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官帖职制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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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780，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8145页。

唐初，李世民建秦王府，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各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那时，“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

《旧唐书》卷72《褚亮传》第2582、2583页。

当是文馆制度最先的写照。

前人对于太宗此举推崇备至，以为正是这样方才出现了“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赏必实，刑不谬及，礼无愆度……天下晏如，遗粮在亩，盛德洽于人心，而祥风游乎海内”的贞观之治。

（宋）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卷533《规谏第十》，南京，凤凰出版社标点本，2006年，第6075页。

唐朝设昭文、史馆、集贤三馆，所收亦一时伶俐魁垒之材，文学多识之士。

如令狐德棻、虞世南、颜师古、李延寿、马怀素、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俱那时一代名儒大臣。

唐朝“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

那时人所歆慕”。

《新唐书》卷202《李适传》，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748页。

六曹侍郎唐朝虽为衣冠之华选，自非履历清要、望实俱美者，无以居之。

但与学士相较，“终是具员之吏”。

（宋）孙逢吉：

《职官分纪》卷15《集贤院·

文儒美称》，北京：

中华书局景印本，1988年，第380、381页。

非如三馆学士为言语侍从之臣，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典司校讐，论思顾问，清切珍贵。

三馆学士为王者之师友，异时公卿之滥觞，故为“时所倾心，谓之‘登瀛州’”。

及至五代，增置枢密直学士及端明殿学士。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63年，第8985页。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4《枢密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7页。

五代诸帝，不仅以其为言语侍从之臣，且往往委以重寄。

如，后唐天成四年，“以端明殿学士赵凤权知汴州军州事”。

后晋天福三年，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

后周广顺二年，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权知兖州军州事”，“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陈观权知开封府事”《旧五代史》卷40，天成四年二月辛酉，第548页；

卷77，天福三年正月丙寅，第1013页；

卷112，广顺二年五月乙亥、十月戊戌，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1481、1485页。

等等。

五代这些措置虽属一时之举，但却是宋朝以学士兼判内外差遣制度的权舆。

宋朝上承唐、五代，根绝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禁军拥兵作乱之祸，是其迫在眉睫的最大课题。

宋朝统治者以为诸侯叛命、将帅骄亢、海内失驭，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

《新五代史》卷17，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88页。

他们以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

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辛酉，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95年，第1798、1799页。

只有儒术治国的方针才是从根本上杜绝祸源的治本之策。

故太祖“益重儒臣”，以为“宰相须用念书人”。

其解决方镇割据的办法之一，就是“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以为“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又尽令武臣念书，使知为治之道。

但太祖之世，四郊多垒，王略犹梗，抑武事有余，兴文教不足。

宋朝教风寝盛，实始于太宗。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向为封建政治家们所企慕，他们以为唐朝所以能治臻泰平，实以开三馆建藏书之策，以书籍为古镜，纳贞臣正士，以儒学之士为人镜之所至。

故宋人何郯言：

“唐太宗置十八学士与之议天下事，故贞观一代称为至治，斯从臣辅助之明效也。

”《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癸亥，第3936页。

范仲淹亦盛赞李世民说：

“唐太宗置文馆，延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令更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政事，至夜久方罢。

”又言：

“臣窃闻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风，特建秘阁，与三馆并崇，听朝之暇，时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为不重。

”（宋）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

政府奏议卷下·

奏杜杞等充馆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4、625页。

宋太宗于即位之初，即建三馆与秘阁，宠文臣以学士之名，盖欲借唐朝三馆学士之清名，稍示风向，以牢笼天下英雄，惩唐末五代海宇分崩、斯文扫地之祸，存封建纲常之体，以消除骚乱，扭转世风，稳固社会，维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二、帖职制度的进展阶段及其特点

宋朝继承唐五代馆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增置了阁学士、观文资政等殿学士，进展成层次繁多、条法完密的一整套帖职制度；

不仅如此，它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并进展了唐五代之制，给予帖职制度以新的特点与新的作用。

1.元丰改制前——改造进展唐制的时期

唐世甚重职名，但明确地将馆阁作为储才之地、辅相养材之所乃是宋朝的事，这是宋人对唐制的一个重大进展。

太宗于修三馆之初，即表明建馆阁“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之意。

仁宗则明言，“朕设三馆以育才”。

《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朔，第422页。

（宋）程俱：

《麟台故事校正》卷3《选任》，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127页。

范仲淹说得更清楚：

“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

”《范仲淹全集·

政府奏议卷上·

治体·

答手韶条陈十事》，第528页。

因此，宋朝于职名的授与极慎其选。

宋朝以三馆职事为文儒高选，因此，自非儒学名人，不预其选。

太宗时，王禹偁以“文章独步当世”，命直昭文馆。

钱若水以“文学高第”，授秘书丞、直史馆。

梁周翰“善属文”，“有良史之材”，得史馆修撰。

《长编》卷34，淳化四年八月己卯，第752页；

卷31，淳化元年冬十月乙巳，第706页。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职官》18之51，北京：

中华书局，1957年。

一般地说，“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

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宋）欧阳修：

《文忠集》卷114《又论馆阁取士札子》，台北：

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03册，第163页。

即所谓进士高科入馆之路。

然授与之吝，往往状元亦不与。

如杨砺以建隆元年建国首榜状元、王嗣宗以开宝八年状元，（宋）马端临：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卷32《宋登科记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305页。

《宋史》卷287《杨砺传》、《王嗣宗传》，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第9643、9647页。

亦不得兼而有之。

嘉祐中，大理寺丞罗恺“既召试而考其赋落韵”，虽“第二人及第”亦不得馆职。

《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庚午，第4731页。

另外，进士科之外科目身世者，更不得授与职名。

景祐时，“经科身世者，虽官至给谏无带职者”，《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壬申，第2840页。

已奉以为故事。

另外，“历任繁难久次，或寄任重处者特令带职”，亦是入馆之路。

如咸平二年，左正言知襄州耿望即以兼制置营田使得直史馆。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夏四月，第941页。

宋时入馆又极重其人之“行义”。

太常少卿知广州狄棐“代还，不以南海物自随，人称其廉”，故加直昭文馆。

知凤翔府、兵部员外郎司马池恳辞知谏院，“独嗜退，亦难能也”，加直史馆。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春正月壬申，第2533页；

《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二月庚子，第2668页。

相反，凌景阳、魏廷坚、夏有章等以谏官王素、欧阳修言其“给婚非类”、“尝坐赃”、“有逾滥之罪”，而罢其召试学士院。

屯田员外郎夏倚、雄武节度推宫章惇召试学士院诗赋中等，而御史吕景、蒋之奇言倚素无学术，尝任麟倅败事；

惇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勅于廷，皆不可奖。

故不除馆职。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己巳，第3373页；

《长编》卷209，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第5087、5088页。

得预馆职之选者，往往由公卿荐引，为人主亲知。

景德元年六月，“上密采群臣之有闻望者，得刑部郎中边肃……凡二十四人，内出其姓名，令閤门祗候，崇政殿再坐引对，外任者乘驿赴阙。

每对，必往复紬绎其词气，或试文艺，多帖三馆职”。

理宗时，“丞相范锺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之忠，亲去其一，易霖名”。

张公裕以“相国韩魏公荐公可任文馆”，得充秘阁校理。

《长编》卷56，景德元年六月丙辰，第1238、1239页。

《宋史》卷425《徐霖传》第12678页。

（宋）范纯仁：

《范忠宣集》卷14《承议郎充秘阁校理张君墓志铭》，台北：

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04册，第687页。

总之，宋朝入馆条件极苛刻，“必其流品才地辞学器识改日能够备大臣之用，而后擢处其职”。

《长编》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第4927页。

至于殿阁学士员数至少，选用更艰。

譬如，“待制始置二具”，以杜镐、戚纶为之。

至祥符中，特置“四员，令更直秘阁，以备顾问”。

《长编》卷182，嘉祐元年三月庚申，第4398页。

（明）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160，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8页。

枢密直学士，太宗时亦“但置两员”，祥符中，“诏枢密直学士限置六员”。

《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甲辰，第1779页。

因此，“自祖宗以来，尤精其择，苟非清德美行，蔼然众誉，高文博学，独出一时，则不得与其选”。

《文忠集》卷111《乞定两制员数札子》，第134页。

馆阁为育才之地。

在馆供职者，俱廪食太官，不任吏责，以念书为事。

馆内藏书极富，所谓道山册府，图籍钜万，“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咒、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

《文忠集·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95《上执政榭馆职启》，第1102册，第796页。

因此在馆供职者得益读未见之书，以鉴观古今理乱成败。

孙何入直史馆，王禹偁作诗贺之，有“跃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之句。

（宋）王禹偁：

《小畜集》卷4《暴富送孙何入史馆》，《四库全书》本，第1086册，第31页。

在馆供职者，掌国史、日历、四库图籍及乐章、赞颂、国书的修写与校讐。

三馆学士“因其校讐，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文忠集·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6（应是卷95）《上执政榭馆职启》，第796页。

“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

（宋）費衮：

《梁溪漫志》卷2《秘书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