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于炳然智斗戴笠 戴笠不敢用又不敢杀中共地下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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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被选为中语组书记,领导着“反帝大同盟”等多个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春,张学良出访欧洲。
5月,到达罗马。
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
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
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
三、如想收复,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张学良的亲笔回信。
对方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
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
对第二个问题,张学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
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
国仇家仇,誓死必报。
”对第三个问题,他说:
“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说:
“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
7月下旬,张学良到了伦敦,于炳然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
两天后,张学良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共进晚餐。
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只有陈洪海和张学良的两个儿子。
餐后,张学良说:
“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由北欧回来,即约于炳然面谈。
张学良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
张学良倾听后,说:
“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
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又约于炳然谈话。
他先说:
“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
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
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
”又说:
“据我了解,你确是个人才。
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
不过我并不怕你。
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帮助你学费。
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
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约于炳然会面。
几次长谈,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学良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留给他极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已办成。
于炳然把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二、蒋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于炳然来到了莫斯科,从事党的建设工作,并在出版社做编辑。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将接洽重要任务。
据此,党组织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
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
党的关系,是到上海寻找潘汉年。
1937年4月,于炳然到沪,才知道《真理报》上那则消息是误传。
他见到了潘汉年,后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结识的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芃生王说:
“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于炳然说:
“你开什么玩笑?
”王芃生说:
“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已经降日。
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
次日,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入一大会客室。
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面现微笑,与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发,说:
“请坐!
入座后,蒋介石问:
“你是黑龙江人?
”于炳然答:
“是的。
蒋接着问:
“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
“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
“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
”于炳然说:
“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
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蒋介石说:
“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
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
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
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
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好,我当尽力。
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蒋介石很重视德王反正。
为了让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会见。
载笠派孙殿英护送于炳然前往北平。
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军队正激战,炮火连天,无法前行,在当地滞留了二十多天。
无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见到了在北平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赵福海。
赵建议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张家口向德王转达于炳然此番的来意,必要时于炳然再去。
于炳然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
12月20日,二人回津,说已见到德王,晓以中华民族大义,分析了抗战前途,劝其反正。
德王表示:
反正,需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时。
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这时,南京已陷落,敌焰十分凶狂,的确不是使德王转向的好时机。
三、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
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
“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
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
“什么是普通朋友?
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
“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
我有事,我求你。
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
“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
“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
“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
“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
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
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
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
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
第四是很重义气。
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
他的结论是:
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
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
“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
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
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
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
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
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
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
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
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
“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当然不愿意。
“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
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
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
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
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
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
我可以给自己担保。
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
”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
最后勉强地说:
“请你考虑考虑吧。
四、获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
“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
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
“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
带什么人去?
”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
“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
“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
我可以代办。
”戴笠说:
“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
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
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
“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
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
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
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
五、批判陈伯达惨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
他可回到家里了,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
陈伯达此时是政研室主任。
于炳然发现,陈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正直同志——这实在有损于党的形象。
于是,他给任弼时写信,指出陈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料到,这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风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
于炳然发现该文歪曲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运动造成误导。
7月23日,《解放日报》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逐点分析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还不客气地指出陈的多处理论失误。
陈伯达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为自己辩护,最后几句话更是锋芒毕露:
“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下自己。
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
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
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
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
“‘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
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
“怎么能这样搞法呢?
‘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
一定要甄别。
”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
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
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
六、赴东北密说卫立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一天,卫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写:
“俊如兄如面:
分别数载,甚为思念。
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
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
在一个豪华餐室,他们先是一番叙旧。
饮酒中,于炳然问道:
“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
“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
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
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
“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
“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单刀直入:
“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四十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
“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月济南战役中守卫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于是笑问:
“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
“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
”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
卫立煌听了,双眉紧蹙,陷入思索。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某种程度上使卫立煌发生了变化。
蒋介石一次次严令他尽快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他并未从命。
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轰出家门。
他暗暗“消极避战”,这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于炳然此行,不负使命,为加速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
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
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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