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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的幸福效应
贸易自由化的幸福效应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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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冰(-),女,辽宁阜新人,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要素市场。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项目编号:
*****。
一、引言
普通人的幸福感、满意度是国家治理绩效的“晴雨表”,涉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幸福感的提升是衡量民生改善程度的重要指标。
自从所谓的“Easterlin悖论”()[]提出以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被广泛研究,部分学者支持其“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度正相关[]。
田国强和杨立岩()[]认为存在社会收入的临界值,当低于该临界值时,增加收入会提高幸福感,而当超过临界值,增加收入会降低总体幸福感。
Easterlinetal.()[]也修正了“Easterlin悖论”,其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与幸福感是正相关的,而在长期,幸福感不能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得到提升。
那么进一步讨论,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贸易开放是否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贸易开放与幸福感关系的经验研究没有统一的结论,且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研究上。
Tsai()[]利用跨国数据实证发现经济开放会提升幸福感;Khunetal.()[]利用跨国的个体调查数据发现:
具有较低水平贸易限制的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并且这种效应取决于个体和国家的相对人力资本禀赋,其研究支持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S)定理的相对结论;Hessami()[]利用欧盟国的数据发现:
全球化与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也有学者发现贸易开放对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
DiTellaandMacCulloch()[]认为贸易开放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DluhoschandHorgos()[]利用不同的贸易开放指标和跨国个体调查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度(作为贸易价值的选择权)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贸易流量(贸易依存度)仅对低收入国家的个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于中国贸易开放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还相对匮乏,且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XinandSmyth()[]、马汴京和蔡海静()[]分别利用年和年的中国个体微观数据得到相反的结论,前者认为贸易开放越高的地区,居民幸福感越低,而后者得出贸易开放可通过改善民生等相关渠道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蒲德祥()[]在研究改革開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利用年的个体微观数据,从制度和贸易两方面入手研究居民的幸福感,其发现对外贸易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以上研究仅利用单一年份的横截面数据很难反映居民动态幸福变化,且时间相对久远;另外,贸易开放指标多采用贸易依存度这一指标衡量,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且不能区分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我国新一轮开放的背景下,作为改革重要手段之一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能否改善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产品层面的关税和不同地区就业结构构建差异化的地区贸易自由化指标,并通过将其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①的中国部分微观数据匹配,选取WVS中中国部分年、年和年的数据组成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系统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以往采用贸易依存度衡量贸易自由化不同,本文实证中对贸易自由化衡量采用能够减弱内生性的计算方法,基于产品层面关税和不同地区初始经济行业空间分布差异计算地区层面的贸易自由化指标,且利用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扩大了样本代表性,获得了更精密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量[],使得文章的结论更为可靠。
()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地区差异影响。
近来相关研究认为由于一国内部地区间产业结构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成本与收益存在地区差异,不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收入与就业的地区差异影响上[-]。
本文在此基础上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地区差异影响,考察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引起地区福利分配的不均。
()系统地探究贸易自由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效应以及传导渠道,对于相关的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民生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二、理论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无论是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都得到大幅度的削减,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一方面,贸易自由化通常意味着出口机会的增加,进口产品价格下降[]。
出口机会的增加带来大量的工作岗位,尤其是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提升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征的进口贸易自由化引致进口品种类增多和进口品价格的下降,这会进一步促使国内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相比贸易自由化前,贸易自由化后相同的货币收入能够购买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得到提升,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但另外一方面,进口品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削减的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国内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表现为本国产品市场价格的下降,产品市场的价格下降会进一步传导到要素市场中,引起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损失或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居民的收入可能会下降。
与本文类似采用全国层面行业关税与地区层面就业结构相结合的方法衡量我国地区层面的贸易自由化指标的相关研究中,张明志等()[]的研究显示,我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引起了劳动力工资的下降,且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地区,微观居民的工资下降幅度越大。
Kovak()[]对巴西的相关研究也显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城市,当地劳动力工资下降得越多或者上升的幅度越小。
而大量文献表明,绝对收入或相对收入等收入因素的增加是幸福感提升的主要来源[],绝对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相对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居民的福利改善,有助于推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居民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相反的作用。
其中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贸易自由化通过对居民主观收入满意度的提升和对居民客观收入规模的降低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的大小,因此贸易自由化通过收入机制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引致的产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可能会提高居民的主观收入满意度,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报酬的下降可能会降低居民的客观收入规模,从而降低居民的幸福感,贸易自由化通过收入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的方向与大小取决于其对国内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除了收入因素外,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产品的多样性,开阔了本国居民的视野,可能在非物质上提升居民幸福感[]。
但物质生活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非物质的影响才会发生作用,人们首要关注的是自身收入水平的变动。
因此,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会通过个体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非收入因素三种途径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其中,相对收入、非收入因素提升居民幸福感,绝对收入抑制幸福感的提升。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一)模型设定与内生性讨论
为了检验贸易自由化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参考相关文献,本文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Happinessidt=αβTrtariffdt∑nj=ηjXidtγtσqεidt()
其中,Happinessidt为d省t时刻个体i的幸福感;Trtariffdt为d省t时刻由二分位细分行业加权的地区关税保护程度,关税保护程度下降越多说明该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Xidt为一系列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子女数量、健康状况、就业状况;γt为时间趋势的控制②;σq为区域不可观测因素的控制③;εidt是误差项。
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衡量,多采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的代理指标,这种方法衡量的贸易自由化指标只是数量上的变动,贸易依存度并不是政策变量,可能并不意味着更加开放的经济,且存在较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鑒Topalova()[]、周申和何冰()[]的计算方法计算地区层面的关税保护程度指标,地区关税保护程度变动越大说明该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具体指标构建如下文式()所示。
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差异主要来自全国层面行业关税的变动与不同地区初始年份就业结构的差异。
构建指标的主要思想是,虽然各地区面临统一的全国层面各细分行业关税或关税的变动,但是各地区在加入WTO初始年份年行业结构存在差异,表现在本文中的就业结构上,若某个地区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关税削减较多的行业,那么该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受贸易自由化影响就会更大。
由于本文中地区贸易自由化指标的构建方法,全国层面的行业关税的变动不会受某一特定地区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且本文样本时间的选择为-年,此阶段由于中国加入WTO的外生事件,关税变动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故认为本文构造的省级层面的贸易自由化指标不受地区层面宏观因素如收入水平的影响。
另外,宏、微观数据的结合,避免了双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一般认为地区关税保护程度不受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另外全国层面的行业关税不受某个地区经济政策的影响,利用地区初始行业结构作为全国层面行业关税的权重衡量的地区关税保护程度较好地控制了内生性。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WITS数据库和WVS数据库。
选取WVS数据库年、年和年三轮调查数据的中国部分,由于三轮调查的地区不尽相同,我们选择每次调查都出现的地区作为本文的样本地区④;相应年份的样本地区的关税保护程度指标由WITS数据库产品层面的关税数据计算得出,行业就业数据来自于《中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
本文的相关变量构造如下。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我们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
”这一问题来识别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回答该问题有四个选项,包括“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一点也不幸福”,每个选项按照-的顺序赋予不同的数值,本文利用减去调查值得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Happiness),那么代表受访者回答为“一点也不幸福”,代表受访者回答“非常幸福”。
主要解释变量:
地区关税保护程度(Trtariff)。
借鉴Topalova()[]、周申和何冰()[]的方法,利用产品层面的关税数据计算全国层面细分行业关税,进而利用各地区初始行业就业作为权重测算省级关税保护程度,测度公式如下:
Trtariffdt=∑jWorkerdj*tariffjt/TotalWorkerd()
其中,Workerdj表示省(市、自治区)初始年份各行业的就业人数;tariffjt为历年各细分行业关税水平,由HS位码历年进口关税数据计算而来⑤;TotalWorkerd为初始年份省(市、自治区)总体就业情况。
本文关于地区关税保护水平的计算,采用各地区可贸易行业(农业和工业行业)为权重计算,剔除与贸易自由化无关的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混淆影响。
并且利用全部行业为权重的tariffdt来做稳健性检验,这种构造方法下,地区关税保护水平受非贸易部门结构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与贸易自由化无关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混淆结果。
地区关税保护程度下降得越多,表示该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
为了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可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人口学特征变量:
()性别,利用、虚拟变量来表示性别状况,若为男性个体,则赋值为,若为女性个体,则赋值为。
()年龄,利用WVS数据库调查的年龄数据,为了考察年龄与居民幸福感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我们还引入年龄的平方项。
()婚姻状况,根据WVS调查,取、二值变量来表示婚姻状况,已婚为,未婚为。
()子女数量,WVS调查了生育状况,设置-的不同选项,代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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