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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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阶段的中日经贸交往过程,以1972年中日复交为分界线,可分为民间交往时期和“政府主导、官民并举”时期。
中日复交前,两国的经贸交往关系主要是民间层次上的,但政府在民间交往过程中也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国经济交往关系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贸易,而且贸易额较小。
1950年的中日贸易额为0.58亿美元,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4%。
此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巴黎统筹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禁运,中日贸易额出现了连年下降的趋势。
1952年,中日贸易总额下降为0.15亿美元,仅为1950年贸易额的25.7%。
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1952年《日华和平条约》的签订,使得此后直至1972年中日复交前,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限于民间层面的贸易往来。
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中日贸易历经了四次贸易协议、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几个阶段。
1953~1958年,中日之间曾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议。
通过民间贸易协议的缔结,中日民间贸易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1953~1956年,中日贸易呈逐年上升趋势,1953年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20.9%。
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到了50年代的最高值1.51亿美元。
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贸易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1958年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更使得包括中日贸易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一度全面中断。
中日贸易中断后,被废除的契约额在出口方面约为0.44亿美元,进口方面约为0.53亿美元,合计0.97亿美元。
当时中日关系的全面断绝,不仅对中日贸易影响严重,而且对中日两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从日本方面看,尤其是钢铁、化学制品等对中国依赖性强的产业出现了工厂经营艰难、工人失业等不景气的现象,中国的大豆、盐、煤炭、铁矿石及农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直至复交前,在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包括LT贸易[2]和MT贸易[3])两种贸易形式下,中日经贸关系呈现出了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1967年和1968年略有下降)。
1960年,中日贸易额为0.23亿美元。
随着复交的临近,中日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到1971年,中日贸易额已增至9.01亿美元,约为1950年的15倍、1960年的39倍。
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使两国经济界迫切希望两国政府能早日复交,以解除中日经贸关系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拓宽两国经贸交往的渠道。
1972年中日复交后,中日经济交往由民间贸易阶段转向了“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
1972~1978年,在中日政治环境好转及《中日贸易协议》的签订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中日经济交往出现了巨大发展。
中日贸易额由1972年的10.38亿美元迅速增至1978年的48.23亿美元,增幅高达465%。
在技术贸易方面,1972~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了37项成套设备,其中的35项成套设备价值10.29亿美元;
另外的两项设备,价值700亿日元。
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当时的“四化”建设事业。
在1978年之前的20多年中,中日经贸关系仅局限于单纯的贸易交往,贸易额也很小。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那样的成果实属不易。
特别是在两国复交之前的艰苦岁月中,我国老一辈领导人、日本友好人士、民间友好经济团体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中日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四次民间贸易协议的缔结以及渔业协议的缔结,都是以民间经济团体为主体进行的,而每项协议的缔结基本都强调要在民间协议的基础上推动和努力促使双方政府间贸易的最终实现,因此该阶段民间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民促官”。
进入60年代后,照顾贸易、友好贸易以及备忘录贸易的展开,尤其是互设常驻机构的实现和日本民间经济团体和企业界对“政经不分离原则”的接受,使得两国的贸易关系具有以民间为主、政府给予某些支持的性质。
因此,60年代中日贸易往来的关系可以说是“半官半民”。
70年代以后,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官民并举”时期。
在制度框架方面,复交前通过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两次渔业协议、钢铁长期易货协议、友好贸易议定书、备忘录贸易协议等的缔结,使得在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情况下的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协议可依,对于出现的经贸问题也有了解决的途径。
中日复交后,两国的经贸交往开始由民间交往时期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政府的作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经过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一套影响此后近30年的经贸交往机制。
[4]
(二)后30年的发展与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此后,我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经贸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中日经贸交往机制也从“政府主导、官民并举”逐渐走向市场主导的轨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日经贸合作也逐步融入其中。
两国经济合作领域逐渐由以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扩大到技术贸易、直接投资、资金合作、能源合作等领域。
30年来的中日经贸关系中,也曾出现一些波折,如中国的成套设备停建问题、中日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对华投资的摩擦问题、东芝机械事件、日方对中国实行农产品设限等,但这些问题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都得到了较为顺利的解决。
1.双边贸易的发展
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日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
1978年中日贸易额为48.2亿美元,到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到1991年又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28.09亿美元。
[5]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2006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07年又达到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达到2667.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0%。
其中中国对日出口1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提高2.4个百分点;
中国自日进口15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增速回落3.3个百分点。
日本继续居欧盟、美国之后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008年,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日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7.3%。
受金融危机影响,日美贸易下降幅度较大,日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从2007年的16.1%降至2008年的13.9%,与中日贸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8年,日本对美出口占日出口总额比重为17.6%,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达到16.0%,两者差距仅为1.6个百分点。
若不出意外,中国将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从垂直分工模式逐渐向水平分工模式转化。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虽然在增加,但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制成品、刚性产品居多;
机电产品也在上升,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弹性产品较少。
另外,中日双边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中间产品。
这说明我国仍处于生产中心地位,尚未像美国那样成为日本的最终消费市场,而且在整个贸易活动中,只是在加工、生产或组装环节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赚取一些相对低廉的人工费用。
第二,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
从技术转移的领域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以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居多,90年代后期开始扩展到汽车、IT等领域。
第三,在中日之间的贸易中,公司内贸易和转出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近60%的贸易额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近46%返销日本或出口欧美等国际市场。
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但占有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的日本是更大的赢家。
2.相互投资的发展
中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截至2008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41162个,实际到位金额653.8亿美元。
[6]统计显示,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然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1~5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15%。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三次高峰期:
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特区的投资;
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投资波及整个沿海一带;
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目前处于回落期。
三次投资高潮各有不同特点:
第一次高潮投资规模不大,增速也比较缓慢;
第二次高潮投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
第三次投资高潮期间不仅投资额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营方式上看,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
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向生产之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市场获得型投资”。
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总量并不大,但近年来有一定增长。
投资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1月,北京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
这不仅是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开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海外开办的第一家合资经营公司。
此后,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随着中日经贸的不断发展开始逐渐增多,但直到1999年,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主要以办事机构为主,投资规模不大。
1999年以来,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许多企业乘此东风开始扩大对日直接投资,逐步扭转过去日本对华的单向投资局面。
截至2008年底,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2.7亿美元(不含金融类),投资涉及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其中服务业和商业仍是主要领域。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投资额也很小,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仍保持稳定发展,总额为3000多万美元,特别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
3.日本对华经济援助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包括对华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所占比例最大,约占91.6%,无偿资金援助约占4.2%,技术合作金额约占4.2%。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承诺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以此拉开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序幕。
截至2007年12月,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3165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
我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98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
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日本对华ODA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提供的ODA一方面支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增进了国民感情;
另一方面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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