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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受党组织委派,她从上海回到吴江,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她带头走上街头,与同伴们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文艺节目,以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倪淑英无法返回上海,于是她留在吴江积极从事抗日后援工作,主动为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服务。
是年9月倪淑英来到当时的严墓区钮家汇担任校长。
在教书之余,她深入到当地的农民群众中,宣传抗日。
钮家汇小学当年的校舍。
11月,她和家人一道离开吴江向浙西撤退,年底到达湖南长沙,再赴汉口,那时汉口是大后方,倪淑英到汉口以后,找到了当时的老师地下党员罗琼。
民国27年春,1938年1月8日,倪淑英与家人拍下一张全家合影,随后填写《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职员登记表》,放弃了与家人共度春节的机会,与几位有志青年一起,离开长沙,北上汉口。
在罗琼的牵线下,1938年3、4月间,倪淑英一行取道西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倪淑英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年5月,她在宝塔山下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单身照。
进入陕北公安武装青年训练班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训练班为提高学员素质经常进行野外训练,据当时同学回忆,倪淑英是女生队长,精明能干,但眼睛近视三XX。
一次,过一小河,河上有一行“搭脚石”,还有一座小板桥。
指挥员说:
“男同志跳石头,女同志走桥”,女生抗议“为什么?
女同志就不能跳石头吗?
”指挥员连忙说:
“好,好,女同志自愿跳的也可以跳。
”一个,两个,第三个是倪淑英眼睛近视一下没看准,一只脚掉进河水,大家一阵笑。
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去陕西省栒邑县陕北公学分校,之后又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党委负责妇委工作。
在延安倪淑英与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印度尼西亚华侨、冀中公安局长张国坚结婚。
后来倪淑英安排到陕西枸邑县织田镇工作。
1939底,夫妇二人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她历任冀中公安局副主任秘书、机要秘书,晋察冀公安局主任秘书、机要党支部委员等职。
在1940年10月,24岁的倪淑英生下一名男孩,后寄养在河北定县的老乡家里。
1940年底,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3年秋,日军对晋察边区发动扫荡。
倪淑英怀孕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参加由9名同志组成的战斗小组,坚持在河北省阜平、涞源两县交界的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1943年9月中旬,倪淑英所在的战斗小组爬上海拔三千多米的神仙山最高峰,在神仙山一带与敌周旋了二十多天。
倪淑英拖着沉重的身子,但她从不吭一声不拖后腿。
10月12日,倪淑英和同志们正在涞源县桦木沟村宿营。
这个山村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是晋察冀边区较为安全的抗日根据地,驻有军区医疗队、休养所、抗大二分校、后勤仓库、边区银行等,还有边区政府。
而担任警卫的只有冀中军区22团的两个步兵连,由团长左叶亲自率领,掩护由600名伤病员组成的五个伤病连。
凌晨三四点钟,300多日本鬼子在内奸的带领下,伪装成牧羊人,摸黑窜进村来。
当哨兵发现时,情况已十分紧急。
倪淑英立即组织同志们烧毁机密文件和干部名册,沉着冷静地指挥大家翻过院墙撤退到后山。
然而后山已无退路,山下敌人正包围上来。
此时,倪淑英为掩护战友突围,她一面向敌人扔手榴弹,一面带领同志们突围,迂回了两三里路,撤到一条干河沟边上。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倪淑英的右手,她的警卫员杨志毅赶紧替她包扎伤口,催她快撤,由他们来掩护。
当时已近清晨,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倪淑英要战斗小组里受伤的战友和杨志毅快走,“要留个人好给机关报信。
”杨志毅不忍撤走,“我命令你撤!
”倪淑英用左手用力把杨志毅推下了山坡。
随后,她继续和留下的三位战友一道,坚守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阻击敌人,接连击毙了十几个鬼子。
这时日本鬼子调来机枪和小钢炮,向他们滥扫猛轰……。
战斗小组的五位战友安全转移了,村里的700多名战友和老乡顺利突围了,终因弹尽无援,于12日凌晨倪淑英与其他三位战友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桦木沟村惨案”。
战斗结束后,杨志毅等人奉命前来掩埋并安葬战友们。
他们在老乡家收购了几口薄棺材和一个衣柜,将战友们入殓安葬。
入殓前,杨志毅将倪淑英烈士脸上的血迹擦干净,还理了理她的军装,细心地数着,一、二、三……从头到前胸、再到后背共有七个弹孔,加上手上的一个,全身共有八个弹孔。
反扫荡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河北省阜平县石家寨为倪淑英等革命烈士召开追悼大会。
1956年国家颁发给倪淑英烈士证书,并—笔抚恤金。
倪淑英的父亲倪孟长先生把发给革命烈士倪淑英家属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家庭困难的烈士家属。
1992年,松陵镇城区改造,烈士故居也在拆迁范围内,倪淑英的二弟倪明将祖屋拆迁款全部捐给吴江中学作为“倪淑英奖学基金”。
2016年初,倪淑英的二弟倪明的儿子倪冈将他父亲留下的现金和遗产,全部捐赠给苏州学士中心小学作为“倪淑英奖教基金”。
而今倪淑英烈士任教过的吴中区学士中心小学(原新阊小学)校园内立有一尊烈士的半身塑像,供师生瞻仰,学校号召师生向倪淑英老师学习。
在倪淑英烈士的家乡松陵镇,她的名字有多少人知道?
科学院院士刘建康
刘建康(1917~2017),是我国著名鱼类学家,淡水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江苏吴江松陵镇人,可是鱼米之乡的吴江人对刘建康知道多少呢?
1917年9月1日,刘建康出生在松陵镇垂虹桥畔的航前街。
他的父亲刘振奇在上海外国洋行任文职人员,给他起了个名字为刘家骧(xiang),骧是骏马昂首飞奔之意,这是刘振奇对儿子的期望。
刘建康出生三天后,由母亲陶漱六带到上海住所,刘振奇工薪丰厚,刘家生活比较富足。
刘建康6岁那年即1922年春天,进入上海毓贤小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
一天放学,他和同学相伴回家,同学见两个身材高大的洋孩子很好奇多看了几眼,岂不知洋孩子竟打了同学好几介耳光,嘴里还不停地辱骂。
国家贫穷,政府无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受洋人欺凌,这深深地伤了刘建康幼小的心。
刘建康从小在租界里长大,后来又上了很长时间的教会学堂,从小接触英语环境,英语基础很好但国文却一点也不好,父亲对他的学业成绩和品德修养要求很严格,为此给他请来中文老师在家中补课。
刘建康从小喜欢上动物课,初中时喜欢生物课上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并自己参与采集。
他特别喜欢小学老师教唱的《青蛙歌》,在工作后还专门买关于青蛙的书,到晚年还参加青少年保护青蛙的活动。
刘建康在家里爱玩各种玩具,特别是父亲买回来的新玩具,他对玩具的构造充满好奇,往往新买的玩具很快便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次父亲买了一只上了发条便会蹦蹦跳跳的玩具青蛙,他玩着玩着竟拿工具将它拆开,最后又意外地被他还原装好,上了发条还会跳。
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居苏州,考入苏州中学初中部,到了初中他开始迷上无线电收音机,花很多时间去弄磁铁、线圈等等零件。
刘建康在初中因为生病辍学一段时间里,在家里成天摸索无线电,还自己装成了矿石机、单管收音机甚至电子管二管、三管收音机。
父母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把他的名字改为刘建康。
初中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在高中读书时,每到周末总是独自骑自行车从苏州顺着公路到松陵航前街看望祖母。
1934年,18岁的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
东吴大学的教育理念,生物系的徐荫祺、刘承钊、陆近仁等教授既搞科研又教书育人,使他深受教益。
1935年,学校生物系决定到上海举办一个纯属科普性的淡水生物展览会,活动由刘承钊教授负责,教授把大二学生刘建康选为助手之一。
展会期间参观的人很多,参观者对鱼类很感兴趣提出的问题也最多,而刘建康对鱼却知之甚少,使他非常尴尬。
展会结束在回苏州的路上,刘建康忍不住向老师说“我很想研究鱼。
”1936年,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到东吴大学作讲座,刘建康知道后早早在教室等候,讲座结束刘承钊教授让刘建康留下来,和他一起陪同伍献文教授吃晚饭。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知名教授,刘建康既兴奋又紧张。
吃饭时,刘承钊向伍献文介绍说:
“伍先生,这可是我很优秀的弟子啊,他就是前不久我给您提过的那个一心想从事鱼类研究的学生,今天特地让他来陪您聊聊。
”这次陪吃饭成为他和伍献文的第一次相识。
伍献文给他推荐一些书目,其中有诺尔曼的《鱼类的博物学》的英文原著、Copeia杂志和BashfordDean编著的英文书ABibliographyofFishes(《鱼的文献》)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部分师生被迫经浙江省湖州迁到四川成都,后并入华西协和大学。
刘建康在战乱中读完了大学。
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鲤鱼的骨骼系统》,从此和鱼类研究正式结下了缘。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教授推荐,1939年刘建康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成了伍献文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曾充当李约瑟来华活动的翻译并译李氏《战时中国之科学》。
当时,研究所所在的重庆北碚镇,生活十分困难,想吃鱼但又买不到,于是师生们晚上打着手电筒到农田中去捉鳝鱼。
在捉鳝鱼的时候,刘建康想:
如果采用人工养殖,就可以让大家吃上更多的鳝鱼。
于是,他挖了一个鱼池,并从市场上买来一些大鳝鱼放进池中。
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没有生殖;
第二年,情况仍然如此。
“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
”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看,发现全为雄性。
“怪了,为何是这样呢?
”他从市场上义买了数百条小鳝鱼,宰杀后发现:
小鳝鱼全是雌的。
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
鳝鱼刚生下时全是雌性,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受到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
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
文章开头便说:
“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对只有30岁的刘建康真是极大的鼓舞。
从那时起刘建康坚定了一生为鱼、为鱼类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介绍,1946年1月刘建康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就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和N.J.贝锐尔,1947年秋天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他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
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M.罗士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研究员。
钱勃斯和罗士对刘建康的才干极为赏识,多次劝其留在美国,并说刘建康的未婚妻也可到美国进行研究工作。
刘建康谢绝了他们的劝留,明确表示他的科研事业应在自已的祖国。
1949年2月,刘建康克服重重困难,坐海轮回到上海。
他的行李中只有一些重要的鱼类学文献和一台英文打字机,没有一件时尚的家用物品。
刘建康归国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刘建康任该所研究员,在研究所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
1951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
其间编著10万字的《鱼》一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购买飞机大炮。
1954年秋,水生物研究所迁到武汉,刘建康继续任研究员,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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