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精品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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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否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年新纪录运动的开始?
我的看法不同,因为这个阶段正是我们所说的专题片的时期。
所以,这里专题片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一个学院派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具体的历史理解相关联。
其实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我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纪录片观念与价值》中专门探讨和区分了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与专题片,在我自己看来,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已经解决。
但是,现在的情况让我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区分,这个历史的问题和问题的历史都说明,它的现实指向和意义依然存在。
我是把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命名为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在我的理解中,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纪录运动,正是在反叛从1979到1983年以来那些大型专题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涉及到怎么理解和界定中国的所谓新纪录片运动。
我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纪录片简单地或者直接地等同于西方电影史上的纪录电影,西方电影在发展当中有不同的流派和种类,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
而纪录片在中国八十年代语境的话语实践,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存在的,包括反叛中国特定电视语境中的习惯方式,就是那些在既定的方针指导下,先写好解说词,再根据解说词去拍摄画面,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专题片的方式。
新纪录片运动是在这个基础上求得共识的,是以专题片作为它共同反叛的参照对象的。
这种共同方式、共识的出现,促使新纪录运动得以以运动的方式形成。
这是应该提醒大家的。
我个人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崛起的开端。
如果从1979年就开始,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纪录片,我们很少再做大型的集体性的创作,而是强调个人性,强调创作者的重要性,强调要摆脱作家预先写好的文本,我们这些新思维是从哪里来的?
从专题片来的吗?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新纪录运动是指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这种自下而上关注的视角,在1983年以前其实是看不到的。
大型专题片的拍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宏观的,是从中央电视台国家视角这样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从专题片到新纪录运动,两者之间是断裂的,无法衔接。
为什么中国新纪录运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以那种方式来确立自身?
为什么它会有一种关注底层的平民化的视角?
这都是新纪录运动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无视对这些大型专题片的反叛基础,以及这个基础对新纪录运动的塑造,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无法解释纪实主义美学原则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另外,如果我们把专题片的形式作为新纪录运动的开头,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再往前推,推到延安时期,推到纪录电影在中国的早期出现,为什么不推到那儿,而要从1979年开始?
我当然承认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新纪录运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最终体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今天由于电视栏目化和商业化的压力,很多人就回头来说,我们以前把纪录片定义得太狭窄,今天要用新的方法,要用虚构,用扮演等等,但这其实是另外的历史时空下发生的新故事,需要另外讨论。
我们现在谈到的专题片,国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专题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天所说的纪录片是中国二十年来的电视纪录片,是有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内涵的,是所谓的新纪录运动。
我们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一段历史,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二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
而在这段时期,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别是重要的,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我们将无法确定新纪录片运动的核心是什么。
有论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和纪录片的关系,认为文化热给纪录片提供了文化品格。
但其实当时知识界的文化热,和纪录片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倒是和专题片的关系密切。
当时有一大批文化界的人参与到电视的节目里来,制作了很多大型政论性的专题片和旅游风光片,
这些片子无一例外都是以文字文本为主体,这也是文化人参与的方式,形成了80年代早期中国电视的一大特点。
但是到了1984年、1985年以后,在《望长城》中,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美学元素开始确立。
这种新的美学元素与文化热并不相干,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国门打开,我们做出来的片子,不能再走宣传的老路,而是要走其它路径,这个路径在体制内往往是通过像国际部这样的部门来做的。
《望长城》是新纪录片在体制内得到确立的标志性存在。
但它的开始也是先请了几个作家,写了叫《东方老墙》的本子,只是后来的主创人员用类似于兵谏的方式集体推翻了它,以一种不计后果的勇敢精神确立了全新的拍摄理念,这就是纪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确立。
在体制内,纪实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美学原则而确立,是从《望长城》开始的,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跟康建宁做访谈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当年之所以要到宁夏西海固拍片,直接的一个推动力,是因为他认为八十年代文化热及西北风盛行,是打着西北风的口号,去做与西北人没有关系的事情,用他的话说是站在云端上探讨中国社会的问题。
出于一种义愤,他单枪匹马走向西海固。
所以,他是自觉地批判了当年文化热盛行时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社会进行讨论的浮夸之风,这种方法在他的纪录片里是作为一种对比和反动来完成的。
所以,他在《阴阳》里有一个很直接的动机,就是用自己的纪录片来回答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农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立场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我们区分专题片和纪录片。
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但是,纪录片和专题片的根本区分,并不在于它是否确立了纪实手法。
因为纪实主义手法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很多专题片和新闻评论类节目在采用纪实的手法,而我们当时是认为只有纪录片才能用的。
仅仅靠纪实的手法不能成为纪录片的本质指认。
纪录片和专题片可以在创作手法上毫无区分,它可以用访谈,也可以不用;
可以用直接电影的方法,也可以用真实电影的方法。
我不认为纪录片在创作手法上和专题片能有多大区别。
我现在认为,我们很多纪录片用隐藏摄影机的方法更加虚假。
实际上现在国外很多纪录片对访谈都很重视,因为第一线的访谈恰恰是纪录片真实性的保证。
这种区分首先在于什么是纪录。
如果说用镜头去拍就叫纪录,接下来的问题应该就是谁在记录,怎么样记录?
如果说纪录下来就是历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谁的历史、怎样的历史?
不回答这些问题,纪录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否则银行的监视器就成了最好的纪录。
专题片是国家电视台的行为,往往是国家电视台作为它的一种社会责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体现,是自上而下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
但是,纪录片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
我经常用一个比喻,主流意识形态是太阳,照在哪里哪里亮,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除了有太阳还需要有月亮、星星,需要有灯光,有探照灯。
纪录片的很大作用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开发,它使得一些非主流的人员、边缘的人群,他们的存在有可能进入历史。
如果没有纪录片对这些非主流人群的关注,他们可能会被历史所淹没。
所以新纪录运动把自己纪录的镜头投向这些原来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被关注的非主流人群,才使历史可能敞开,历史不被封闭,不是被某种权威化所垄断,才有可能开放,有可能具有民主意义。
我一直强调纪录片和一个社会民主意义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新纪录运动立场的转变。
这种立场的转变既是新纪录运动的确立,也是中国社会民主意义的存在。
新纪录运动的勃发以边缘人群作为它的主要题材,这既是一种生存策略,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实现,这是互相补充的。
而且我认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是要把它放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来考虑,要摆脱这种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
我们对当代中国纪录片的理解,应该是把它放在和主流意识形态互相补充和互相对话的基础之上。
今天的体制内部并不是死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各种丰富性和空间,体制内的很多纪录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意义。
所以,考察中国的纪录片,同时要看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相关互动的作用,这种作用确实是存在的。
论文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来自另外,也应该看到,大众传媒并不能解决所有纪录片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这一点。
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在大众传媒中争取纪录片的地位和发展。
如果我们把独立制作和大众传媒互相对立,对彼此都没有好处。
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互动的理解与对话的关系。
对于独立制作来说
,他们当然希望能被大众传媒所接受,但是大众传媒是否接受这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如果他们完全依附体制,那他们也就不需要独立制作的旗帜了,独立制作和大众传媒的这种摩擦和紧张关系,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我以为,应该强调纪录片的独立意义,如果让纪录片完全归顺于大众传媒,归顺于权威意识形态或者收视率,都会丧失掉纪录片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
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应该被提出来。
正是因为我们强调纪录片的民主意义,我们认为纪录片恰恰不是需要把自己的观点很强烈和煽动地表达出来。
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这个观念是权威的,当我传达一个观念的时候,我只是把这个观念展示出来,这意味着这个观念是需要观众一起进去反省的。
真理是开放的,是不能被垄断的。
垄断是真理的敌人,也是真实的敌人。
所以我们对纪录片的理解,更看重要的是纪录片对自我立场的反省。
建立在自我反省上的纪录片立场,现在被认为是重要的。
也正因此,我也不认为今天的纪录片能够像中央台新闻评论部的新闻类节目那样,有那么大的政治权力,可以一夜之间改变社会,或者说那么严重地影响社会。
我不认为纪录片有这样的特权和这样的能力。
它没有凌驾在任何人之上的权利,它所拥有的权利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拥有的,不比这多,也不应该比这少。
它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良知,建立在公民社会上的人的社会良知。
这是它获得力量的唯一来源,而不是借助特权,不管它是来自于大众传媒还是来自别的。
明确这一点,在今天其实已经非常重要了。
二,真实再现与纪录片的历史使命真实问题,一直与新纪录运动纠缠在一起,值得我们来回顾真实的观念和新纪录运动的关系。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真实是被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的,应该承认我们当时在理论上对真实的探讨做得并不深入,我们并没有深入探讨真实是如何建构起来,只是讨论到真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真实是通过纪实手法来保证的,真实是一种理想,有时候要像捍卫理想一样来捍卫真实。
但正是我们通过对真实的探讨,为纪录片在体制内的存在开辟了一个合法性的空间。
这是新纪录运动关于真实问题探讨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历史功能。
从此以后,体制内的新纪录运动在中国的电视栏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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