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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南”历史条件和精神内涵
一、军事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南大西南概念,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大西南之于中国的意义。
直到1939年,长沙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中国人才普遍意识到大西南乃是中国最后的屏障,是保存和重振中华文明的最后根据地,进而意识到大西南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摇篮。
1939年12月29日,《西南青年》杂志在广西桂林创刊,主编程思远正式提出大西南概念,发表《保卫大西南与广西青年的当前任务》,发表里君的文章《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与保卫大西南》,号召广西青年和全国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对青年进行抗战救国教育。
程思远在文章中不但把广西看作大西南的一部分,而且称大西南为抗战堡垒西南屏障。
与此同时,其他刊物的不少文章标题也开始出现大西南的口号,例如1939年《大夏周报》第7期登载千心的文章《保卫大西南》,1939年《战时教育》第8期登载文章《我们幼稚团怎样进行保卫大西南》,1940年《时事类编》第58期登载刘惠之的文章《保卫大西南》,张谔1941年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漫画自选集》的三大主题之一是保卫大西南,等等。
随着保卫大西南口号的不断使用,大西南也就逐渐成为一个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温暖与安慰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最后根据地的象征,例如,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发表《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时将大西南称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1〕,意味着大西南与最后根据地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共识。
在这个时期,大西南主要包括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四川、西康等省,大西南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内涵几乎相等,如何牢牢控制川、黔、滇、康等西南诸省,稳固大西南,是蒋介石关心的首要问题〔2〕。
即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西南,主要是指西南地区依靠天然地理上的天然屏障而尚未沦陷的省区。
对大西南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大西南战略地位的认识几乎是同步的。
1938年10月,《西南边疆》月刊创刊于云南昆明,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给国人,目的是期望对抗战建国的政策方面有所贡献。
这也说明,处于大西南范围内的各省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自觉地把本区域内的战略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自觉地将大西南的文化血脉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且试图为重振中华文华做出贡献,表达了大西南文化向母体文化皈依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利用大西南天险负隅顽抗,使西南地区成为解放战争中的最后取得胜利的区域。
为了解放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调用了二野全部和一野、四野部分军队作为作战兵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
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
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是少了广西,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也不在此范围内。
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承担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1951年10月,西藏解放。
在当时领导者和后来叙述者的心目中,西藏理所当然就成了大西南的一部分。
例如袁德金在叙述西藏解放时的用语西藏解放了,整个大西南解放了。
至此,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全部解放了。
〔3〕。
朱寿桐认为,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应该将广西、西藏纳入其中〔4〕。
将此二省纳入,不但有充足的文化形态理由,而且有历史依据。
在军事政治地理的意义上,大西南给人带来的文化想象是安全、稳定、顽强、自信。
从《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开始,对西南夷的记录和想象,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西南夷地区物产丰富,道路艰险不通,地域辽阔,夜郎自大,始终保持了一种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的自足社会体系。
《汉书》和《后汉书》对西南夷的叙述与此类似。
《后汉书》直接将书写西南夷的部分命名为《南蛮西南夷列传》,对该地区未开化的人民多有贬损之意百蛮蠢居,仞彼方徼。
镂体卉衣,赁深阻峭。
然而该地区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征服管理并不太难。
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
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
〔5〕在汉朝中原人眼中,西南夷是连接身毒国今印度等东南亚地区的枢纽和门户,地理位置重要,文化原始落后,等待开化。
虽然服叛难常,然而却可威泽时旷,改变其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就会莫不举重尽落,回面而请吏,〔6〕最终归附中原。
由此可见,用中原文化同化西南夷,是自汉朝开始就在施行的一项基本措施。
大西南地区很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各郡各部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够保存一定的本地文化特点。
段渝认为,中国西南的多民族分布和多民族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初现端倪,在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完成后,这种文化格局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面布区域,他们聚族而居,各自拥有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形成了西南夷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
〔7〕二、经济圈意义上的大西南在中国知网上以大西南为关键词按篇名搜索,1979年之后的文献有近900条,仅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就有460多篇。
再做一个粗略的观察就会发现,其中一半以上与经济有关。
即是说,在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中,西南各省有相似性,与全国其他各省的经济条件、资源储备、交通运输、经济地位等均有相当大的不同。
从经济上考虑,有人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五省视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8〕,也有人把大西南经济区域概括为五省区七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成都。
〔9〕总之,在经济学上说,人们普遍接受的大西南,广西和西藏都必须纳入其中。
广西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出海口,西藏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尚待进一步开发的资源储备。
从经济建设实践方面看,各省政府间的经济协作,也是按该格局进行的,西南六省区经济协调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举行的,其中包括贵州、四川、云南、广西、重庆、西藏、成都六省区市七方。
〔10〕除了这个划分,还有将海南和广东西部的湛江、茂名、肇庆纳入大西南经济区的说法。
〔11〕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的合作取代了之前军事、政治上的一致性,大西南各省高层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区域经济是互相依存的,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具有共同条件的地方,就要团结互助,互相支持,优势互补,形成大西南经济圈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
大西南经济圈之中的共省有许多天然共性。
一是有集中的旅游资源,适合创建旅游经济发展圈,〔12〕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建立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13〕,各省政府之间正在加强合作,加速开发。
〔14〕二是水电、天然气和石油储量方面丰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地。
三是森林、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最重要的木材和有色金属供给地。
四是交通建设困难,许多地区闭塞、偏远,民族众多混杂,贫困人口多,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
五是文化资源丰富,保存了众多的民俗、民风、方言、口传文学等活态文献资料,这些文化资源都有被转化为旅游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
大西南各省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自足性、完整性、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强化了大西南文化的特质,使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既相同又相异。
1986年,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五省区文学家经过多年酝酿,于5月17日至22日在宜宾召开了竹海笔会,标志着五省作家对此概念的认同。
〔15〕三、文化意义上的大西南程妮娜在《中国地方史纲》中论述说,春秋战国时期,四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一方面表现出迥异于诸侯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受诸侯国文化影响以及区域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因素。
〔16〕四夷是指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西南属于南蛮。
中国文化视华夏正统,地处中原,乃为中国。
四夷的命名,体现了早期中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初级看法。
处于中原地区的部族自称华夏。
华,是个会意字。
華的本字,上面是垂,象花叶下垂形,本义花,可能反映了华夏得名与植物、鲜花崇拜有关。
华夏崇拜对象是龙,龙是由许多种不同的动物图腾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徐华铛认为龙的图腾透露了我们的祖先——氏族或部落合并的痕迹。
龙图腾是古代各氏族、部落、民族相互融洽的结合,也是先祖们相互谅解、尊重、团结的象征。
〔17〕这是有道理的。
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就是被统一、被驯化后的部族,定居下来,以农耕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又有各自间生活产品的互补,因而越来越强大。
这可能会导致那些尚未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而依然以个别动物为图腾的部族被视为夷、蛮的结果。
他们生活方式单一,因而落后,不开化。
北方少雨,农耕生活固然稳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饭,希望风调雨顺,所以后来龙图腾也多了一重意味,龙掌管雨水,龙王是水神,这也就应证了华夏文明以定居的农耕文明为主的特点。
华夏民族以此为骄傲。
东方夷,夷是个会意字,从大从弓,与打猎有关,本义东方之人,反映了东部少数民族以骑射文化为特点。
一说东方人为貉,从豸。
北方为狄,是个形声字,从犬,亦声,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养犬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该特点还可从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的狼崇拜、狼图腾中得以说明。
西方戎,从戈,从十,本意兵器,反映了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尚武为特点。
一说,西方民族为羌,羌从羊,反映了其畜牧文化的特点。
南方蛮,蛮为形声字,从虫,反映了南方少数族文化以蛇崇拜或以饲养昆虫为生的特点。
由于古人的生物学分类知识粗浅,鱼、虫、蛇相混不分〔18〕,所以南方文化也带有渔文化的特点。
比如南方的闽,也从虫。
简单地说,远古时期,华夏文化以植物为崇拜对象,以农耕为基本生活保障,根基是农耕文明。
四夷以动物为崇拜对象,以狩猎、畜牧、饲养、渔业为生活保障,根基是是畜牧文明与渔业文明。
四夷又各有特点,西南夷以饲养昆虫、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
概而言之,远古文化因受制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与地方出产和生活来源有极大的关系。
西南地区森林茂盛,蛇虫众多,水资源丰富,因而大量出产鱼类、昆虫类食物,这一切物产,在华夏先民眼中都是虫,因而大西南地区的文化也就被视为虫文化了。
从造字来看,重庆为巴,象形字,本义为蛇;四川为蜀,象形字,从虫,本义为蛾蝶类的幼虫,特指蚕。
巴蜀的命名都与虫相关。
在巴蜀文化的古老传说中,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而这两种蜀人最先掌握的生存方式,在华夏文化中就被视为虫文化。
三星堆出土文物也证明对蚕的崇拜可能是古蜀族最悠久的传统〔19〕。
蛮的古字为蠻,字形中既表示丝又表示虫,并无贬义,而是描述了一种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创造了南方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
甚至有学者认为,龙图腾的最初形象,就是蚕图腾。
李康学甚至认为,嫘祖与黄帝的结合,促成了蚕图腾向龙图腾的飞跃转变,并引《周礼注疏》卷三十《夏官•马质》郑玄引《蚕书》解释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作为证据。
〔20〕骆宾基也提出了龙图腾起源于蚕图腾之说,一则以古汉字龙的象形为证,二则以金石学、考古学为证,此论点引起了海峡两岸华夏后裔很大反响。
〔21〕若此论点成立,那么以蜀文化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不但不代表落后原始,而且它才是华夏文化的真正源头。
由于造字时代对云南、贵州诸省的认识可能还不清楚,所以没有特别的字带有类似特征。
但是有文献记录保存了该二省对昆虫的崇拜或文化,留下了一些痕迹。
石朝江考证过从《苗族古歌》来看,黔东南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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