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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文学集团的活跃。
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
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
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等等。
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
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
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
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
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
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
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
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
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
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
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
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
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
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
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
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概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以魏国为主。
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
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辞赋和散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篇幅短小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有了较大的发展。
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显得生动活泼。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
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
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
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
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
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晋初诗人傅玄、张华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但一部分乐府诗还不失汉乐府遗意。
到了太康时期,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拟古,毫无新意;
便是内容贫乏,只追求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
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促使少数诗人面向现实,写出了内容较充实的诗篇。
出身寒微的太康诗人左思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
在西晋末年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的刘琨,写出了有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
郭璞的诗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
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等人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
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直到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
他的诗歌对腐朽的士族社会表现了极端憎恶与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和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求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
他的诗具有平淡自然的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
记录人物轶事小说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
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
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粗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表视。
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
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表现了人民对合理的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
从中也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商业的发达。
南朝民歌本不限于歌唱爱情,但独取情歌入乐,却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和趣味。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
登临山水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
到了宋谢灵运,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
山水诗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
出身寒微的鲍照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
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晋陆机要注意到声音的谐调,周顒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永明体”大都内容贫乏,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只有谢朓工于描写山水,成就较高。
诗歌发展到梁、陈时代,反映宫庭荒淫生活的“宫体”诗标志着贵族文学的十分堕落。
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
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
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南朝的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
如曹丕《典论?
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南朝刘勰、钟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
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
《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
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
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
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瘐信为北朝文学打开局面,以刚健之笔写出了充满故国之思的“暮年诗赋”,并表现了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是成就较大的作家。
北朝出现了几部著名的散文著作。
郦道元的《水经注》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不只描写佛寺建筑十分精采,而且善于用简洁的文笔叙述故事,描写人物。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格平易亲切。
建安和正始文学
“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
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
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了新的面貌。
曹操 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二十岁举孝廉。
黄巾起义时,他起兵镇压。
军阀董卓要废汉献帝自立时,他又起兵讨卓。
后因收编农民起义军,壮大了力量。
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是汉末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大兴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统一了北方。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
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
一部分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
如《薤露行》《蒿里行》描写了汉末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四方军阀为助、以致董卓作乱京师的事。
写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并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苍凉激楚,形象鲜明。
《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也是反映汉末动乱中的军旅征戍生活,前者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历历如见;
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思,也深切感人。
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的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
《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
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才若渴的心情。
未解表现了他搜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
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
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
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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