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为何释放蒋介石 谁是关键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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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像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临时仓促决定的,而是早就有所计划。
但当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学良有过不顾杨虎城反对而独自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因为蒋介石夫妇的反对而放弃。
不同之二:
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和周恩来进行了达成合作的会谈
一般史书都是记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会谈了,都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和蒋介石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
而这两份日记则都指出周恩来在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
据宋子文日记,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
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
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
(一)停止剿共;
(二)容共抗日;
(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
“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
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
蒋介石日记也记载了这次会谈,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
“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周恩来则回答:
“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
”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
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
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
正是在这次成功会谈的当天下午,蒋介石被释放而离开西安。
不同之三:
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
据蒋介石日记,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
子文属(同“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
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
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
“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
”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蒋介石日记还指出,蒋介石临行前特召杨虎城前来训话。
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
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
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
这很值得注意,“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
这很耐人寻味。
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
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
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
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
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
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
“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
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
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
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2.如何看待杨虎城陪送蒋介石去机场?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
“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
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
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
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
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儿失误了?
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
“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3.周恩来为何追到机场?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要送走蒋介石。
据孙铭九回忆:
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后,“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
‘快走!
快走!
我们去飞机场。
’”(《“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
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
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
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
“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
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
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
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4.怎么看待西安事变的重要知情者端纳直言是周恩来解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
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中说:
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
端纳还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
”([美国]《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
可见,这些有关资料和台湾所披露的两份日记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其中的线索。
事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态度
既然历史如此,为何长期没有为人所知?
这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事后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
“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指出:
“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
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
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
“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
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
”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
“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
更饶有趣味的是,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
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言下之意,不辩自明。
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我党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
“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即使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很慎重。
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
“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
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
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
”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
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
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依据前文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
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他曾有过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后来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成功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才释放了蒋介石;
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关键性帮助,说服了杨虎城,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赶往机场劝阻为时已晚。
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处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已逝世,国共两党也因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是有裨益的。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西安事变:
周恩来率团亲往调节力挽狂澜
2010年12月14日来源:
《学习时报》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中共代表团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采访了老领导曾三、叶子龙、童小鹏同志,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亲历细节。
现将当年的采访材料整理发表,与大家共享。
一声春雷保安惊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说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主张,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北一个古老的小镇,名曰“保安”。
红军来了以后,保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在保安炮楼石壁上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整夜亮着。
他刚刚看完文件,正在沉思。
这时,机要科长叶子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报告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了,刘鼎同志刚发来电报。
”叶子龙说完将电报递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浑身充满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
警卫员贺清华照例来给他倒水。
毛泽东说:
“贺清华!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赶快把这封电报送到张闻天同志那里去,请他召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开会。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惊醒了保安镇酣睡的人们。
曾三听到这个喜讯后,坐在灯下翻阅文件,时看时停,像在思索着什么。
曾三是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到中央苏区,并参加了长征。
经过了紧张的研究和磋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马上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同时,决定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
为了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方面发展,中共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并准备开往关中一带,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挑衅,以促进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
“恩来此行任重道远”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之外,随同前去的还有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等人。
次日凌晨,鹅毛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那高山,那树木,那窑洞,那田地,全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
不到八时,在周恩来的窑洞前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少人是赶来送行的。
周恩来、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邱南章等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秦邦宪、叶剑英从外地直接去西安),由一支红军骑兵队担任护送任务。
一匹匹战马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很快在漫天风雪里拉成一条线,向着远方奔去。
毛泽东和朱德仍站在原地,一直盯着这支远去的人马渐渐消失了,他们才离去。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朱德说:
“恩来此行,任重道远啊!
延安受阻绕道而行
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那时是肤施县城。
这时城内的西北军已经撤走,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防着。
从蓝家坪到延安飞机场,如果从延安城内通过,只有三四里路程,所以当晚代表团就派张子华等人进城找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经交涉,高仍拒绝中共代表团进城。
这样,只好绕道而行。
清早,雪停了,但天气仍然阴沉沉的,寒风刺骨。
代表团的队伍踏上了清凉山的小路,向着延安的南部方向走去。
这一段山路又陡又滑,人们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
代表团由城外西山绕到城南的杜甫川,由杜甫川到了二十里堡,又由二十里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机场。
中共代表团到达机场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已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小时。
当时全国有专机的只有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
机场上,一位穿着校官军服、风度不凡的青年军官,正在焦急地张望着。
当他看到大队人马到来时,立即迎上前去。
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派来专程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刘鼎。
刘鼎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3月,他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让刘鼎随同他到肤施(延安),参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5人。
会谈后张、周两人都很满意,都非常钦佩对方,有相见恨晚之感。
会谈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驻东北军代表。
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这次在机场,刘鼎见了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有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
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
由于飞机座位有限,所以周恩来指定邓发、李克农、罗瑞卿、杜里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等人随他登机,其他吴德峰、曾三等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秦邦宪、叶剑英时再去。
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天上还飘着雪花。
古城西安一片沸腾
张、杨“兵谏”的消息,迅速传遍古城。
整个西安沸腾了。
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成群结队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行动!
”“拥护‘八项主张’!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
这时西安古城,笼罩着一派战争气氛,南京政府多数人估计蒋介石没有生还的希望,亲日派跃跃欲试,西安局势处于一种紧张动荡之中。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陕北赶来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西安机场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了。
刘鼎先安排周恩来等人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休息。
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
来到西安,要接触各界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但在七贤庄一号却找不到一把剪子和剃刀。
正在着急之时,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涂作潮家中有,于是刘鼎便陪着周恩来坐车到涂作潮家中去,才把胡须剃掉。
刘鼎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安排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重逢格外高兴,当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了胡须,就非常惊奇地问:
“哟,你的美髯呢?
”周恩来答道:
“刚刚剃掉了。
”张学良说:
“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当晚张学良在公馆的中楼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和随行人员。
宴会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中共代表团的内部分工是:
周恩来自己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
叶剑英主要负责军事工作;
秦邦宪则侧重党组织内部工作以及群众工作;
李克农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统管代表团内部的事务工作。
“三位一体”力挽狂澜
在第二天(12月18日),周恩来就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
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
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
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
第二天“三位一体”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了谈判。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
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请出去。
蒋介石的顾问、美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
但蒋介石却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秦邦宪等在张公馆东楼上谈话,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
于是他急速赶往机场,但到达时早已机去人渺。
周恩来叹息说:
“唉!
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
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由于我代表团执行了党的正确方针,经过努力终于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
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到南京,就囚禁了张学良,随之又迫害了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西安红军联络处
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有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开设的牙科诊所,它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为了解决陕北红军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奇缺的问题,上级指示各地党的地下人员都要秘密购买各种药品和卫生器材。
为能将这些分散的医药物资集中起来转送到陕北苏区,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和收货人。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是最理想的接收和转运地点。
但收货人呢?
依靠公开的朋友不行,会使对方受到牵连并遭到敌人的破坏。
最妥当的办法,是组织自己的秘密机关。
几经磋商,最后确定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给刘鼎的德国朋友海伯特作为掩护人。
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希特勒驱逐出境。
后受德国共产党的派遣到中国的上海帮助我地下党工作。
当他听史沫特莱讲要他为陕北苏区转运医药物资进行掩护,非常高兴,当场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刘鼎就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七贤庄一号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作为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
他从上海请来的海伯特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着治牙的器械和药品。
对外又称是张学良的牙医,也给国民党官员和官太太们看牙。
东厅则是一个烈士的遗孀作为“二房东”住在那里,负责接待党的地下来往人员。
后院则全部是联络站办公及秘密客人住宿的地方。
于是,1936年夏天,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就在西安市的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了。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由这家牙科诊所作掩护,接收和运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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