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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仁爱”呢?
仁爱是伦理,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推爱,也就是由爱自己到爱我的家人、亲戚、朋友、乡亲等等,所以仁爱是很重亲情的,讲究忠义,可说是一种亲情文化。
典型的代表是关公崇拜,我们为什么崇拜关公呢?
这是因为关公是最讲哥们义气的,是最忠义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越来越深入古代的法律制度与行为方式之中。
本来法律是讲究平等的,中国的法家就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思想,但古代中国的法律讲究你是不是皇亲国戚、是不是曾有功于国家朝廷、是不是高官达贵,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以折罪的,所以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
另外,儒家提倡亲情,讲究父慈子孝,不强迫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伤害亲情,所以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
儒家思想这种自法律入手进行教化的做法,切切实实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与行为方式,使得中国人最重亲情。
就因为中国人最重亲情,所以中国人打嘴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相互“问候”对方的祖宗、父母、家人等等。
那么我再说说佛家与儒家。
佛家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的是“仁爱”,是一种亲人朋友间的爱,是一种较为有限的爱。
而佛家讲究的是“众生平等”,讲究的是对众生的博爱。
另外,儒家讲究的是“敬鬼神而远之”,而佛家当然是信佛敬神的。
佛家的轮回观念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前一段我住院碰到很多重病号与病号家属都在说一句话:
“这事怎么会轮到我身上”,他们的潜意识实际是在说:
我今世没做过什么坏事或我是一个很好的人,难道是我前世的因缘或者是前世作孽了吗?
我想这都是佛家的轮回转世学说对我们思想习惯的影响。
那么我们再谈谈道家,道家的根本《道德经》,这主要是一部哲学论著。
道家认为“无中生有”,他与佛家的区别在于佛家是讲究绝对的虚无,认为世上的任何事物不过是内心的产物;
而道家讲究的是相对的虚无,他所提倡的“无”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
道家之所以称客观规律为“无”,是因为客观规律不象客观事物一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道家提倡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要总是人为地去干扰事物的进程,提倡“无为”。
道家在治国上提倡“无为而治”,这种思想对西汉以后的统治者有很大影响,西汉前期正是因为依照无为而治的思想治理国家,才得以使西汉积攒国力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儒家与道家不相同的地方在于:
儒家是站在道德道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讲究“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讲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精神。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培养了一批批前赴后继、不成功便成仁精神的卫道士。
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是反儒的,但就其共产主义观念的捍卫上我觉得他更接近于儒家“不可为而强为之”精神的影响;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的观念更接近于道家。
佛家、道家、儒家学说对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文化风俗的建立都有重大影响,但相较起来更具有影响的还在于儒家学说。
下面我将重点谈谈儒家学说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刚才我谈到儒家学说是讲究“仁爱”的、讲究“忠义”的、讲究在处理判断问题之前将“亲情”放到最前面,这就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习惯。
比如我们在大街上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另外一个陌生人吵架,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先去辨别朋友的对错,而是先想到先帮了亲戚朋友再说。
所以传统的中国人面对亲情,眼里很大成分上是没有公正不公正、能力不能力、有用没有用、有效率没效率、原则不原则的。
许多外国人到了中国对中国人办事“讲面子”、“面子文化”很不理解,实际上这都是中国人重亲情的缘故。
当然,这也是中国人总是愿意花大量时间结交朋友,总是意图增强发展老乡、同学、战友、同事关系,这一“关系”文化的缘故所在。
讲到这里,我还要讲一个对中国人个性行为习惯有重大影响的国策,那也就是“爵禄取自于军功”。
什么是爵禄取自于军功呢?
所谓爵禄也就是爵位、俸禄,只有立了军功百姓才有当公务员的权利、国家会分配给你相应的土地宅院、爵位高的人有权力役使爵位低的人、爵位低的人见到爵位高的要毕恭毕敬、没爵位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要到有爵位的人家去参加义务劳动,这些权力、社会地位不会因你有钱没钱、有才能没才能、实际官职的高低而改变。
这项国策内容不断变化着地实施到宋代以前,使得中国人具有高度的尚武精神,给古代中国人传统中注入了血性,使得中原汉人变成了不可征服的民族。
这种既重亲情又有尚武血性的民族特性在近现代世界还存在吗?
实际上是存在的,这就是近现代的日本人。
中华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但日本接受的中华文化主要还是汉唐时期的中华文化,有人以“菊花与刀”比喻日本人的特性,实际上也就是说日本人那种既重礼节亲情又具有武士道精神的特性。
中国自三国西晋以来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代,当时的草原民族乘中国内部的动乱纷纷进入中原,对汉人大肆抢掠屠杀,激起了中原汉人强烈的反抗。
这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杀胡令”,当时中国出了一个人物叫冉闵,这个人作为被迫投降后赵的汉族将领,最终推翻了后赵建立了冉魏。
在冉闵执政三年中,胡人被杀被驱逐达几百万人。
不过,当时的中原汉人被胡人屠杀得差不多了,绝对人口数不及胡人,最后冉闵本人还是被鲜卑人所杀害。
中原胡汉间的相互屠杀又给了北方草原鲜卑族拓跋部以机会,拓跋部进入中原后鉴于前朝衰亡的教训,对汉人采取了民族融合的政策,这当然不是汉人融入鲜卑族而是鲜卑族融入汉族,这就是著名的北魏的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包括将北魏都城从接近草原的平城迁往中原的洛阳,然后鲜卑族人要改说汉语、穿汉服、鼓励鲜卑族人与汉人的通婚等等。
汉人是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这种思想造成了古代汉人只有“天下”的观念和承继中原正统的观念,而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
如果硬要说他们有国家民族观念的话,实际上他们自己、亲戚朋友、熟人、朋友就是国家民族,所以汉人至今仍有个特点:
出了门才想起家人、出了家才想起老乡、出了国才想起自己是中国人。
在汉人眼里只要有人待他好,那怕这个人是黑人、是金发碧眼的人,他都会主动跟他们站在一起,把他们当自己人,这是鲜卑人后来之所以能顺利融入汉族的原因。
我们从鲜卑族汉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及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个性,使得中国人对外民族有巨大的融合融化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儒家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血脉得以延续。
但是,要保障儒家文化对外民族的融合融化过程,仅有儒家文化是不行的,还要有血性、还要有尚武精神。
也就是说:
:
你对我好你尊重我,我就对你好我就尊重你;
如果你对我不好不尊重好,我拚死也不会屈从于你。
再加上汉唐时期汉人的亲情意识,由此才能保障儒家文化对外民族的融化融合作用。
宋朝以前中国的国策都是奉行重武,起码是文武并重的国策,而宋朝以后就开始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
宋朝武人的地位被刻意贬低,军人和军功的荣誉一去不复返,这就造成了宋以后的中国人血性的丧失。
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当年元朝灭南宋时,有一个元兵追着几十个汉人跑,然后命令这些汉人统统跪下,再将这些汉人一个一个杀死,最终没有一个汉人反抗。
可以说,自南宋以后汉人在汉唐时期的血性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南宋以后,元朝人在其统治区域实施民族等级制度,最高等民族是蒙古人、次等民族是西方的色目人、三等民族是中原北方的北人、最低等的民族就是南方的汉人了,汉人杀一个蒙古人当然是要偿命的,但一个蒙古人杀一个汉只用赔一只羊罢了。
这种民族歧视如果放到汉唐时期的中国人是绝对难以接受的,但此时的汉人由此仍被欺辱了很多年,直到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宋朝以后由于汉人缺乏血性的缘故,实际上不是汉人在融合融化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在融合融化汉。
特别是清朝开国初期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国策,逼使汉人许多的风俗习惯被迫向满族人转移,充分证明了在清朝汉人仍融合融化了汉人,只不过是现代的一些汉人过于夸大的臆想罢了。
中国古代史向来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往往是经济发展到高峰时期社会就走向末落、走向动乱。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古代专制体制难以解决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
贪欲膨胀、土地兼并、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不公平状况。
汉唐时期的中国古代本来有皇权、军事贵族、文官体制的相互制衡来缓解这一矛盾,但这又容易造成军阀的割据势力甚至军事贵族篡谋皇权的危险,这样才有了南宋等朝冤杀岳飞等事情的发生。
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提出“兴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企望把中国人归复到婴儿时期无知无欲的状态,彻底从精神意识上解决中国人随经济发展为私欲而不择手段的发展趋势。
但这种思想教化的结果是只影响了普通百姓,没有管住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使得南宋后的中国社会道德、逻辑不是归之于实践归之于事实求是,而是归之于权位的状态。
朱熹的思想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风俗影响极大,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层面以家族权贵为中心的宗法体制得以稳固,皇权专制也空前提高。
宋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学习不是出于好奇心、求知欲,不是为了探求真理甚至是学以致用,而只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获得权威的名声与地位。
南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内斗趋于激烈,互相看不起,妒贤嫉能之风盛行,相互之间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目的只是以所谓道学正统的地位谋取派别与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甚至由此而不顾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明亡以后,就有无数的专家学者痛定思痛后认为:
明朝毁于党争,由于党争象熊廷弼等忠心报国的栋梁就是这样被无端地陷害致死。
实际上这种状况在我们现今的中国仍然存在,比如地震可不可预测的问题,现在是不可预测派当政,那么地震的不可预测就成为无可置疑的定论了。
近代史中,中国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想扭转这一趋势。
刚开始留恋于儒文化的中国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中国人才真正潜下心来欲学习运用西方的民主体制。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表面上结束了专制体制,可中国人好象对所谓民主制度天然地不适应,最终这种民主体制在民国中后期演变为各地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加剧巩固了各地的军阀割据状况。
这时,才有中国人想到中国人的素质,想到改造中国社会。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呢?
当时中国社会是深爱儒家礼教思想影响,是一个宗法体制社会,这种宗法体制的稳固与加强主要在于宋朝、明朝、清朝。
世界近代史中,我们老是奇怪:
为什么日本人一学西方就强大,而中国人比日本人学西方还早,反倒总是强大不起来呢?
实际上,日本学的是中国汉唐时期的中国体制与文化,没有学宋明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关键是象朱熹理学的观念没有在日本社会形成主流,社会阶层也不存在那种宗法体制,所以日本能顺利吸收西方文化为已用。
宗法体制也就是从上至下的家天下,这种体制下民众的精神状态可以从鲁迅一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狂人日记》、《祝福》、《故乡》、《阿Q正传》、《孔乙已》等等,特别是《故乡》中鲁迅对小时伙伴闰土自小到大成长的描述,充分描述出中国旧社会宗法体制泯灭人性,普通中国人怎么从一个天真浪漫的孩童变成一个缺乏自尊自立精神的龌龊状态,当然靠这样的中国人是无法真正推进实施民主制度的。
我们看现在的墨西哥、菲律宾、印度等国家徒有西方的民主体制制度,但社会经济却又难以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社会层面仍然存在着与近代中国近似的社会等级体制,民主制度的实施推行最终在社会层面受到了阻碍。
中国的宗法体制在49年以后已经在社会层面被彻底铲除了,即使在台湾国民党通过土地赎买政策也完成了这一任务,为台湾顺利进入民主社会奠定了基础。
现代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任务。
由于核战争时代的来临,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靠过去战争统一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世界大战的结果对任何国家与民族都是得不偿失的,即使你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早在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集巴黎,探讨世界前途问题,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力批儒家思想,认为它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但为什么此时西方人反倒青睐于孔子的学说呢?
全球一体化既然靠战争是行不通的,只有靠文化。
西方文化尽管引领了世界近二百年的历史,但西方文化又肯定是完不成这一以文化促进全球一体化的任务。
这是因为西方基督教主体文化与犹太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一样,有强烈的使命感,都认为自己尊奉的是真主、真上帝,行的是天道,所以互不相容,具有很大的排它性。
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包括儒、释、道都是非常宽容的,佛家、道家都是讲究众生平等,特别适合现代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融化融合作用更适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我们中国人深爱儒家文化影响,讲究亲情而不分国籍种族,但要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对世界有融化融合作用,还需要对现代中国人重新注入血性。
但古汉唐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血性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由此只能制造现代暴民以及象日本二战时期一样的军事扩张主义。
现代民主提倡自由独立的思想,鼓励否定之否定的反权威过程,维护个人正当自由权力但又尊崇法制。
现代西方民主意识既讲求个人尊严的维护与给予,培养了国民自尊、自主、自立的精神,又通过相互商议妥协民主制度过程,避免了古汉唐时期中国人那种对血性追求的血腥性。
我觉得当我们能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意识,公民教育的普及实施,特别是中国人能够将公平民主意识置于儒家亲情意识之前的时候,中国人领导这个世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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