缺失严重而予以剔除。
(4)医疗机会是指人们公平地享有保障自身健康的基本医疗资源,通常选择代表性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两项基本医疗条件衡量医疗机会水平,具体指标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
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相辅相成,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将有效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包括绿色生产与消费、环境复原与保护两方面,共含8项基础指标:
(1)绿色生产与消费选择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污染排放是促进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关键途径,绿色生产与消费的实现将有效节约资源、提升经济增长的环境效益。
这4项基础指标从逆向共同反映生产与消费的绿色化水平,其指标值越小,说明能源效率越高、相关污染排放水平越低,则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水平越高。
(2)环境复原与保护选择水环境自净能力、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4项基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水环境自净能力作为环境复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净化的一种自然趋势,体现了生态环境自我保护的特殊功能。
按照通常做法,利用水环境自净能力的计算公式即可获得指标数据,具体表达式为:
M=4logR。
该式中,M表示自净能力等级,R表示产水模数,即本地区水资源总量与省域面积的比值。
城市公共绿地和自然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越大,表明城市和辖区的绿化水平越高。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环境治理主体为了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而采取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投入措施,是弥补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负面效应的有效手段。
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活动是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因此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具体指标。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200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二氧化碳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
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折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二)测算方法说明
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关键环节是指标权重的设置,当前常用的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本文选择使用典型的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根据指标的信息熵和相关信息量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基于权重将所有指标进行加权,最终获得综合得分。
相对于主观赋权法,熵权法具有计算精度高、适用范围广和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优点,因此结果更贴近实际。
熵权法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基本思路如下:
1.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不同指标的属性和含义不相同,无法直接计算,必须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指标属性,本文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作如下转换:
(三)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乏,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根据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指数、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指数,并以年平均值形式呈现,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根据表2,1999-2002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
e为0.7616、0.5273和0.3844;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41、0.1382和0.1343。
2003-2006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7523、0.4991和0.3949;最低的省份是河南、重庆和贵州,分别为0.1572、0.1501和0.1386。
2007-2010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947、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河南和贵州,分别为0.1754、0.1654和0.1651。
2011-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6733、0.4884和0.3799;最低的省份是河北、山西和河南,分别为0.1905、0.1859和0.1834。
纵观1999-2015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北京、上海和吉林表现出下降态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和广东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山西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形状,而黑龙江、江西、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其余省份则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3,1999-2002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181、0.1851和0.1338;最低的省份是云南、贵州和甘肃,分别为0.0321、0.028和0.0275。
2003-2006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2047、0.1741和0.1346;最低的省份是云南、甘肃和贵州,分别为0.0348、0.0312和0.0296。
2007-2010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781、0.1591和0.1198;最低的省份是山西、甘肃和新疆,分别为0.0414、0.033和0.0324。
2011-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1805、0.1693和0.1504;最低的省份是新疆、河南和青海,分别为0.0504、0.0496和0.0481。
纵观1999-2015年收入效应指数,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和广东呈现下降态势,福建、宁夏、新疆和黑龙江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辽宁、广西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4,1999-2002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746、0.2449和0.172;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76、0.0361和0.0348。
2003-2006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分别为0.4847、0.2333和0.1788;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四川和广西,分别为0.0391、0.0363和0.0358。
2007-2010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637、0.2605和0.1942;最低的省份是四川、福建和湖北,分别为0.0453、0.044和0.0405。
2011-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0.4459、0.2561和0.2102;最低的省份是湖南、内蒙古和黑龙江,分别为0.0483、0.0468和0.045。
纵观1999-2015年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吉林、上海、内蒙古和黑龙江表现出下降态势,湖北、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表现为先降低后上升态势,河北、山西和辽宁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其余省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根据表5,1999-2002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云南、广东和四川,分别为0.1263、0.1178和0.1086;最低的省份是陕西、重庆和山西,分别为0.0555、0.0463和0.0461。
2003-2006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云南,分别为0.1291、0.1086和0.1054;最低的省份是宁夏、陕西和重庆,分别为0.0568、0.0522和0.0466。
2007-2010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四川、广东和山东,分别为0.1133、0.1113和0.102;最低的省份是河南、贵州和上海,分别为0.0584、0.0575和0.0529。
2011-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四川和内蒙古,分别为0.1216、0.1181和0.1048;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山西和上海,分别为0.0569、0.0525和0.0469。
纵观1999-2015年环境效应指数,河北、内蒙古、江西、山东、重庆、四川和陕西表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湖南、云南和新疆呈现下降态势,江苏、福建、湖北和青海总体保持稳定状态,而山西、甘肃和辽宁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状态,其余省份则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形状态。
综合而言,1999-2015年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有停滞不前或者降低的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其因一方面得益于较高的收入效应指数和社会机会效应指数,另一方面则受收入效应指数和环境效应指数显著下降制约;第二,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表现出显著上升态势,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原因为相关省份的三个维度指数偏低,但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第三,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是缩小态势,例如1999-2002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前三位均值(0.5578)是后三位均值(0.1422)的3.9倍,但2011-2015年的相应均值差距降低到3倍。
由此可见,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通过研究明确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显得愈发急迫。
四、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一)解释变量描述
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相关文献集中在绿色增长(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斑斓和袁晓玲,2016)和包容性增长(马强文和任保平,2012;刘长庚等,2016)两方面〔18〕,这些研究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相对集中,在方法的使用上比较多元化。
考虑到所有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空间范围的,本文?
x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
借鉴上文分析,结合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引入技术创新(Tech)和经济制度变迁(Inst)作为核心变量,选择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基础设施水平(Infra)和城镇化水平(Urban)作为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指标在现有研究中所选择的代理变量存在不一致情况,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投入;二是技术创新产出。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多要素投入和多种类产出的特点,使用单一指标反映技术创新水平显然不全面。
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产出指标,并运用熵权法将四个指标合成技术创新指数以综合反映技术创新水平。
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将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产权多元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四方面反映经济制度变迁。
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示,其中非国有资产投资包括自筹投资、外资投资和其他投资;政府干预程度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强;产权多元化程度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非国有经济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大。
运用熵权法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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